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士元：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民族文化
【大家】
學人小傳
單士元，1907年出生，1998年去世。北京人。著名清史專家、檔案學家和古建築學家。1924年到故宮博物館工作，1962年至1984年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此後至去世任故宮博物院顧問。
主持成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室、古建部、修繕隊等研究保護機構，發表《整理清代實錄記》《論中國建築史研究領域》《檔案名稱淵源》等論文，撰有《故宮史話》《我在故宮七十年》等著作。
他，作爲學者，承北京大學名師學問之衣鉢，得營造學社巨匠精神之真諦，博覽羣籍，潛心明清文獻與建築歷史研究，是我國提倡文獻檔案目錄學的第一人，一生著錄頗豐。
他，作爲領導者，於1956年扛起故宮古建築保護的大旗，建立設計隊伍和匠師體系，形成了故宮研究、設計、修繕一體化的科學模式，是當之無愧的故宮古建築保護奠基人。
他，作爲保護者，年過古稀時，依然馳騁在全國文物保護戰線上，被譽爲“國寶衛士”“紫禁干城”“鴻才碩彥”，與羅哲文、鄭孝燮並稱爲中國“古建築保護的三駕馬車”。
他，就是單士元，著名明清史、檔案學專家和古建築學家。他出身布衣，矢志於學，進入故宮工作比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間還早10個月，供職紫禁城74年，終身未辦理退休，將一生全部獻給文獻研究和古建築保護事業。他歷任故宮博物院古建管理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故宮博物院顧問，還擔任過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中國檔案學會顧問、中國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會長，我們都尊稱他爲單老。
單老離開我們已經22年了，在紫禁城建成600年之際，重溫他的學術之路和保護之路，體會何爲真正的故宮人，對於反思當今遺產保護工作和思想的得失具有非常之意義。
名師引路
以學術爲公器
1907年12月，單士元生於北京什剎海畔南官坊口衚衕內的一戶普通人家。他自幼家貧，歷盡滄桑，一生見過大清的龍旗，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藥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由於在青年時期就受教於學識淵博的史學大師和古建築保護專家，在大儒巨匠們的言傳身教下，單士元文史專業基礎紮實，對歷史與文化的認知均有不同常人的見解，理想和情懷亦如鴻鵠之高遠。
單士元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了早年的基礎教育。1922年，他就讀於蔡元培校長創辦的北大平民夜校，由於勤奮好學、成績優秀，授課老師破格允許單士元在北大史學系旁聽。
1924年，單士元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這一年，溥儀被趕出皇宮，國民政府成立了專門點查故宮文物的清室善後委員會，爲宮禁開放做準備。18歲的單士元以北京大學史學系學生身份，加入清室善後委員會，參加坤寧宮、交泰殿、弘德殿、昭仁殿、端凝殿以及御茶庫等處的文物點查事務。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由於單士元在北京大學史學系的研究課題爲“明清史及其檔案研究”，因此被分配在文獻部從事皇宮舊藏曆史檔案的整理工作。1929年2月，易培基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開始編輯出版與故宮業務有關的期刊、叢編及其他出版物。單士元參與編輯以發表院藏清代宮中檔案、內務府檔案、內閣大庫檔案和軍機處檔案爲主的定期刊物《史料旬刊》《掌故叢編》《文獻叢編》。
在北京大學和故宮博物院，單士元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學術領路人。在北京大學“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精神指引下，在陳垣、胡適、馬衡、沈兼士、朱希祖、孟森等諸多大家的言傳身教和薰陶下，單士元逐漸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他撰寫的畢業論文《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由清史專家朱希祖、孟森親自指導，金石學家馬衡評價這篇論文“可補《清史稿》之缺”；他的古建築歷史研究處女作《南三所考》，是在文獻檔案學家沈兼士的啓發和指導下完成的，彼時他纔剛剛年滿18歲；他重要的檔案學論文《清代檔案釋名發凡》則經過歷史學家和教育家陳垣的審正。
1924年到1956年，是單士元文獻研究的黃金時期，其最重要的文獻研究成果皆形成於這一時期。1933年，他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發表《明代營造史料》一文。1934年，出版《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1936年，發表《清代檔案釋名發凡》，針對當時清宮檔案數量過大、類別繁多、無從下手的狀況，提出建立檔案目錄學的設想，使檔案整理有了規範，也爲檔案學成爲獨立學科奠定了基礎，他也因此成爲我國提倡檔案目錄學的第一人。1937年出版《明代建築大事年表》，1938年完成《清代建築大事年表》的初稿（後因北平淪陷而出版擱置，2009年付梓），奠定了艱難歷史時期國內明清宮廷建築史研究的重要基礎。新中國成立後，他又陸續出版了《故宮史話》《小朝廷時代的溥儀》《故宮札記》《我在故宮七十年》等著作，是當之無愧的明清文獻研究的學術大家。
以後人的角度來看，單士元在文獻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除了得益於名師指導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與很多史學家一樣，刻苦學習、甘於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是他成爲大家的第一步。從1924年開始，單士元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故宮舊藏曆史檔案史料文獻，結合其在北大所學的研究方法，潛心博覽羣籍，進行明清檔案的研究，一干就是30年。
更重要的是，單士元受前輩薰陶，有“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主動把文獻資源與學界共享，促進交流，共同進步。20世紀30年代，單士元參與編輯《史料旬刊》《掌故叢編》《文獻叢編》，有後人評價這些刊物發表的文章不成體系，內容龐雜而零散。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爲那時大量的清宮舊藏檔案還從未向社會公開過，爲了將這些檔案及早向社會公佈，滿足看不到檔案原件的學者的研究需要，單士元和他的同人們沒有藏私，一邊整理、一邊發表，史料的及時公開極大地促進了當時明清歷史研究的進步和繁榮。這些期刊，至今仍是史學研究的重要資料。而單士元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連續發表明代營造史料時，明確地論述了公開史料的用意是供學界共同研究：“明代立國垂三百年，營造之事至繁，本社蒐集此類文獻，首重發表史料，俾與學者共同研究，但史料蒐集，求備綦難，故本社對於史料之發表，不期其備，雖片紙隻字，以早獲公開爲原則。”
家國情懷
以保護文化爲己任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與民族同聲相應、同命相依的生命自覺。這也充分體現在單士元的人生歷程之中。
在國學大家中，給單士元影響最大的當屬陳垣。陳垣作爲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曾因爲保護國寶而被軍閥逮捕。“七七事變”後，陳垣在大學講壇上宣講抗清不仕的顧炎武的《日知錄》、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鮚埼亭集》，以此勉勵學生愛國，顯示了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
單士元曾經說過，陳垣不畏強暴維護故宮博物院大業的時候，他即在陳垣左右，“陳垣師學問博大精深，在繽紛文物中，每見一事一物均對吾輩青年講解分析，使聆聽者昭昭而後已。於課堂之上、工作之中，回憶先生對我的教誨可謂尤多”。單士元以實際行動踐行了老師的教誨。
1938年末，日本侵略者曾想接收故宮，找到單士元，希望他成爲代理人。單士元的堅決拒絕讓日本憲兵隊惱羞成怒，準備抓他坐牢，逼其就範。提前得到消息的許寶蘅，迅速通知單士元中斷工作以避風頭。在單士元稱病期間，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只能以他在各高校授課的微薄收入，艱難度過了日僞統治時期。
單士元曾說，他這輩子所從事的研究，第一專業爲明清史檔案金石學，第二專業爲中國建築史。他回憶，“30年代初在我的研究生課程中，我選修了西洋史，教授講課有西洋建築時，引申其在國外感受說，外人認爲中國建築有獨到的風格，可惜的是中國人不懂本國建築，尚未有專業人員從事研究。這一席話對我觸動很大，作爲一名青年學子，在民族自尊心意識下，決心要在建築領域裡刻苦研究”。他曾對摯友羅哲文說，“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不僅有歷史文獻可考，而且有豐富的實物可證，文物古建築就是鐵證，是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這就是我爲之奮鬥的動力所在”。
在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驅動下，單士元潛心研究中國建築史和建築造型藝術、結構功能、工藝技術，先後發表《中國建築史擴大研究課題意見的商榷》、《朱啓鈐與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古代建築史初稿》（執筆宮殿衙署、明清故宮、壇廟建築和公共建築等章節）、《夯土技術淺談》、《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執筆琉璃磚瓦的製作技術部分）、《中國屋瓦的發展過程試探》、《東交民巷使館界和清代堂子重建》、《正陽門》、《天壇》、《明代皇陵之一顯陵》、《宮燈》等研究論著，成爲中國古建築保護理論形成的奠基人之一。
保護古建
以卓識續絕響
單士元在故宮從事古建築保護，與他在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的經歷密切相關。
中國營造學社由朱啓鈐先生創辦，是第一個研究中國傳統建築的學術團體。他們在艱苦惡劣的條件下，開展了長達15年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及文獻典籍研究整理，不僅搶救性地記錄瞭如今已經消失不見的諸多古建築實物，並且開啓了古建築文獻系統整理和研究的先河。主要工作主持人樑思成和劉敦楨，被譽爲古建築研究的“北樑南劉”，他們一個精通法式，構建中國文物保護理念和方法，一個擅長文獻檔案研究，將文獻學與古建築研究有機結合。1930年，單士元經許寶蘅介紹，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任文獻部編纂一職，參與四庫本與陶本《營造法式》的互校，完成了《營造法式》的校訂工作，在三位前輩的引領下，開始了中國古建築研究。
除了樑劉的薰陶之外，朱啓鈐高瞻遠矚的保護思想對單士元的影響也很大。朱桂老曾有感於當時中國古建築匠師凋零、傳統技藝無法傳承的狀況，提出對中國建築的研究應“依科學之眼光，做有系統之研究”，“溝通儒匠、研求營造學”，這成爲單士元建築遺產保護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新中國成立後，單士元將溝通儒匠、傳承工藝、構築歷史研究體系的思想，貫穿到了故宮古建築保護當中，成就了其“國寶衛士”的光輝一生。
新中國成立後，在戰火中倖存的故宮已滿目瘡痍，亟待修繕。而故宮博物院不僅沒有自己固定的維修隊伍，也沒有專職的研究保護人員。1956年，故宮開始組建自己的研究隊伍，經樑思成先生的特別推薦，單士元開始專職從事故宮古建築保護工作。
單士元在故宮的首要工作是保住已見頹敗的匠作體系。他曾說：“近年來熟練的有傳統工藝技術的哲匠日見其少，新起的匠人也缺乏學習的機會。今失不圖，傳統工藝師將絕響，包括製造磚瓦材料之工藝及質量。”1953年之前的故宮，雖有工程隊，但還是春季招工、冬季解散的木廠模式。單士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積極在社會上尋找手藝高超的工匠，到故宮博物院來傳授技藝，集中聘用了一大批技術嫺熟的優秀工匠師傅。在單士元的呼籲下，經文化部批准，故宮將工匠隊伍由臨時工改爲正式合同工，成立了工程隊。他又把超過退休年齡的“故宮十老”（木作、石作、彩畫作和瓦作方面技藝精湛的十位老師傅）挽留在故宮博物院擔任工作指導，按月付酬。
單士元也深知專業文物保護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培養一批有知識、重研究的保護人才是文物保護的前提。經他提議，故宮博物院專門成立了建築研究組。1956年，建築研究組又擴充爲建築研究室。1958年，正式成立古建管理部，由單士元兼主任，下轄工程隊、琉璃磚瓦廠等單位，逐步將研究部門和修繕部門整合到一起，形成了研究、保護、材料供應一體化的高效管理模式，爲儒匠溝通、協同保護創造了有利條件。
後輩人才的培養，要重視培訓學習，在實踐中鍛鍊隊伍也至關重要。穩定了工匠隊伍，建立了保護團隊，單士元提出“普遍提高，重點培養”的計劃。爲提高員工基礎理論和工藝水平，他從建築科學研究院聘請教授到故宮博物院講課，特別是利用施工淡季，有組織、有計劃地對年輕工匠進行系統培訓，陸續請來各主要工種的工匠師傅，到工程隊傳授技術和操作方法。同時，提倡拜師學藝模式，在古建築維修保護工程中，以老工匠帶新學徒，讓年輕一代工匠在實踐中迅速成長起來。
有了設計人員，有了工匠師傅，1956年開始，單士元作爲帶頭人，大膽帶領青年專業人員開展工作，先後主持了西北角樓落架大修（1957年竣工）、太和殿保養（1959年竣工）、午門修繕（1963年竣工）等重要工程。他和工匠師傅們一起研究設計方案和工藝技術，無論是西北角樓的修繕、還是太和殿的彩畫保護，都留下了儒匠溝通、協作保護的良好傳統。如在太和殿維修工程中，他不斷組織查閱文獻資料，請教經驗豐富的工匠技師，在太和殿、太和門除去了袁世凱稱帝時畫上的粗糙無章的外檐彩畫，考證文獻，重新恢復康熙三十六年的和璽彩畫。在太和殿外檐彩畫重繪的艱苦工作中，他多次攀上高高的腳手架，親自指點每道工序的要點。在他的領導下，太和殿建築宮廷制度的原貌得以完整恢復。
除了構建保護隊伍、開展保養維修工程外，單士元根據故宮古建築保護的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研究課題，與工程技術人員共同制定故宮維修保護規劃，提出“着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古建築維修保護十六字方針。實踐證明，這一方針符合此後出臺的《文物保護法》精神，至今仍然是維護故宮古建築的基本原則。
在故宮古建築的保護中，單士元清醒地認識到，人是古建築的根，進行系統的工藝研究是保護好古建築的關鍵。他曾說，“故宮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羣，建築結構、工程做法都是值得後世建築家們研究的實物”，因此，“研究建築史，不能僅僅側重歷史素材和實物調查而忽視建築理論的研究，只着重建築佈局和造型藝術的探討而不講工藝之學、工具之學，就無法全面解釋祖國建築的形成與發展，無法構成完整的中國建築史”。他認爲“我們今天研究祖國建築歷史與理論不將工藝技術包括在內，則理論似趨於空，歷史亦缺少其發展過程，這樣，也就不能反映祖國建築科學的整體性”。在主持故宮古建築保護的近30年間，他組織古建部的骨幹技術人員編寫出版《工程做法註釋》，將彩畫、磚雕等建築工藝列爲研究課題，進行重要彩畫的小樣繪製並製作故宮典型明代建築的木結構模型。同時，利用各種機會積極宣傳古建築傳統工藝技術的重要性。他不僅自己注重收集這方面的歷史文獻資料，而且還多方蒐羅人才，培養扶植中青年技術骨幹。他還籌劃着爲一些老工匠、老技師們拍攝影像，把活的“人間國寶”的珍貴資料保存下來。
就這樣，經過以單士元爲代表的故宮人的不懈努力，故宮古建築保護的設計和匠師隊伍在一座座宮室的保護修繕、工藝研究中培養出來了。後來，故宮這兩支隊伍不斷髮展壯大，到了20世紀70年代，古建管理部已有40餘人，工程隊則發展到400餘人，形成了故宮保護的人才梯隊，使故宮博物院成爲中國文物保護行業的翹楚，爲2008年明清官式古建築營造技藝列入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奠定了良好基礎。同時，對於古建築形制工藝、保護技術以及材料性能的研究也逐步開展，漸成體系，形成了故宮博物院良好的研究氛圍，並傳承至今。
守護終生
以故宮爲大學
單士元的一生都在爲保護紫禁城這一中華國寶、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而奮鬥，而且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初進故宮博物院，時任文獻館副館長的沈兼士就告訴他：“故宮處處有歷史，件件是文物。”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單士元在主持故宮古建築保護工作期間，反對大拆大改，反對“煥然一新”，強調在忠實於歷史、保護歷史的前提下保護建築，不能把故宮修成“新宮”。他總是說，“在關鍵問題上，應當多向有關專家請教，不能蠻幹。要知道文物毀了，就像水潑了，是收不回來的，這樣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子孫”。
不在一線工作後，只要在北京，單老每天都要到故宮走一走。每每在宮內溜達，但凡與故宮沾點邊的，不管是殘磚斷瓦，還是半扇舊櫃門、一件木窗花，也不管是已經被掃進垃圾堆了，還是準備要當柴火燒了的，單老都當寶貝，撿起來放進辦公室，等積攢多了，就交到古建部資料室去，叮囑說：“都有用，當文物留着，別當破爛！”他曾經拾到一張從馬神廟破舊天棚上拆下的高麗紙，並特地吟詩一首，題在紙上：“明代遺構留舊紙，有司不識視等閒。棄之不惜如掃葉，拾得片斷記因緣。”
1998年，單老因病住院，仍關心着故宮的工作，修改着研究資料。臨終前，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我要回故宮，那裡還有許多事沒辦完……”在他心裡，故宮就是他的家，是他的一切。他的一生在不斷地研究故宮、認識故宮和保護故宮，許多遠見卓識，超越了當時甚至當今古建築、文化界的許多人。他曾不斷呼籲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古代藝術館，使故宮博物院數十年來收集到的大量國寶珍藏得到更好的保護，更好地發揮作用，就是因爲他深刻地認知到“紫禁城建立了故宮博物院，但故宮博物院不等於紫禁城”，只有解決可移動文物的保管和展示與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矛盾，故宮的遺產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護。
正像羅哲文先生所說的那樣：“紫禁城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飽含着單老的深情厚愛，爲了保護紫禁城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單士元同志貢獻了畢生的心血。‘紫禁干城’當之無愧。”
關於什麼是故宮人，單老在《做一名故宮人意味着什麼》一文中飽含深情地說，“做一名真正的故宮人，僅僅有了大學文憑來院中工作，我認爲是不夠的，而是要從中國發展史及社會發展史上，對故宮博物院有高屋建瓴的認識才行”，“我從青年時期一邊工作在故宮，一邊讀書到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一步步走到今天已70年。我有幸70年未離開故宮這個大學校，並以爲至今尚未畢業……因此，不如說我是故宮紫禁城大學畢業的。我期望這所‘大學’可以滋養更多的人，發揮更大的作用”。
單老的一生告訴我們，真正的故宮人要有理想、有擔當、有規矩、有底線，耐得住寂寞，也能守得住清貧。他雖然戲稱自己是“三窮先生”（窮學生、窮職員、窮教授），而他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思想財富和知識財富博大而豐厚。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今天，我們回憶單老、致敬這位永遠的故宮人，就是希望單老這面鏡子的清亮之光能夠真正浸潤我們這些後輩的心田，照亮前行的道路。
（作者：狄雅靜，系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