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向着父親的奔赴

散文

歲月有手，能擦糊記憶；時光似水，會沖淡悲傷！比如，新冠疫情擾亂人心的那1194個日子，纔過去不過年餘，人們已經淡忘，也包括我。可是關於父親的點滴，卻鐫刻如新。

近2020新年，我在宜蘭，父親在湖北。隱約聽說武漢有一種傳染性病毒在流行，我忙着拖兒帶女沒太在意。1月23號武漢無預警的封城了，接着父親生活的城市於1月26號也封了。

父親跟我念叨「武漢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都是未求證的傳言，直到45歲身強力壯的男性鄰居短短几天內死於新冠，因他和在武漢唸書的兒子有過密切接觸。頓時父親生活的城市陷於風聲鶴唳，惶恐也感染了我的內心。父親的城市這一封就超過了三個月。同時，整個世界也紛紛關閉了各自的國門。

2021年新年，一向身體康健的父親，不幸確診晚期肝癌，我心如萬箭穿過，又莫可奈何。接着，抗疫模範生的臺灣，有了第一例本土確診病例，又本土病例在社區破防，五月裡，小女所處的國小有學生確診，5月12號宜蘭全縣停課。六月裡，整個宜蘭非必要不得外出，疫情愈發嚴重，網絡社羣裡充斥着「多少人重症了，多年輕就不治了……」媒體對醫療量能質疑；中央及縣市政府就負壓艙與葉克膜保有量答人民問……。全臺人心惶恐，宜蘭的街市總有不絕於耳的救護車鳴笛呼嘯來去。

在全球更嚴苛入境管制的七月，我帶着小女向着父親，開啓了那場迫不及待的奔赴。

我們持72小時內的核酸檢測報告，在桃園機場搭乘14:40的航班往上海。約12:00在車內和小女合吃了一個便當，喝了一點點水，上廁所，穿好連身防護服，戴上N95口罩，下車往出境大廳值機櫃臺，如同奔赴戰場。大廳出境人員頗多，皆裝扮如我。

在值機櫃臺手機填報「入境申報二維碼」「承諾書籤名回執」並生成二維碼，備入境上海所用。登機起飛，一切順利，進入密閉機艙，我和小女加戴了防護面罩。約15:40提供機上用餐服務，我見周邊乘客取下口罩餐敘；斜前方有一女性乘客咳嗽不止，邊服藥邊自語「我衹是一般感冒哦！」我和小女沒吃沒喝。

16:30飛機抵達停機坪，下飛機已經17:25，接着逐一在櫃檯掃描生成好的二維碼，完善申報後，領到核酸檢測試管和表格，旋即趕往核酸採樣點，我們經過兩堵深牆裹挾且窄長彎折的悠悠小巷，盡頭是一長排低矮板房，人未到就聽到孩童的哭鬧聲彼伏此起。上海的核酸採鼻子、喉嚨雙檢，輪到我們，七歲的小女哭得稀里嘩啦也不敢揉眼睛，她知道眼睛也是感染新冠肺炎的通道啊！採檢的阿姨溫柔安慰她：「你不哭，阿姨只給你採喉嚨。」小女總算完成，輪到我了，先是鼻子，再來是喉嚨，因長時間未進水進食，唾液不夠，要重採，第二次才成功。

接下來，申請新的健康碼，掃碼，覈驗證件……記不清經過了多少關卡，總算登上前往集中隔離的酒店防疫車，防疫車緩緩開動，我看時間是19:18分。真開心，離父親的路又近了一步。我和小女輕鬆的聊天，看浦東的港口燈火闌珊，水波瀲灩。

二十分鐘過去了，四十分鐘過去了，車還在高速路上奔馳，小女哭了說：「媽媽我好累好餓！」我心疼的攬她入懷：「睡一會兒，就到了。」　　20:30終於到達虹橋區的酒店，我們在酒店的戶外，行李集中一處，旅客排隊等候，工作人員全副武裝對着行李箱一頓生化消毒，我看見一對湖南姐妹，向工作人員求情「花多少錢都好，讓我們直接回湖南，父親病逝攤在家裡等着下葬，父親膝下再無子女。」工作人員無奈搖頭，我看着心生悲涼。

入住房間，脫下防護服和小女洗漱完畢，煮水泡麪，歷經九個半小時，小女終於喝上了第一口水，吃上了第一口面。

哄睡精疲力盡的小女，連接酒店網絡，和家人取得聯絡，已是凌晨。

我原以爲衹要在上海住滿14天就可以回家了。第三天晚間，酒店電話通知我，「搭乘的航班有兩名確診者，明天要轉運到其他隔離點。」我問，「幾人需轉移？」答：「10人。」再問，「爲何？」答：「其他人是正常的，你們不是！」這天起，小女開始流鼻水，我腹痛拉肚子，我有信心不是感染新冠，但依然惶恐。

隔天清早，我和小女核酸採樣，午餐剛送達，接我們母女的負壓車就到了。我們也無心用餐，木然的坐上了負壓車，內心有着羈旅異鄉，生死未卜的悽愴！車行許久，到達閔行區一處偏僻的酒店。酒店讓我們簽署「密接告知書」、「緊急查驗血液糞便及其他檢驗同意書」、「境內緊急聯絡人資訊」。

第四五六天無事，第七天採檢核酸，第八天無事便是好消息，當夜總算沒做噩夢，勉強睡了幾個小時。第九日天還沒亮就被樓梯沉重的腳步聲驚醒，我的房門被急促的敲響，開門，檢疫人員緊張的擠進房間關緊門跟我說：「你們同機又有了新的確診者，我要給你們採樣本，送到上海市疾控中心檢驗！」不同於以往在房間的走廊取樣，彷彿怕我們有病毒飛到了房間外。每次採樣結束我們母女從頭到腳清洗，也怕檢疫人員身上帶有病毒。忙完一切，我虛脫的躺在牀上，等待死刑的宣判。

從第五天起，每晚八點前臺電話關心我們可好？和「你們染疫了沒？」無異！那段時日我在網路查找新冠轉重症機率和後遺症，焦慮到每夜都是噩夢，這些努力一個字都沒敢跟宜蘭的先生、家鄉的老父提起，多一個人擔憂又有什麼益處？我蜷縮在牀頭，小女體貼的拿枕頭給我，輕輕的撫摸我的頭。我強撐起牀給宜蘭信賴的朋友打電話交代：如果我死了，骨灰讓先生帶回宜蘭。請朋友督促先生務必照顧好我的兩個女兒……

熬過第九天，第十天前臺關懷電話也停了，稍感安心的等待第十三天做核酸檢測，第十五天我和小女早早起牀引頸期盼，八點工作人員發放解隔離通知書，我和小女逃也似的離開了酒店。小女長舒一口氣：「我們終於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從上海搭動車歷經8小時到達家鄉，家鄉的負壓救護車從車站將我們轉運到另一隔離酒店，進行核酸檢測、新冠血清檢測，等待結果合格，三天後，社區工作人員護送我們回家居家隔離。

父親在我回家前幾個月就向社區哀求允許我居家隔離，社區要求我和小女要有單獨隔離空間，父親安排我們住在空置的頂樓，並應要求加裝了鏤空鐵門。社區工作人員將我們母女送上三樓，關懷片刻就鎖上來鐵門並貼了封條。

在簡陋的頂層，把帶回的父親衣物，一遍一遍的消毒清洗，是幸福的；隔着鐵門遠遠的和父親說話，是幸福的；清晨站在頂樓的露臺看父親在庭園裡灑掃，也是幸福的，每日能吃上父從鐵門鏤空處傳遞進來的飯菜，更是幸福的！

在八月父親節來臨的時候總算解隔離，這一頓陪着父親全家團圓、歡聲笑語的用餐，歷經月餘着實不易。

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依依惜別也終有一別，和父親相約來年一起過父親節，等不到來年的父親節，父親卻因肝癌併發症永遠的離開我了。

此後，人間再無父親可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