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醫生診斷的病人 就是自己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示意圖/shutterstock)
即將攀上充滿希望的人生巔峰，死亡的陰影卻突然橫亙身前，一位三十七歲的天才神經外科醫師勇敢直視死亡，在所剩時間不多的急迫中，奮力一探生命的最根本價值。
二○一四年，三十六歲的卡拉尼提準備完成十年之久的神經外科醫師訓練，其研究還獲得美國神經外科學會最高研究獎，即將獲得史丹佛醫學院外科教授職位並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他的人生正邁向生命的高峰，卻被診斷出患有第四期肺癌。前一天他是醫生，還在治療瀕死的病人，第二天他變成病人，掙扎求生。他跟妻子原先設想的未來，就此完全蒸發。
在確診自己罹患末期疾病後，這位才華洋溢的年輕神經外科醫師從醫師、病人、兒子、伴侶與父親等不同身分，審視自己三十七年的生命歷程，思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面對未知與隨時可能降臨的人生終點，他寫道：
「我起碼已經瞭解，醫師的職責不是峻拒死亡，也不是使病人回覆舊有生命，而是敞開雙臂，擁抱生命已經分崩離析的病人及家屬，努力幫他們重新站起，去面對、去弄清楚他們本身存在的意義。」
卡拉尼提最後於二○一五年三月過世，留下這本深刻且令人感動的書。《當呼吸化爲空氣》飽含文學、醫學與哲學的省思，引領我們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與有限的生命。
【精彩書摘】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
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會試圖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着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在病房裡使用護士留給我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我完全按照受過的訓練，試圖找到什麼東西來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牀上。
露西靜靜地說，彷彿是念臺詞般：「你覺得，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她是我史丹佛的老同學。她有個姊妹在神經外科當實習醫師時，忽視了身體的徵兆，沒發現自己被惡性感染而猝逝。她守護我的健康，關切我有如母親。我抵達她的診間時，卻發現是另一位醫師在看診，原來我同學請了產假。
我穿着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臺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
我說：「當然，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爲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只是因爲背痛就做MRI，這樣太花錢了。
社會都在倡導，要降低醫療成本、減少不必要的檢驗。掃描造影的價值在於，看你想知道什麼，若想找出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在診療初期就要求用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X光的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這項檢查開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爲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只綿羊？
事實上，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正在大舉侵襲青壯年，患病人數不斷攀升。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本文摘自《當呼吸化爲空氣》/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
神經外科醫師和作家。
一九七七年出生，在亞利桑那州金曼長大，自史丹佛大學取得英語文學學士、碩士，與人類生物學學士。他在劍橋大學修習科學與醫學哲學，獲頒哲學碩士；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耶魯醫學院，成爲全國醫學榮譽協會（Alpha Omega Alpha）會員。他回到史丹佛，完成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與神經科學博士後研究，在研究期間榮獲美國神經外科學會最高研究獎。
二〇一五年三月去世，身旁陪伴他的除了雙親與兄弟，還有妻子露西以及甫出世的女兒凱迪。
《當呼吸化爲空氣》/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