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導演劉娟：十年醞釀，一個關於俠義與堅韌的故事
第8屆平遙國際電影展
2024
●ToroScope
《怒江》導演劉娟自述：
十年醞釀
一個關於俠義與堅韌的故事
平遙國際電影展 9.24-9.30
9月24日，第八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在平遙古城開幕。
由賈樟柯監製、劉娟執導，王硯輝、鄧恩熙主演的影片《怒江》在站臺-露天劇場舉行了首映。影片以犯罪類型片的方式，講述了喪女的胡登傑（王硯輝 飾）爲了解女兒去世的真相，千里追尋女兒的閨蜜季紅（鄧恩熙 飾），因此捲入了一起邊境秘密交易的故事。
首映之前，導演劉娟向陀螺電影動情地講述了她在拍攝《怒江》之前的種種經歷，包括她在雲南怒江地區支教、在印巴邊境和美國黑人社區調研、爲張桂梅拍攝紀錄短片等等。
這些經歷雖然從時間上跨度長達十年之久，從距離上也相隔萬里之遙，但它們共同激勵着導演的創作，最終促成了《怒江》的問世。
《怒江》概念海報
以下是《怒江》導演劉娟對其經歷的自述：
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初戀未滿》於2013年公映，這部影片是一部青春片，由於2015年前後是青春類型片的一個小高潮，所以《初戀未滿》算是趕上了這波風潮。
劉娟首部劇情長片《初戀未滿》劇照
但這之後我想嘗試在犯罪類型片裡尋找可能，但當時行業裡大多數人對女性導演的犯罪類型創作沒有信心，而我又非常堅持，別的類型不想拍，所以就經歷了比較長的構建故事和匹配製作的時間。
我其實是在2006-2009年，寫第一部劇情長片劇本時，就有過想做犯罪類型片的想法，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松本清張的小說，以及《日落大道》《雌雄大盜》《出租車司機》等等影片都給了我一些啓發。我嘗試寫過幾個劇本，都是女性犯罪，但好的犯罪類型片其實要和社會當下緊密綁定，但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時代語境，所以那幾個劇本也沒拿出來，就當作劇作練習了。直到後來，我找到了家庭關係或者說親密關係的切口——也正是這個階段，我在怒江的經歷觸發了我。
導演劉娟，早期工作照
《怒江》這顆種子的萌芽，源於過去十年裡幾段不同的經歷。
我的職業生涯是從做紀錄片開始的。2008年，我給汶川地震做過紀錄片，拍了那邊孩子的素材。這個經歷可能跟我再之前的背景有一點關係：我大學的時候曾經在哈爾濱電視臺的《萬家燈火》欄目做過實習記者，我更習慣從個人的成長背景或者家庭關係來研究問題。2013—2017年之間，我開始協助Teach for China美麗中國支教（後簡寫“美麗中國支教”）工作，有機會在邊境線上走進很多學生家庭。
當時這個公益組織不像現在這麼龐大，非常需要綜合性人才……在這個組織中間，我有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直到現在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共同成長，成爲親密的戰友和夥伴。這些人大多畢業於國際一流院校，放棄了大城市的高薪工作，願意留這麼一段時間，投身到邊疆教育，大家想通過各自有限的能力，做些有長久意義、不求回報的事。這個很單純的初衷，讓我也拿起了攝影機，對我所生活的時代有了更多觀察，開始也沒想能持續這麼久。
導演劉娟，早期工作照
2013年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初戀未滿》上映之後，我幾乎馬上就投入到這個事情當中，拍攝我們的學生和她們的家庭，也會教授她們英語、語文或者音樂、攝影、體育……也會做一對一的心理疏導。
我每次去的時間比較鬆散，因爲我要負責把所有的拍攝素材帶回來、整理，把那邊的情況和北京負責管理的同事進行交流，所以我的工作是不斷往返，而不是一個專職教師。另外，當時美麗中國支教也陸陸續續受到了一些投資人的關注，他們想知道我們的願景，到底想把這個學校做成什麼樣？爲什麼要做這些學校？要怎麼跟這些學校合作？我的工作就是拍攝很多當地家庭、老師和學校，包括一些具體的課程，把這些影像給投資人看，告訴他們我們的努力所在，以及接下來的需求。
那個階段，美麗中國支教發展迅速，在那會兒你能看到的這個組織的所有短視頻、短紀錄片都是我來製作的。但後來確實因爲學業發展，我沒有辦法全身心投入，只能退出。
在與當地人密切接觸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留守家庭學生的一些普遍問題，雖然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但其實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該怎麼尋求這個“漁”，孩子們最需求的，可能不只是知識，深往下挖掘，會發現他/她們最渴望的是那種很親密的愛。
當地學生家庭裡，經常是母親、奶奶（或者姥姥）祖孫三代女性生活在一起，她們之間的關係很冷漠，比如，其中有一個人在病痛當中，其他人會視若無睹，別人對待他/她們家庭往往也是如此。他/她們對痛苦的無感，我們所謂的關懷、關心甚至呼救，在家庭日常裡都趨近於零。除了日常衣、食、用，親人間的溝通所剩無幾。
那麼學生缺乏的這種“愛”，老師要怎麼給呢？
每個老師可能都是很短地呆上幾年，也沒有辦法持續供能學生的一輩子。你怎麼讓她/他們在我們離開之後，還能相信世界是有愛的，你怎麼讓他/她相信自己去愛了、去表達了，別人就會回饋她/他？要讓一個叛逆的青少年去做出改變，有勇氣愛別人、珍惜她/他的生活，非常難。我們一度是在盲人摸象、找不到方法，只能去教授知識、噓寒問暖、關心他/她們的家庭，但是怎麼看這種方法都是最粗淺的，治標不治本。
我們開始從原生家庭來找，而且我發現對於很多家長，留守是被迫的，不管是因爲生活的壓力還是追求更美好的憧憬，他/她們在外艱辛，用盡全力維持一個家，但這個被留守的家，跟他/她想象得完全不一樣，親密的人也會因爲長時間的疏遠沒有辦法再瞭解對方，甚至已經不認識對方了，這都是非常痛心的。
導演劉娟，早期工作照
我們周圍，很多看上去非常頑劣的“不學無術”的“壞學生”，如果我們能持續理解和關心，一段時間後，她/他實際上就會不自覺地用我們關心過她/他的方式去對待別人。學生身上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思維和情緒，而這些的根源，就是她/他們沒有被愛過！當一個孩子受傷之後，被污衊、被冤枉了之後，如果你第一時間去關懷，那麼她/他就不會去傷害別人，她/他會知道原來去關心、去理解一個人，會有那麼大的力量。就算一個簡單的擁抱、一句話，對他/她的生日祝福，給他/她的微笑……
那些我們習以爲常的、被忽視的互動，卻是最有效的心靈撫慰。尤其是你趕上了孩子很焦慮或者痛苦的狀態，你的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麼，下意識的反饋是什麼，其實會給她/他帶來重大的影響。
2015—2016年期間，我同時拍一個印巴邊境線附近的紀錄片。因爲我雲南支教的過程當中也沒有辦法幹別的事情，紀錄片要求一個創作者隨時衝上去，所以那個階段我大部分的時間只能做紀錄片，如果我進到任何一個劇情片的項目裡，或者廣告的項目裡，一旦有了商業的訴求，我的時間就都不自由了。
這個印巴邊境的紀錄片是一個機緣巧合，我在那邊接觸到了印巴邊境線的留守家庭，去到家庭裡，發現了很多家庭與怒江邊境相似的處境，青少年所遇到的問題是普遍的。他們的家長也會去孟買、加爾各答，或者是更偏向旅遊業的果阿工作，甚至有可能越境到巴基斯坦。
事實上，在2014年我就去過印度，那個時候我的語言非常不好，除了比較偏旅遊的翻譯，也沒有真正當地的朋友給我做深入的翻譯。當時那種環境下，從表象感性上看，我可能會直覺印巴邊境與怒江的相似性，等到後來再反覆回去，我已經在當地有了特別好的朋友，有了接受我生活的家庭，我印度媽媽的兒子一直是我的翻譯，通過他，我逐漸接觸到更多的信息和數據，當初感性的認知，逐步得到現實支撐。
導演劉娟，早期工作照
如果不是疫情，這個紀錄片會一直拍下去，因爲我已經跟拍上了三個比較典型的印度留守家庭，我當時的一個想法就是想了解一下這個國家，包括這些孩子、這些家庭裡面的女性成員，她們的未來到底會怎麼樣，相當於我的田野調查。當然這是另外一個篇章，但在這個過程當中，紀錄片就變成了我瞭解社會、瞭解世界的工具。
後來在我讀了博士之後，我就發現不只是在怒江邊境，不止在印巴邊境，甚至在美國也是！我在紐約讀博時住在127街，下十個街區就是哈林區（Harlem），因爲在當地經常做一些社區活動或者公益活動，我就很容易進入到當地的黑人家庭裡，而我進去之後就發現，那裡也是一樣的。
所有這些，導致我堅持一定要做《怒江》。
就是覺得先拍這部電影吧，可以說過去十幾年的生活體驗和學習經歷，都讓我覺得這部片子是有很強的普世意義的。
從美國回來之後，我拍攝張桂梅老師的經歷，也加強了這個信念。我後來還跟之前美麗中國支教的同事說過，張桂梅老師跟我們使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這就證明我們的方法是放之四海的。只要面對學生，用的方法殊途同歸，那就是用心用愛去引導。關於張桂梅老師要通過高考的方式讓女孩子們走出深山的做法，我認爲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這方面我肯定沒有張老師調研更豐富，但我確信這是最快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因爲那邊的孩子她們的結婚年齡非常早，如果再等，如果不抓住高考這樣一個相對公平的機會，她們真的沒有別的出口。
當時是2021年，新媒體平臺“新世相”找到我（《你好，張桂梅》），那時候我剛生完小孩兒五個月，其實都沒有辦法出去工作，而且張老師真的非常不好採訪，難度很大，她已經接受過很多采訪了，你到底要以哪個角度切入這個紀錄片，實際執行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劉娟執導，紀錄片《你好，張桂梅》海報
我肯定不希望重複別人做過的事情，不管什麼東西，我特別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意義，這個意義不是指票房、收視率，重要的是它能幫到我的訪問對象什麼？通過這個紀錄片，我們要發出一種什麼樣的聲音？
我考慮了小一個星期，最後才決定去。我們在那裡大概呆了半個月，沒有一上來就拍，而是觀察了她很久，其實最後的拍攝我們只用了很短的時間，但用了很長的時間觀察她和跟她聊天。那之後，我覺得我找到了這個片子真正的意義——就是幫她招到更多的老師和幫手。她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是太有限了。
《你好，張桂梅》的工作是在拍攝《怒江》之前完成的，但因爲《怒江》的劇本很早就寫定了，後面一直就是在等待整個製作的契機，所以可以說《你好，張桂梅》和《怒江》沒有特別直接的關聯，但是我很敬佩她，她能堅持這麼長時間做這件事情，那我堅持的時間相比起來太短了，所以這個鼓勵是在的，這個經歷確實論證了我想要的拍的東西，確實要完成，一定要實現。
應該說，所有這些都是引發《怒江》這個故事、這部電影的原點。
《怒江》片場工作照
我在怒江呆的時間比較長。你可以想象在那邊沒有手機和網絡的時候，一個人可以大量地看書，大量地和當地人交流，當地有非常多的社會和生活經歷，都是寶貴的第一手素材。
我自己對國際新聞也非常感興趣，這是從小我父親給我養成的一個習慣，我想因爲我是重慶人，所以西南三省好像在一些問題上是共通的，我們會了解很多邊境相關的信息，看很多相關的新聞報道，家裡也會經常討論、彼此交流。
當然，《怒江》這個故事不管說到什麼樣的大問題，無論是跨境販毒、緬北動盪等等，其實歸結下來我都希望把它處理到個人，讓它進入到主角自己的命運環節中。我不是去展開這些大問題，更多地是使之成爲戲劇基礎和情境，看它們如何對個人的生活和命運產生影響。
《怒江》這部電影的劇本，我其實是倒過來寫作的，我先寫了結尾胡登傑教季紅舞刀的那場戲，那場戲是我最想表達、最想讓它存在的，如果說我做這部電影確實有一些堅持，我內心裡想要講的就是那一場戲。在那場戲裡，季紅問胡登傑，你就沒有害怕的事情嗎？老胡就對她說了那段話……
他既是說給季紅聽的，也是說給他自己聽的，而這段話也是我想告訴學生們的一段話，但是我沒有機會告訴她們。
《怒江》劇照
這部電影講的其實是寬容與和解，講的是我們和自己的和解，另外就是我們如何看待那些站在我們對立面的事物：世界上每一天、每個角落都在發生衝撞和對抗，而激盪的社會浪潮其實就像是一個顯微鏡，它不斷地考驗人性，當人需要不斷做出選擇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這其中的情誼，或者說“俠肝義膽”。
我在寫給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文字裡也提到，所謂的“俠肝義膽”就是說，不管哪個階層的人，我始終相信人的本真是求善的，是第一位的。就像老胡這個人，他在面對季紅的時候，他下意識的反應是什麼？他做的選擇是什麼？這裡面就彰顯了俠肝義膽。
《怒江》劇照
我以前覺得這種“俠義”文化是不是東方人獨有的，但後來我到了美國之後，我發現天底下的百姓們，那些樸實無華的普通人們，他們無論是哪裡人，其實早就已經把這種有情有義的人生過在日常生活裡了，這總是很打動我。
尤其是小女孩兒們，不管是我在雲南邊境遇到的那些學生，還是我在印巴邊境遇到的那些姑娘，她們在對抗暴力、或者說對抗生活裡那些困境的時候所展現出來的勇氣和魄力，堅持和韌性，都讓我感到她們就是當代女俠。
能夠書寫這樣一個既能關注到這樣的家庭、這樣的社會現象，又能把我所在意的這種人情放置其中，然後在善惡的選擇裡讓人性本身的力量彰顯出來的故事，這於我而言本身就完美地達到了目的。
《怒江》劇照
從怒江離開了之後，我一直就在想，一定要堅持把這部電影做下去，因爲這部電影最終是獻給我的學生們的。
有了上面說的這個段落，整部影片慢慢發展、優化，到我從美國讀書回來，恰逢疫情，那個時候我的製片人趙靜就把劇本遞給了賈樟柯導演，慢慢就覺得好像真的可以做了。
就在這個時候，似乎市場上對女性導演的信任也更大了一些，在這樣的契機之下，我真的完成了這部電影。
導演劉娟，在《怒江》拍攝現場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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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片單，賺到了
關於這部阿蘭·德龍主演的戈達爾電影......
今晚宜看戈達爾
ℕℤ：阿莫多瓦很好，《小丑2》不行
懷念她
他總是低分，但我永遠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