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寫真】彭怡平／民族性格決定了不同的「民主自由」樣貌
▲法國已故前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圖／路透）
●彭怡平 Yi-ping PONG／臺大歷史系畢業，法國巴黎索爾邦大學造型藝術所電影電視系博士，專攻劇本、紀錄片拍攝與電影藝術的研究。通曉法、日、英、德、拉丁文。《風雅堂》藝術總監。着有十餘本攝影文學及藝術專書。多次應邀在國際舉辦個展。爲文化部、國藝會、臺北市文化局獎助藝術家。從事跨領域的藝術創作，兼具藝術家、攝影家、作家、策展人、紀錄片導演等多重身份。最新代表作《這纔是法國》
自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於2019年9月26日過世以來，坊間探討他的報導如雨後春筍，不僅因爲他是第一位結束法國左右共治的總統，也因爲他開創了很多的第一──第一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西方強權，也因拒絕對伊拉克發動戰爭而成爲阿拉伯世界最被喜愛的西方領袖；第一位將私人東方藝品收藏公諸於世的政治人物，卻因擔任巴黎市長期間挪用公款而被判有罪定讞，更因說出「英國的政治，就如它的食物一樣，不可信任。」導致英美兩國上從領導下至庶民，皆對他恨之入骨的法國總統。
席哈克的這句話，點出一直以來我們所忽略的隱而未顯的事實，那就是：我們總以爲，改變體制，或者換一個政府，就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然而，真正決定各民族命運的，往往是這個民族的性格 ，而不是他們的政府。（注一）因爲，無論是制度或者政府，均爲時代與其民族性格下的產物。也因爲如此，認定某一種制度就一定優於另一種制度，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的意義。
就制度本身而言，並沒有絕對的好壞；對這個民族在特定時刻有益的制度，對另一個民族而言，貿然實施卻可能是帶來極大的損害。比如，美國因實施民主制度而帶來高度的繁榮；同樣的一套制度運用到中南美洲，卻爲當地老百姓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比如阿根廷的培隆政權。因爲，任何一種制度的採用，都牽涉到民族性格與其文化特質的改造，這樣的民族性改造，往往需要動輒至少數百年以上的時間。
民主兩字於法英美大不相同
任何一套制度的落實，勢必都需要與該國民情風俗結合而產生必要的轉化，比如，「民主」對於拉丁民族而言，意謂着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個人意志和自主權，面對國家所代表的社會意志與其自主權，得學習服從。這也是爲什麼，法國的民主制乃由國家統籌、支配着一切，比如教育、醫療保險、失業救濟金與社會福利等，決定人民的生活風格。無分政治立場爲極左或者極右的激進派、社會主義者或者保皇派，一切黨派均以國家爲最終抉擇的依歸。
但在盎格魯薩克遜地區，如英國與美國，「民主」制度卻結合了本國的風土民情，轉而發展成爲個人意志的發展與其主張的伸張之後盾，除了公共政策、國防與外交以外，國家得服從個人意志，就連公共教育也無例外。由此來看，同爲民主政體的國家，民主政治的本質卻大相逕庭。法式民主造就了福利社會主義國家，英式美式民主則造成財富分配不均、資本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上的資本家掌控一切的自由市場社會。
若是缺少耐心，以暴力強行推動政改，就算勉強改變政府與制度的名稱，民族性卻依然故我。比如，孫文革命後建立的新中國了無新意，反而陷入數十年內戰的動盪。同樣的，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共和政體，也經歷了宗教與政治主張分歧、不同種族間因文化不同而互不信任，衍生出各省要求自治的分裂危機，若非法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堅守中央集權，共和體制的理想不但永遠難以有落實的一天，並且整個法蘭西共和國也會陷入內戰不斷的危機。
這也是爲什麼法國史學家艾聶斯‧拉維茲如此語重心長地寫出：「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它統治的成規。這些等待的時期，都是極爲動盪的。」
▲法國大革命。（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這也是爲什麼，法國大革命發生至今，雖然兩百三十年過去了，法國人至今仍在以各種角度來審視這場革命，回顧這場革命成形的社會條件。因爲，唯有正視革命並非僅是浪漫思想與英雄主義，才能真正看清楚一場革命帶來的，往往不是觀念、感情和習俗的真正改變，而是伴隨而來的無休無止的權力鬥爭。
注一：關於民族觀念對於各國發展的研究，請參見古斯塔夫‧勒龐所着的《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一書中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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