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萬斯：特朗普的最後一顆子彈
我們正在進入後全球化時代（post globalisation era）。
當TikTok、出海、美國選舉成爲刷屏關鍵詞之後，越來越多人需要一次“賽博下西洋”。
我們希望帶你穿越到地球另一邊，看見那裡的快樂、擔憂與憤怒。
在舊時的中國街邊，手藝人推着西洋鏡，孩子們圍着一個大箱子，花兩分錢可以看十張外國圖片。
而現在，我們想帶你用旁觀者的眼光，見證這個世界的千變萬化。
這是“西洋哈哈鏡”系列的第二篇報道，我們的聚光燈，打在了美國最具爭議的政治人物JD·萬斯身上。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題圖 | 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衆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裡，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如果用一句話描述2024年的美國大選，或許很多人的腦海裡都會浮現“笑聲與驚歎齊飛”。
不管是特朗普中槍的世紀名畫，還是拜登退選哈里斯接棒。曾經嚴肅的政治競賽，如今變成了深夜秀裡被調侃的段子。
在紅藍相間的人羣當中，有一個人的身影尤爲特殊。
他的自傳上過各大暢銷榜，他的人生經歷被網飛改編成電影，他是美國夢的代表。他口出狂言，在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盛行的美國，他成爲厭女代言人。
作家、梗王、政治新星、退役軍人——當JD·萬斯集齊了足夠多的身份標籤，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複雜的人物以及他帶來的政治風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我不是參議員，沒當過哪個州的州長，更沒擔任過內閣部長。我並沒有創立市值10億美元的公司，也沒建立改變世界的非營利組織。我僅有的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個舒適的家，還有兩隻可愛的狗。”
這是JD·萬斯在2016年爲《鄉下人的悲歌》開篇第一章寫下的話。
當時的他或許沒想到，8年後的自己不僅成了俄亥俄州參議員，還是副總統之位的候選人。
如果特朗普贏得今年的美國大選，那麼這個來自阿巴拉契亞山脈的“農村孩子”，將會是美國階層躍遷神話的第一人。
萬斯的家庭史，寫透了兩代美國普通人的夢起與夢碎。
二戰後，數百萬人從肯塔基州東部、西弗吉尼亞州、田納西州東部的山區遷往俄亥俄州南部、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北部、賓夕法尼亞州等地。撫養萬斯長大的外婆與外公，就是從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傑克遜小鎮，沿着那條著名的遷徙公路，來到俄亥俄州米德爾敦安置家業。
一時間，鐵鏽帶容納了衆多阿巴拉契亞移民，他們自稱爲“鄉下人”。
所謂的“鄉下人”概念，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在地域性上，他們是山區來到鐵鏽帶的移民；在民族性上，他們是蘇格蘭-愛爾蘭裔；在社會學意義上，他們是美國白人工人階級。
猜火車，藥物時代桂冠詩人歐文·威爾士描繪的蘇格蘭底層人
他們沒有大學文憑，貧窮就是他們的家庭傳統，萬斯的家鄉就是美國底層苦難的中心。
正如我國的東北老工業基地，萬斯的外公一直以鋼鐵廠爲榮，外公身上有一股類似我國東北工人的自豪感——
阿姆科鋼鐵公司就是他們的救世主，把他們從肯塔基州的山區託舉到了中產階級邊緣。以至於外公每次路過一輛老福特或雪佛蘭的時候，都會停下來驕傲地告訴小萬斯，這輛車的鋼材是阿姆科生產的。
外公剛退休那幾年，退休金不菲，手上還有阿姆科的股票，阿姆科公園是城裡最高檔的休閒去處，能進入私人公園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這意味着你的父輩（或祖輩）有着一份在當地頗受尊敬的工人階級工作。
直到後來，輝煌的引擎變成了落魄的鐵鏽。
日本的川崎併購了阿姆科，萬斯和他的小夥伴們才意識到真相：美國製造業在後全球化時代是如此的不景氣。要不是這次併購，外公的老東家、米德爾敦的門面企業，早就不復存在了，他們的日子會比現在更差。
《鄉巴佬希爾一家的幸福生活》
而支撐萬斯度過青少年時期的恩人，是他傾盡心血大書特書的外婆。一位真正的紅脖老太，女中豪傑。
來自大山的外婆，在12歲就差點開槍殺人，13歲就懷孕，跟着外公闖進了陌生的大城市。外公因爲酗酒大鬧的時候，外婆冷靜地把汽油澆到了丈夫身上，多虧當時11歲的女兒撲滅了大火，外公才僅僅是輕度燒傷。
連海軍陸戰隊的徵兵官都忍不住感嘆：部隊和萬斯外婆家比起來，簡直就是新兵蛋子。
萬斯與外婆
外婆和外公作爲保守的美國白人工人，對勤奮工作和美國夢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誠。
他們堅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實現“停車位+小花園”的夢想。他們死守的信念就是槍支、基督教信仰、愛國主義。
但美國夢欺騙了他們。
外婆外公和其他白人工人一起，被時代掃進了貧民區的垃圾堆。
對於美國底層人民來說，“居住隔離”的問題已是頑疾。簡單來講就是“貧富居住差距”。
就像美劇《無恥之徒》中描述的情況，富人居住在北部密歇根湖地區，那裡是別墅和豪車雲集的區域。而弗蘭克·加拉格一家這樣的底層窮人，扎堆在南區這個充滿毒品和槍支的老鼠窩裡。
萬斯所在的俄亥俄州米德爾敦也沒什麼不同。
以律師和醫生爲代表的有錢人住在特定的區域，那裡有維護良好的公園和寫字樓。而窮人居住的區域靠近鋼鐵公司，那裡最好的房子都被改造成了許多家混住的公寓房。這裡的窮人也分爲了黑人工人階級與最窮的底層白人。
隨着萬斯長大，他發現網球場的球線顏色越來越淡，最後變成了一塊雜草叢生的水泥地。市政府也不再修補球場上的裂縫，或是更換籃球場的籃網。連萬斯的自行車也在一週之內被偷了兩輛。
居住隔離帶來的不僅是市政基礎建設的差距，更是羣體精神素質面貌的落差。
當一個羣體充滿痛苦，對未來喪失信心的時候，他們會不自覺投入酒精、毒品和藥物的懷抱。萬斯曾經在一次播客中聊到，“在我長大的俄亥俄州巴特勒縣，因吸毒過量而死亡的人數實際上超過了自然死亡人數。”
萬斯與外婆
而萬斯吸毒的母親，就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創傷。
“在很多方面，我確實處於阿片類藥物氾濫的最底層，因爲我親眼目睹了它發生在我媽媽身上，當時它還沒有真正達到危機的程度。但在很多方面，她只是在應對導致人們開始尋找毒品的原因。”
美劇《成癮計量》詳細呈現了普渡製藥公司生產的奧施康定（OxyContin）如何毀掉了幾代美國人，萬斯的母親就是無數受害者之一。從最開始的止痛藥，發展到更大劑量的成癮藥物，最後是可卡因，終點是海洛因，這幾乎是大部分底層美國人的成癮路徑。
萬斯的母親毒癮發作後，在街上摔打、大喊大叫、在家門口被扭送上警車。在母親工作的醫院急診室，她不惜去偷病人的止痛藥物，甚至換上旱冰鞋在醫院滑冰。最後，萬斯的母親吸上了海洛因。
小時候的萬斯對吸毒成癮的母親愛恨交加，長大後他逐漸理解了母親這代人的失落與憤怒。
《成癮計量》
萬斯的母親作爲阿巴拉契亞山區的二代移民，並沒有趕上阿姆科鋼鐵公司的榮光，反而面對的是一個工業不景氣的美國。她找不到父母當年的工作，又沉浸在不斷失敗的婚戀關係中，於是藥物與毒品變成了最容易得手的生活緩釋劑。
美劇中經常能看到的“互助會”，就是各式各樣癮君子的展覽。
萬斯對互助會上的一個男人印象很深，他聞起來就像是垃圾桶，頭髮亂蓬蓬，衣服髒兮兮。他抱怨自己因爲吸毒，沒有一個孩子願意和他說話，只能住在街上當流浪漢。他生存的唯一目標，就是上哪搞點錢，整一口海洛因。
這個男人的形象，和《無恥之徒》中酗酒成癮的弗蘭克完全吻合。他們或許曾經也擁有高等大學的學歷，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對美國夢放棄幻想，結束掙扎，躺平擺爛。
萬斯的母親
母親不斷更換的配偶們，也是導致萬斯性格缺陷的客觀因素。最頻繁的時候，母親帶着萬斯兩年內搬了四個家。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猜測，終其一生，他都在彌補自己童年缺失的“父愛”和“男子氣概”。
萬斯每次剛和一位繼父建立親密關係，就被迫輾轉到下一個繼父的屋檐下，萬斯將這種狀態形容爲“旋轉門一樣來了又去的父親形象”。“我特別恨的是，每當我開始喜歡上母親的男朋友時，他們就會從我的生活中一個接一個地消失。”
由於母親的成癮問題、喜怒無常、失敗的婚戀，這些矛盾讓萬斯和母親的關係尤爲複雜。
有一次，萬斯和母親起了爭執，正在開車的母親揚言要撞車同歸於盡，12歲的萬斯驚恐萬分，闖入陌生人家求救，最終引來了警察。
爲了不讓警察把母親帶走，爲了不讓母親因爲這件事坐牢，爲了自己不被送往寄養家庭，萬斯只好對警察撒謊，稱母親並沒有打罵自己。
如果你是熟悉《無恥之徒》的觀衆，應該非常瞭解美國的兒童保護制度。
對於加拉格一家而言，一旦被相關部門發現未成年兒童沒有合法監護人，孩子就會被送到指定的寄養機構，一家子兄弟姐妹就會被政府拆散。爲了不讓弟弟妹妹們被送入寄養家庭，長姐菲奧娜拼盡全力才爭取到了全家孩子的監護權利。畢竟，貧民區的父母們不是吸毒就是酗酒，或是死了。
小萬斯之所以撒謊，和加拉格家的孩子沒什麼不同，因爲一旦唯一法定監護人坐牢，他作爲未成年人便沒有權利選擇和外婆生活，而是會被強制送進寄養家庭。
“這些兒童福利機構忽視了這些對這些孩子的生活真正重要的親屬關係網。這就是我小時候發現的事情之一，兒童福利工作者並沒有給我機會去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而這正是我想要的。”
《無恥之徒》
當萬斯在創作這本自傳的時候，還保留着一些精英視角的反思與洞察，並不像現在的他那麼激進與憤怒。
其中，有他對自身所在階層的冷眼旁觀與恨鐵不成鋼。
貧窮的另一面，是不思進取的底層美國白人，和“奪走工作機會的萬惡的中國人”。
他目睹了無數寄生在美國福利制度上的“蛆蟲”們，從不工作，卻能活得瀟灑自如，甚至他們還會嘲笑努力勤奮工作的人，這一切讓萬斯充滿憤怒——
他厭惡福利制度，因爲空手套白狼顛覆了祖輩遵守一生的信仰，即勞動實現夢想。
更有他變成精英之後，對和自己出身相同的鄉下人的悲憫。
那些被困在貧民區的窮人，是結構性不公的犧牲品。因爲有錢人總有他們的辦法逃離，窮苦人被留在耗子洞裡惶惶不可終日。
精英們高高在上地教導窮人，你們應當運動，應當健康，應當積極向上。但事實上，一切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建立在經濟基礎上。
萬斯在雜貨店做收銀員的經歷，讓他變成了社會學研究員，深度置身於美國巨大的階級分化之中。
他發現窮人才會買嬰幼兒奶粉，因爲富人傾向於用母乳餵養孩子。窮人更傾向於買罐頭和冷凍食品，而富人更傾向於買新鮮果蔬。雜貨店老闆只允許開着凱迪拉克的富人使用賒賬單，而窮人從來沒有這種特權，他們唯一能用的只有打折食品券。這也導致了貧富羣體之間巨大的壽命差異。
在2016年，《鄉下人的悲歌》有一條振聾發聵的標籤，叫做“一本書讀懂是誰把特朗普擡進了白宮”。
而這本書放在當下，同樣能解釋萬斯走向競選講臺的路。
紐約時報記者Patrick Healy在特朗普提名萬斯爲競選搭檔的幾個小時後，穿過共和黨大會大廳，來到俄亥俄州代表團所在的位置。他當面和這些支持萬斯的人交談，收穫了這些聲音。
一個人說：“對於像萬斯這樣的阿巴拉契亞山區居民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他們都是努力工作、爲自己的城鎮感到自豪的普通人。”
一個人迅速掏出了她的iPhone相冊，照片中萬斯和她父親舉着女兒製作的橫幅，上面寫着“驕傲的阿巴拉契亞人”。
甚至有人將他類比爲鄉下人的奧巴馬：“他是我們的巴拉克·奧巴馬。他聰明又直率，他很年輕，而且這個人一點也不虛僞。”
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萬斯流利的口才、恰到好處的年紀和精彩的演講能力，對於保守派選民來說眼前一亮：他們終於找到了新希望。
當我們對萬斯這個人感到困惑的時候，那些在底層掙扎的藍領工人階級，正在爲他振臂高呼。
在《鄉下人的悲歌》問世之前，萬斯就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
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本書本來就是寫給左派精英們看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在巨大的階級陌生感中懷抱愧疚之情。
而他在俄亥俄州的鐵鏽帶故事，在精英雲集的耶魯大學變成了“另一種奇觀”。
萬斯是爲數不多的公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本科學歷，對於身邊的常春藤畢業生而言實屬罕見。如果不是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經歷加分，他或許根本沒有進入耶魯的資格。在老家，身邊的鄰居和朋友和萬斯一樣，大多參加過戰爭。而在耶魯大學，萬斯變成了唯一有過戰場經歷的珍稀動物。
在萬斯看來無聊的底層生活，變成了精英們茶餘飯後的新奇故事會。
他們從未見過父母沒上過大學、在俄亥俄州長大、最後還能走進耶魯的年輕人。於是，“紅脖區”出身的萬斯，在精英藍區變成了萬里挑一的存在。
這種珍稀感，並沒有讓萬斯感到快樂。從他的字裡行間能感受到，一個說着南方口音的鄉間小子最終來到上流階級的不適感。
在《鄉下人的悲歌》改編電影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年輕的萬斯穿着西裝坐在耶魯大學的酒會上，他緊張忐忑，渾身都不舒服，總是擔心自己出錯，飯桌上的歡聲笑語讓他焦慮。這讓人想起了《泰坦尼克號》傑克參加的那次上流晚宴，只不過萬斯更謹慎，更焦慮，也更想抓住向上的機會。
他似乎總是有一種與精英社會格格不入的不適感。而這種局外人的心態，最早是由外婆植入到他內心的。
外婆雖是典型的“紅脖”老太太，卻喜歡看高爾夫球這種精英運動。原因很簡單，局外人泰格·伍茲撼動了富人的比賽。
一個細節是，當伍茲獲勝之後，另一位運動員開了一個非常種族主義的玩笑，說冠軍晚宴應該吃炸雞和西瓜（典型的黑人食物）。那一刻，萬斯猛然意識到，炸雞和西瓜幾乎是他們族人的文化食物。原來真正劃分階級的不是膚色，而是貧富。
“我的祖母卻非常憤怒。她說，那些混蛋永遠不會讓我們這樣的人成爲他們的一員。她覺得他們都看不起外來的黑人和外來的貧窮白人。”
就像華盛頓的遊戲也不屬於俄亥俄州的老百姓一樣。真正隱秘高端的酒會，本就不會對外發售門票。
萬斯的前半生環繞在一種“鄉下人被嘲笑”的氛圍中。第一次上高爾夫球課的時候，萬斯穿着一雙閃亮的皮鞋就去了，他以爲這就是富人打高爾夫該穿的鞋。
萬斯的照片被掛在耶魯大學的校友牆上
即便來到了全國最頂尖的耶魯大學法學院，這種巨大的自卑依然籠罩着萬斯。從他的自傳裡，能讀到許多看似自嘲，實則自卑的細節。
在耶魯大學的酒會上，他分不清白蘇維翁（sauvignon blanc）和霞多麗（chardonnay），於是只好點了一杯霞多麗，只因爲後者的發音更容易。他喝不明白聖培露氣泡水，還以爲水變質了，差點喊來服務員。他不知道正式晚宴的刀叉怎麼用，要向他的妻子烏莎打電話求救。
輕舟已過萬重山後，萬斯仍然清楚記得這些讓他感到尷尬的瞬間。
在大學，他勤工儉學，缺乏睡眠，酗酒，吃垃圾快餐，一度累到患上了單核細胞增多症。他描述的大學畫面，像極了《無恥之徒》裡的利普（Lip）求學，那是劇中爲數不多從芝加哥南區考入麻省理工的男孩。
他們都是從貧民窟考入常春藤的窮小子，面對鉅額大學貸款和繁重的課業壓力，只能壓縮自己的睡眠時間，瘋狂地打工賺學費。對於他們而言，比起身體的折損，更恐怖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一切，一不小心就從手心滑落。他們害怕自己最終會像貧民窟的家人或鄰居一樣，吸毒、酗酒、坐牢、流落街頭。
在電視劇裡，麻省理工的學生們個個是家裡有信託基金的富二代，人手一臺最新的蘋果電腦，而利普只能用最原始的紙筆寫筆記，無數人都爲了這一幕感到心酸。
人們看着利普穿梭在操蛋的家務事、打工的飯館後廚、學校的階梯教室之間，在貧富差距面前毫無還手之力，一步步被社會現實擊入深淵。而這就是底層孩子撞上的第一塊玻璃天花板：即便成績優異，也不一定支付得起高昂的大學學費。
利普和萬斯幾乎就是一組完美的映照。只不過在闖蕩上流階層的過程中，前者失敗沉淪，後者真的成功了。
《無恥之徒》
萬斯當然嘗試過融入常春藤精英的話語體系中。
幽默的是，在2016年，萬斯還是一位堅定的反川派，號稱“永不特朗普”。
當時他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著名文章《大衆的鴉片》，痛批特朗普是美國人民的海洛因，讓人民沉浸在美好的幻覺裡。有消息稱，他曾經私下和朋友稱特朗普爲“美國的希特勒”。
他的妻子、耶魯同窗烏莎·萬斯 (Usha Vance)就是印度裔移民，在聖地亞哥長大，截至2014年，烏莎都是民主黨人。和萬斯的童年創傷比起來，烏莎的家庭幸福得像虛擬世界。
在耶魯和精英的圈子裡，他終於發現，有錢人不僅僅是有錢而已，他們還霸佔了更奢侈的東西：健康、時尚、幸福、先進的生活方式。
萬斯和外婆曾經最愛的鄉村餐廳，對於有錢人來說跟直飲地溝油差不多——這種殘酷的對比對一個出身底層的年輕人的打擊，或許比我們想象得還要影響深遠。
顯然，左派精英讓他失望了，無論學會多少政治術語，也無法改變老家人的處境。他不再相信那套“努力就能創造美好”的童話敘事。
萬斯的立場轉變，就是美國權力的遊戲中最幽默巧妙的一環。
他的穿搭風格就是一個微小的窺鏡。
在加入特朗普陣營之前，萬斯的穿搭向硅谷大佬靠攏。休閒的定製夾克與牛仔褲，開領正裝襯衫，讓他整個人展示出精英書呆子的儒雅。當時他在硅谷從事風投，是保守派科技億萬富翁、PayPal創始人彼得·泰爾 (Peter Thiel)的門徒。
而現在的他，作爲特朗普的加強版複製人，穿搭風格也和特朗普無限接近，恨不得也把美國國旗穿在身上。
2018年的萬斯
現在的萬斯
主導這場變化的關鍵人物，據傳是特朗普的長子小特朗普。
2016年，小唐納德讀了萬斯的自傳並“爲之瘋狂”，開始瘋狂遊說自己的父親將這位保守派明星納入囊中。當萬斯與小特朗普成爲密友之後，他的政治道路也逐漸明晰。
2021年2月，萬斯踏入了特朗普的海湖莊園。當時，特朗普的案頭擺滿了萬斯曾經攻擊他的文章，特朗普甚至用髒話調侃萬斯：“你對我說過一些很難聽的話。”
隨後萬斯立刻向特朗普道歉。他告訴特朗普，他相信了媒體的謊言，很抱歉自己曾經犯了錯。
萬斯多次誠懇地表示，自己曾經被矇騙了，如今發現只有特朗普主義才能救美國。而特朗普也對萬斯好感倍增，他告訴朋友，萬斯是個聰明，英俊，擁有一雙“漂亮的藍眼睛”的男人。特朗普認爲萬斯在電視上表現很棒，在辯論中也非常出色。
不少媒體分析，特朗普最終選擇萬斯，是因爲萬斯在對抗現有機構和挑戰全球體系方面有着與他相同的激情與衝動。人們總會提拔和自己相似的人，想做年輕版自己的伯樂，這是一種親近效應。
而萬斯被推上副總統候選人的寶座，也是因爲他屢次公開表現出對特朗普的絕對忠誠。媒體調侃萬斯是“耶穌的使徒保羅”，一個狂熱的皈依者，他傳播特朗普主義福音比特朗普本人還要賣力。
當特朗普在曼哈頓刑事審判中被判有罪，萬斯是第一位出庭支持特朗普的副總統候選人。在特朗普被定罪後，他在各個媒體頻繁露面，對特朗普進行辯護，變成了特朗普陣營最有力的拳擊手。
特朗普與哈里斯辯論時，口不擇言的那句“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市吃掉了當地居民的寵物貓狗”，也是由萬斯團隊賣力宣傳的不真實信息。
辯論現場，哈里斯聽完特朗普的話之後露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萬斯目前最被人詬病的，就是他不顧青紅皁白也要維護特朗普。
在墮胎和女權問題上，他甚至比特朗普還要保守。他說的話越極端，就越能吸引與他同一陣營的人，讓他們成爲萬斯個人IP的鐵票倉。
也就是他風頭正盛的時候，他的言論逐漸抽象起來，走向了“厭女”和“種族主義”的極端。
在2021年萬斯與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的採訪片段中，萬斯抱怨說，這個國家是由民主黨人和企業寡頭統治的，他言辭激烈地形容她們是“沒有孩子的愛貓女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暗指的就是哈里斯。
“民主黨的整個未來都掌握在那些沒有孩子的人手裡，我們把國家交給那些實際上與國家沒有直接利益的人，這有什麼道理呢？”
這句著名的“childless cat lady”徹底掀翻了整個精英圈層的屋頂，萬斯因爲這些抽象言論，逐漸走向了“衆叛親離”的路口。
萬斯在耶魯大學的同窗索菲亞·尼爾森 (Sofia Nelson) 是一位變性人，曾經也是萬斯夫婦的密友。她回憶，萬斯兩口子在她接受變形手術時，還親自送過手工點心。但這段維持多年的友誼，隨着萬斯支持阿肯色州一項反對爲未成年人提供變性人治療的法案而結束。
萬斯的舍友麥克勞林，和他都是公立大學畢業的學生，曾經交往親密。如今老同學也諷刺起來萬斯的“立場轉變”：“他意識到，在政治上實現和發揮自己的憤怒的唯一方式，就是認同MAGA運動。”
爲萬斯自傳《鄉下人的悲歌》拍攝傳記電影的導演羅恩·霍華德也對萬斯的種種言論感到失望。導演回憶起拍攝電影的時候，萬斯似乎並不是一個對政治這麼感興趣的人。
更戲劇化的，是飾演萬斯外婆的演員格倫·克洛斯，如今也諷刺萬斯的“貓女言論”。老太太在自己的ins上發佈了一張抱着貓的照片，並配文：“如果有人批評養貓的女士，夏娃就會在他的牀上留下一個流血的老鼠頭！”
在戲裡最疼愛萬斯的外婆，在戲外也忍不住嗆聲。
但這還不是諷刺萬斯的高潮。
當特朗普與哈里斯的辯論結束之後，全美號召力最強的女人泰勒·斯威夫特女士終於表明了她的政治立場：她堅定地站在哈里斯和民主黨一邊。
最點睛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配圖，是一張懷抱貓咪的照片，並且在聲明的結尾落款處，將自己稱作“childless cat lady”。
畢業於耶魯法學院，本應和精英們坐在一起舉杯的萬斯，如今成爲了整個精英圈子調侃的笑料。
如果你想感受萬斯的複雜性，那麼你最好去看看他那些冷靜與激情並存的演講。
萬斯在2022年全國保守主義大會的著名演講《大學是敵人》就是一次完美的示例。
他尖銳地指出，如今的美國高校已經不再傳播真相，而是將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像鐵水一般澆鑄在年輕人的頭腦中。在萬斯看來，高校傳播的全是謊言與欺騙。
美國的教育系統變成了什麼樣子？萬斯在演講中進行了陳述——
“一篇報告建議，正在經歷性別焦慮的青少年，接受變性手術或荷爾蒙治療後，對我們的社會大有益處，那些接受治療的青少年，精神狀態得到提升，焦慮程度下降，自殺率下降......這項研究選取的基礎數據是荒謬的，但主流媒體和精英機構不斷傳播着這些信息，好似這是神聖福音一樣。誰反對這些信息，誰就是恐同的壞人。”
他回憶起2018年回到耶魯法學院演講時，發現母校變成了“極權主義”盛行的地方。如果你是一名保守傾向的學生，你在這裡會被排擠，被教授打低分，在學校無法立足。這就是高校所謂的言論自由。
他從底層視角出發，直接質疑了整個美國的教育系統和政治寡頭——老百姓含辛茹苦揹負着鉅額貸款，把孩子們送進了一個集中洗腦的大監獄。
“當一個底層孩子想要擁有中產生活，人們會告訴他去上大學，哪怕背上60、70、80，甚至200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因爲上大學才能過上好日子。那麼，到底是誰從中獲益了？我告訴你，是所謂的‘自由主義’。”
“大學要我們去追求所謂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但沒有人關心正常人的生活是否被這些進步主義搞砸。這就是我們身處的世界，而這個世界是由大學創造的。他們只關心虛假的文化戰爭，只關心身份政治和多元化，卻從不關心那些真正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的具體的人。”
“進步主義不是什麼關注少數族裔，不是什麼治癒我們的地球。進步主義其實是一種被寡頭使用的政治話語。一方面被用來愚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被用來堵住他們抱怨的嘴。”
“孩子們接受的教育告訴他們，美國是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邪惡國家。這個由我們的祖輩和父輩親手建設起來的國家，是一個糟糕透了的邪惡之地。”
他站在講臺上，身穿與特朗普相同的深藍色西裝，打着相同的紅色領帶，拉滿火力攻擊拜登，攻擊哈里斯，攻擊把美國的工作機會送給中國，把美國軍隊送到烏克蘭的自由派精英；攻擊那些讓通貨膨脹破壞經濟，那些讓移民涌入祖國母親腹地的民主黨人。
他的論點通俗易懂，直戳痛處。全球化只符合精英和上層階級自身的利益，而被騙的老百姓，是那些被遺忘在鐵鏽帶的、和他的祖父母共享命運的普通白人藍領。他的愛國主義也非常樸實：美國的資源被浪費在外人身上，而真正的美國公民的需求則被國家置之不理。
那些支持他的聲音說：我們終於等來了一個敢說真話的人。
正如這個世界，整個美國也在加速割裂，並且不會停下來。
萬斯身後是美國新右翼勢力（the New Right），也稱爲民族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新右翼試圖將特朗普執政期間開始的意識形態革命（包括民族主義、在移民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反對美國介入烏克蘭、反女權主義、公開懷疑自由民主原則）變得更激進。
萬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他將“保守派對精英自由文化的批判”與“民粹右翼對全球化經濟的批判”二者結合起來。萬斯經常用“文化戰爭就是階級戰爭”來概括自己的立場。
他猛烈批評自由主義和取消文化，讓那些飽受政治正確之苦的底層白人爲他歡呼吶喊：“民主黨曾經是這樣一個政黨，如果你有一個不喜歡的觀點，你可以反擊或批評它。而這個國家的極左派已經亂套了，如果你看到不好的事，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審查。這太荒謬了。”
這個從阿巴拉契亞山脈走到俄亥俄州，從俄亥俄州來到耶魯大學，從耶魯大學走向硅谷，又從硅谷爬上華盛頓的白男，似乎在內心構建着一個充滿舊日榮光的理想國，即便這個理想國聽起來有點“使女的故事”的味道——
在這裡，藍領工人永遠自豪，女人自願生下6個孩子，有吃不完的麪包和牛奶，每個家庭都幸福美滿，永遠不離婚，人人都信仰基督教，沒有南邊來的移民，也沒有毒品和針頭。
在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兩天後，萬斯在推特上寫下了那句他重複過許多次的名言。
“如果你的世界觀告訴你，女性成爲母親是一件壞事，但在《紐約時報》或高盛的格子間裡每週工作90個小時卻是一種自由解放，那你就被騙了。”
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這樣的言論是極端厭女的表現；但對另一羣人而言，這些話又變成了真理。
對於生活在鐵鏽帶的美國人來說，社會的意義從不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描繪的那樣。
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想象，由過去令人自豪的工業與生產力支撐着。它從來都不是“自由主義”“少數羣體”“全球化”“多元化”這些晦澀難懂的概念。
幸福是具體的，是軋鋼時的叮叮作響，是熔爐的煙霧嫋嫋。它們代表了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人們對於幸福的唯一真切想象。
就像中國農民愛土地，鐵鏽區紅脖深切地愛着工廠。
血與土是他們無法拋棄的傳承。當他們曾經憧憬的一切淪爲落伍狹隘的價值觀，就算再精英的說辭，也消弭不了他們淪爲被拋棄者的痛苦。
這一點，身爲其中一員的萬斯，比誰都懂。
如果左派真的認爲萬斯是洪水猛獸或跳樑小醜，那麼就應該拿出更具體通俗的話語去闡明綱領。對於那些在毒品與失業中沉默的底層來說，美麗、虛幻、形而上的政治詞彙，或許是一團毫無意義的空氣。
而他們滿腔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