《大學與大師》──梁實秋憶清華 下午時光被浪費（四）
第四，中西教員待遇的巨大反差，亦使不諳世事的學生潛意識裡對中文教員產生輕視。如馮友蘭所言：「擔任中文和中國學問的課程的教師，以及比較低級的職員，都住中國式的房子。
學生們也輕視中文和中國學問的課程，上課時搞小動作，不聽教師講課。聞一多告訴我說，他那一班有一次上中文課，先生講《項羽本紀》，有個學生不用心聽講，這本來是常事，可是這一次先生惱了，行使職權，罰這位同學出去。這個學生不服處分，靠在牆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惱怒，喝問：『你在哪裡幹什麼！』那位學生說：『我在這裡作壁上觀。』搞得先生啼笑皆非。」有時，教師被學生惹急了，便會用私塾的一套辦法予以懲戒，梁實秋曾憶及一事：「在中等科時，一位國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學生的手心，教務長來搶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這事情若發生在今天那還了得！」與梁氏回憶相似的還有一位做過縣太爺的中文教員，且帶兵打過土匪。「他知道學生輕視中文教員，因此動輒發威。學生送給他一個混號，叫『徐老虎』。他的教授法相當好，往往叫學生將作文拿回重寫一遍，要不失原意而儘量減少字數。其次在黑板上寫：『馬驚，踏犬斃之」，並解釋說，『馬驚得把犬踩死了』。他是江北人，一位南方同學說，『究竟是馬踩死了犬，還是犬踩死了馬？』這句話，使『徐老虎』大發虎威，將這位同學一直罵到下課。」
上述故事爲張忠紱的回憶，他所說的這位「徐老虎」，即徐鏡澄，此老除了脾氣大，學問與教學確實有他的獨到之處，晚年梁實秋對這位老師一直心存感激，樑說：「我懷念徐鏡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說廢話，少用虛字，句句要挺拔，這是我永遠奉爲圭臬的至理名言。」又說：「我回憶起來感覺最大遺憾者，是我在清華八年中，上午各種課程一律以英語講授，下午各種課則系國文等科，學生對於英語練習固然獲益不少，而下午各課之不被重視實在影響甚大。畢業成績中，上下午之成績並不平均計算，因此養成不注重國文之心理。如果有人譏評那時候的清華爲過分的洋化，我殊難置答。清華的國文教師不是沒有優秀的，我的一位老師徐鏡澄先生便是我終身不能忘的一位良師，他改國文卷子真有眼力，有熱心，雖然他上課的時候是流着清水鼻涕亂罵人。我並不想提出什麼中西文化的大問題，我只是覺得那幾年下午的時光被浪費掉，實在是太可惜。」
先生培植國文根底
從這段回憶看，梁實秋似乎屬於後知後覺者，直到許多年以後，才意識到年少時期的幼稚與「未能遠謀」的缺憾。但與梁氏同處一個大時代的清華學子中，亦有一些較早認識到老先生價值並努力向學的「好學生」，如一九二○級的劉師舜撰文回憶當年的學習生活時，不無感慨說：「中文部教師，名噪一時者，有馬季立、饒麓樵、陳曾壽、戴夢鬆、左霈諸先生。筆者曾受親炙之益者，有饒、戴、左諸師。饒師主講文學史，爲前清舉人，學問淵博，出口成章。每上課一小時，先口授二十五分鐘，然後寫黑板二十五分鐘，其所寫出者，完全根據其記憶，袖間無片紙隻字可供參考，而其所錄出者，輒爲層次分明之優美文章。蓋其學有專長，對我國文學，早已融會貫通，胸有成竹，故能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凡知饒師者，無不佩仰不置歎爲觀止。戴師授課時，講解明晰，無以復加，尤其對於小學異常注意。每於字之正俗寫法，析疑辨難無微不至。」
劉師舜所說的馬季立與饒麓樵等諸先生，在李濟回憶中亦曾提及，李說：這位來自廣東的馬先生自稱他早年教過後來成爲「中國的第一大名士」的梁啓超，並說梁啓超下筆快得很，樑做他學生的時候，「人家做八股，他可以做十六股」云云。到了清華學校時代，當然不再做八股而是做現代文了。李濟班上有一位姓謝的廣東同學文章做得很出色，馬先生說「給他一百分不夠，要給他一百二十分。」馬氏的幽默風趣，博得部分學生好感與好奇，李濟認爲「這是記憶裡很有趣的事」，並說以上諸位先生都是「很好的教授」。猶讓李濟難忘的是來自湖南的饒麓樵。李的印象與劉師舜記憶相似，饒先生上課，「不講話而只寫黑板，把所要講的話都寫在黑板上，兩個黑板寫完了差不多了就要下課了。
他叫每人選一部自己喜歡讀的書讀，例如先秦諸子，或者《史記》、《前漢書》、《後漢書》等。……我寫的筆記、寫的心得，這位饒先生相當欣賞，常常給我很好的分數和批評。在未進清華以前，在北京五城中學還有一位福建來的國文老師林琴南先生也教過我。我的國文根底就是由這幾位先生培植起來的。」
李濟所言大體不差，雖然他後來沒有走文學創作與研究之路，而從事考古人類學事業，但從李氏主持撰寫的考古發掘報告，以及相關的考古學術論文來看，國學根柢深厚，確有《史記》遺風餘韻，尤其晚年撰寫的考古學論着《安陽》一書，其樸實、老到的文筆和流暢的語言，堪比一部優美的文學作品。（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