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建章：通縮趨勢下，給有孩家庭發錢一舉兩得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圍繞生育、育幼、教育、住房、就業等提出13項具體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引發關注和熱議。這是繼2021年7月20日公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之後，國家在生育政策方面發佈的又一重大文件。
過去3年，各地在經濟支持、服務支持、時間支持、文化支持等方面出臺了多種生育支持措施。不過，這些政策分佈在不同級別的政府文件裡，內容也比較零散。
《若干措施》要求，各地要堅持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堅持和完善目標管理責任制，加強統籌協調，加大投入力度，精心組織實施。
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開三胎”，近年來我國生育政策一直在推進。從中央到地方，對生育支持越來越來重視。
這背後，是我國嚴重的人口問題。2022年和2023年中國人口連續兩年負增長，兩年的人口減少量超過了日本過去十多年持續減少的人口總量一半。
人口問題帶來的影響是長遠的，影響範圍也很廣。但就全球各國的經驗來看，在人口出生率下滑到一定階段後，要穩住乃至提升出生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就成爲一件必須做、且“宜早不宜遲”的事。
一直以來，作爲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樑建章更多以人口學者的身份公開發言。他是最早呼籲和推動人口政策改革的學者之一，也在企業推出過多項身體力行鼓勵生育的實踐。
早在2012年，他在《中國人太多了嗎？》中下了一個結論，“中國人可以多生”。4年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9年後，三孩政策落地。
2021年5月，解讀人口七普數據時樑建章曾極爲大膽地建議，生育1個孩子給予100萬元獎勵。兩個月後，四川攀枝花成爲全國第一個發放育兒補貼的城市。
2022年，中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同期，生育補貼、購房優惠、發展托育服務、允許非婚生子女落戶等一系列政策落地。在樑建章看來，這些政策也還只是開始。
關於近日的《若干措施》，我們專訪了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樑建章，以下爲採訪精編，細細品讀，希望對你有所啓發。
口 述：樑建章 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
採 訪：袁子昊 米麗萍
編 輯：袁子昊 米麗萍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一、通縮趨勢下，給有孩家庭發錢一舉兩得
問：前兩天的《若干措施》，不知您是否關注到了，對此您是如何看的？
樑建章：對於政策的發佈我還是要點讚的，儘管在具體的落實上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但是從它的理念、積極程度來看，都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
過去我們很少聽到在很宏觀的層面來講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就算講了，可能也只是寥寥幾句話，但現在出臺了一份幾千字的文件，變化是非常大的，這就代表了國家的一種重視程度。
並且你去看這份文件的內容，基本上我過往多次提倡的政策措施都覆蓋到了，很多比我提的要更細，甚至有些我沒有提到過的，文件裡面也包含了。
當然，一份文件綱領只是一個開始，裡面的每項政策真要落到實處，可能要幾萬字才能夠，但至少目標明確了。
問：在您看來，在當下這個節點，這份文件（《若干措施》）的價值和意義幾何？
樑建章：當下這個節點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國內面臨經濟通縮的挑戰，供給有餘、需求不足，正是需要發錢刺激的時候，並且這個錢要能發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裡，所以給有孩家庭發錢也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情。
這裡可以先看兩組數據：
從地理的橫向維度來看，與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的GDP佔比偏低。
觀察2012至2021年間主要國家的GDP需求結構，中國居民消費率只有38%，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8個百分點，投資率則高了19個百分點。與發展階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居民消費率低了9個百分點，投資率則高了11個百分點。
與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相比，中國消費低、投資高的特點更爲顯著。
從歷史的縱向維度來比較，1983年中國職工總工資佔GDP比重最高爲33.89%，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和居民消費支出水平佔GDP比重分別爲62.45%和52.01%。
到了2022年，職工總工資、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和居民總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分別爲24.02%、43.03%和28.62%。
爲什麼中國家庭的消費水平偏低？有以下幾點原因：
1.大量增發的貨幣主要流向了央企、國企和地方城投，而不是流向民企和居民手中，廣大的普通家庭沒有足夠的錢來消費；
2.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缺乏信心，擔心未來收入下降，而不敢大膽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居民預防性儲蓄大幅增加。
3.在國民收入的部門分配中，政府部門佔有過高比重的收入。
會看到現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表面上寬鬆，但只是把錢發給了企業而沒有發給家庭。但如果企業對於消費市場和人口趨勢持續悲觀，那麼企業就不會增加投入。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就是要把“真金白銀“給到家庭。
當然可能有人會擔心，給家庭發錢會不會引起通貨膨脹？這裡的前提條件，要看產能是否有餘以及就業是否充分。而當下的中國恰好處於供給足夠充足、就業潛力未完全釋放的階段，而通過刺激消費，剛好可以把閒置的產能和勞動力利用起來。
事實上，通過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解決當前經濟需求不足的問題正逐漸成爲社會各界的共識，並已經有大量相關的政策出臺，包括最近也推出的一些行業的消費券補貼，但是我覺得發放現金更容易操作，且不會偏向個別商品和行業。
並且更好的且更加公平的方式是發錢給育兒家庭，因爲育兒家庭承擔爲社會養育孩子的負擔，同時有助於改善中國現在面臨的嚴重少子化問題。
當下在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同時，中國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面臨下行壓力。2022年生育率只有1.05，僅相當於更替水平的一半。從2017至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已經連續七年下降。
根據全國人口第七次普查修訂數據，2016年出生人口達到1883萬人，出生率爲13.57‰。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萬人，出生率只有6.39‰，均不及2016年的一半，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
中國成爲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原因有很多方面，而這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就是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於收入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因此，給育兒家庭發錢，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並且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短期來看，給孩子發錢有利於刺激消費和投資信心。如果把錢支付給了家庭，可以刺激、增加各種消費需求；而如果能夠爲多孩家庭買房提供更好的貸款政策，對房地產的拉動也是件好事；
長期來看，人口的增加能夠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爲什麼人口對創新重要？首先站在規模效應的角度看，人口規模是創新的一大優勢，一個人口規模大的國家其中的企業也擁有更多的優勢；而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持續向好，反過來也有利於爲人口增長提供更好的環節，形成良性循環。
問：可能會有人質疑，將全民稅收來的錢只發給有孩家庭，對於單身人羣和丁克家庭來說是否公平？
樑建章：從回報來講，鼓勵生育的錢從財政轉移支付給了家庭，並沒有浪費社會資源。如果鼓勵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說家庭因此多生了個孩子，那麼只要這個孩子長大以後對社會的貢獻大於鼓勵生育的錢，就是有正回報的，也就是額外創造了更多的財富。
另外，給育兒家庭發錢比以往的基建投資更加有長期的回報。發錢刺激經濟是否健康，最關鍵是要看是否會有長期好的回報，如果投資擴充一些過剩的產能或者一些低效的基建項目，未來就會加劇產能過剩，金融壞賬等問題。但孩子未來對整個社會的稅收和社保的貢獻，會惠及所有人，這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
現行的稅收制度和養老金制度實際是生孩子的人補貼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緩解了這種不公平。
並且，孩子是未來的創新者、建設者、奮鬥者和納稅者，所以育兒家庭其實是在爲國家的未來而辛苦撫養孩子。給予這些家庭足夠的補貼不僅公平，而且有必要。
二、爲什麼大家都不願意生孩子了？
問：目前來看，全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總體是下降的，我之前也看到報道，講日本東京周邊過去很熱鬧的街區，現在都是關門狀態，街上也沒有多少人住，歐洲發達國家的福利政策也都挺好的，但是大家都還是不願意生，那麼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下降似乎也是大勢所趨，那國家頒佈的這個措施好像也是白費功夫，阻止不了這種趨勢？
樑建章：這裡需要深入去看，你看到歐洲還有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確實人口不行，但是在數據上，它們的情況還是比中國要好很多。
從生育率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家庭平均只生一個孩子，歐洲生1.6個孩子，日本生1.3個孩子，介於中國和歐洲之間。
如果中國能夠把生育率提高30%，達到和日本一樣生1.3個孩子，也比現在的情況要好很多，如果能夠提高到1.6和歐洲一樣，那比現在好太多了。
所以不是說它們的政策沒有用，它們的政策是有用的，而且如果沒有這些政策的話，它們如今的狀況可能更糟糕，中國現在正是比它們差得多的情況。
問：爲什麼中國的低生育問題比所有發達國家都更加嚴重呢？在您看來，影響國內生育率的幾個重要因素是什麼？
樑建章：除了中國曾實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外，歸根結底就三個東西，一個是金錢成本，一個是時間成本，還有一個就是整個生育環境，涉及教育制度、工作制度等等。這裡再延伸開來講三個具象化的方面就能更清楚感知到了：
第一，中國大城市的房價相對於收入是最高的。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超過20，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尤其是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更是非常高。比如，Numbeo（發佈全球國家和城市數據的數據庫）的數據顯示，深圳房價收入比達到40，也就是說，對於深圳的普通家庭來說，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
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倫敦、紐約和東京等國際大都市要高出兩三倍，如此誇張的高房價，極大地壓抑了城市夫婦的生育意願。
第二，中國小孩的教育壓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
中國獨特的高考制度，導致家長不得不爲此消耗高昂的費用和精力，同時龐大的補課產業使中國的育兒成本相對於收入也是最高的。
根據育媧人口發佈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中國是6.3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僅次於韓國。
第三，中國的生育環境遠不如發達國家友好，在工作環境、產假制度、托幼機構以及女性平權等方面，還有很多短板需要補齊。
拿托幼機構舉例，相對於發達國家，中國嚴重缺少託兒所。根據國家衛健委2021年的數據顯示，0~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爲5.5%，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
托育服務的供給，我覺得還是遠遠不夠的，國內現在幼兒園、小學已經出現了過剩，那麼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幼兒園、小學改成適合更低年齡孩子的托育所（班），國家在這方面也進行一定的補貼，從而實現更具普惠性質的托育服務。
其實從政策角度來看，培育人口數量是最難的。難在何處？無論是提高生育率還是引進移民，都是一項綜合工程。
首先需要宜居的城市，但房價不能太貴；
其次有高質量的教育，但學習負擔不能太重；
最後還需要向家庭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民生保障，這樣才能讓家庭願意生更多的孩子。
好在我們已經看到，政府已經在行動，並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
三、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這麼多的人嗎？
問：當下可能還有一個觀點，隨着AI時代的加速到來，大量的工作在接下來會被AI所替代，那麼我們還需要這麼多人嗎？
樑建章：我們不能把人僅僅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要從創新角度來看問題。
從微觀層面看，具體的創新方向是不可預測的，在宏觀層面，一個國家的創新力源自其創新者的思想交流。
而創新者，可能是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也可能是某個關鍵零部件廠的老闆，也可能是一位用戶，與這些創新者進行交流，是產生創新想法的源泉。
一個國家的創新力取決於人口數量、人口能力，以及內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這四個變量分別對應規模效應、老齡化效應、聚集效應和流動效應。
其中規模效應在現代經濟中無處不在，對於高科技或文化行業來說，由於其研發創新的固定投入是主要成本，規模效應就更加顯著。
並且，在當下日益重要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等信息服務領域來說，大國人口規模的優勢仍然無可替代。這些行業的關鍵在於先發優勢。一旦某家企業搶先取得了大量客戶，形成了網絡效應，其他公司就很難追趕。在一個網絡效應發揮巨大作用的行業中，贏家將是那些能夠率先跨越客戶規模“臨界值”的企業。
舉個例子，如果1000萬名客戶代表一個“臨界值”，要達到這個臨界值，在美國市場上（其人口總數爲3億人）所必需的滲透率約爲3%。對於總人口只有1億人的日本來說，所必需的滲透率則爲10%。而在中國，這一比率小於1%。
也因此，如果比較某項創新達到臨界值的時機，美國市場通常會比日本市場快一些。並且，人口的質量也是與數量分不開的。小國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芯片也很容易被掐死。現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也在發展，會降低一部分對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們需要天才的產生來帶動創新的產生，一千個人中篩選出的天才和一萬個人篩選出的天才是不一樣的。
而從另一個維度來看，人口生育率下降會帶來更嚴重的老化問題。低生育率不僅造成人口規模減小，而且必然導致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有天賦的創業者，一般都是在30多歲時最具創造能力。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麼就會提升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能力。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麼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
老齡化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即老年人會影響年輕人的活力。一個員工獲得高級職位的概率，取決於相關領域內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如果公司裡存在大量四五十歲的員工，那麼年輕員工就不太可能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責任，因爲高級職位已經被年長的員工所佔據。因此，一個國家的年齡結構，可能成爲影響創業的重要因素。
整體結構趨於年輕的社會，會爲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來獲得創業所必需的技能。
相反，在一個老齡化的國家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口規模不斷縮小，年輕員工的晉升較慢，擁有的影響力較小，技能也較差，所以難以成爲潛在的企業家。因此，在一個老齡化的國家裡，不僅年輕人的數量變少，而且由於他們的發展被數量更多的老年人所阻礙，所以年輕人很難創業。
問：除了《若干措施》中的政策外，您還有什麼補充性的建議或者看法嗎？
樑建章：就像前面講到的，《若干措施》主要從金錢成本和時間成本兩大方面入手，但是中國家長在孩子教育方面的壓力也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這也是生育意願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數據上來看，這個結果與這些國家巨大的考試和升學壓力直接相關。而國內的高考制度，使得家長的教育壓力一點也不比這些國家低，有統計表示，中國學生的補課和學習時間是全球最多的。
因此，降低升學和擇校的壓力，會對中國的生育率有巨大的提升，其作用可能比前面所提的任何一項單獨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教育改革不僅與金錢有關，而且牽涉各方利益，制度設計極其複雜。
短期來看，比較容易實行的改革方案是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取消中考並且將中小學階段的時間從12年縮短到10年，以減輕社會和家長的撫養壓力，也可以讓年輕人畢業後有更多的時間成家立業。尤其是對於高學歷的女性，多了兩年的時間，就有更多的時間談戀愛、組織家庭、兼顧職業發展。
長期來看，應該普及大學通識教育，淡化高考，把大學畢業考或者考研作爲主要的篩選考試。延後分層考試，這樣可以緩解高考複習的壓力，從而減輕學生和家長的負擔。大學教育普及化和通識化，也有利於緩解貧富差距。上述改革非常大膽前衛，但是教育負擔過重不僅是導致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浪費和人才流失，所以教育改革必須知難而上，並把教育制度的改革作爲人口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無論是這次《若干措施》中的政策，還是將來進一步推動的政策改革，這些政策的落實和改革難度都很大，需要全社會達成共識。
鼓勵生育其實就是一種長期投資，20年後就會產生回報。因爲更多的出生人口，20年後將進入社會爲這個社會創造價值、做出貢獻，所以對於現在的中青年來說，20年後就可以獲益。
即使對於短期來說，現在增加出生人口，也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而要維持中華文明傳承和國家的長久繁榮，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遲早要做到的，並且越早越做到越好。
排版| 微瀾| 正風主編| 孫允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