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校園抗議潮：哥大學生的行動爲何能撼動全國？

撰文｜賈鶴鵬

最近，源於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校園中的學生反以抗議，在校方清場拘捕甚至開除部分學生後迅速向全美校園中擴散，包括我曾經求學、生活的位於偏僻的美東小鎮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在內的一大批名校，都發生了學生佔領校園中心區域的羣體抗爭事件。與以往的學生抗議活動不同，這一次各大學都迅速採取了清場行動。

與美國輿論對此關注不多形成對比的是，在大西洋彼岸的中國，這一事件得到了不同類型的媒體和評論人的報道與點評。除了官媒對諸多院校抗議及其隨後的“鎮壓”行動進行報道外，在各種公衆號上，認爲校園抗爭不過是美國很隨意的抗議活動的一部分不值得大驚小怪，到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美國社會的割裂，再到聲稱大學中大部分親巴活動分子是混進校園的社會政治人士或移民，各種聲音，不一而足。

我不在現場，從美國媒體得到的信息以及深入分析也較少，因此對這場算得上席捲全美的抗爭的是是非非本身難以評論。但更加引發本人觀察和思考的，卻是大學生這一政治上最爲激進的羣體，實際上在近年來極少發生大規模校園抗爭這一現象。上一次如此廣泛地發生佔領校園（中心區域）活動，還是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彼時本人剛剛到美國，第一站座標是麻省理工學院，對學生大學校園抗議這一缺乏經驗的現象，當然充滿好奇，也做了就近觀察。

實際上即便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真正去佔領校園的也不多，更多的是佔領所在城市的中心商業廣場，只有比較偏僻的附近又缺乏商業中心的校園所在地纔會成爲學生們“佔領”的目標。這也難怪，因爲顧名思義，“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的是金融資產階級的貪婪和剝削，抗議和佔領的目標當然要成爲投行或金融界人士經常光顧的地方。

此後，我在長達13年的時間中，雖然歷經麻省理工學院、俄亥俄州立大學、康奈爾大學等多所高校，但再也沒有看到大規模的學生校園聚集事件了。即便2020年疫情期間燃遍全美的以黑人佛洛依德被警察虐殺爲導火索的黑人反暴運動，也很少發生在校園中。爲何大學生這一政治上最激進的羣體，反而很少在校園中羣體抗議呢？

根據我觀察，其實缺乏校園集體抗議的一個首要原因，是美國大學生們、尤其是各類研究型大學的大學生們太忙了。這麼說，絕無意對比中國的狀況。如果我們說因爲要做實驗，全世界的“理科狗”們都很忙，而政治上更容易活躍的文科生，在美國的狀況也絕不輕鬆。這不是因爲美國大學生會有更多課程或更多作業，而是有更多的讓“做作業”顯性化，因而也很難開小差的習慣和安排。

與國內類似，美國大學課程尤其是文科課程基本上分成大班公共課和小班研討課（seminar），本科生兩者兼具，研究生則基本上都是小班研討課，十幾個人圍繞着動輒十數篇教授預留的文獻討論上2-3小時，加上美國學生普遍願意表現，想課前不仔細看文獻而矇混過去，那需要巨大的“勇氣”。而對於上百號人的本科生大班，學生們想輕鬆一點也有困難，因爲博士生助教們會差不多按照10-20人一組來“關照”大家。而博士生助教們也不敢偷懶，因爲大部分文科博士的助學金或津貼來自助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性的議題很難激發學生們放下學業去集中抗爭。

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觀察，目前似乎還沒有文獻研究佐證校園學術負擔與羣體抗爭事件的相關性。但另一個原因則是顯而易見，並得到了美國公共輿論的廣泛認可。那就是校園政治氛圍本身已經很左，也就是很自由化。在西方，激進的學生們一般都偏左（認爲公平重於效率）和偏自由派的（認可氣候變化與環保、支持移民與弱勢羣體、讚許同性戀和性別自由等）。在校方和教授們同樣都很偏自由派的情況下，學生們也就沒有什麼動力組織校園羣體事件了，因爲沒有靶子。學生們不是不抗爭，而是不在校園中抗議。比如佛洛依德被虐死事件導致的全美抗議，都發生在各類城市的政治和商業中心。

近年來，美國右派也就是保守派勢力回潮，雖然特朗普能否再次當選還存疑，但越來越多的州政府是由更加保守的共和黨力量所把持，在佛羅里達、德克薩斯和阿拉巴馬等南部紅州（共和黨勢力處於支配地位的州），一大政治議程就是通過施加財政壓力，努力破除校園中左派一統天下的局面。而在此前，校園偏藍確實愈演愈烈，2016年，我所在的康奈爾大學，96%的教職員工政治捐款都捐給了民主黨候選人，以至於傾向於保守派的福克斯新聞爲此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具有挑釁性的釣魚採訪——福克斯新聞採訪拍攝團隊堵在學生們必經之路（背後有康奈爾名稱和Logo以烘托氛圍）上採訪此事，並把被校警干涉的事件搬上電視，由此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學校干涉新聞自由“輿情”。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佔領校園，應該是由右翼人士發起來針對偏左的校長和教授們，偏偏這樣的人在校園中數量太少。2016年大選年，我出於好奇的目的專門去“觀摩”了康奈爾共和黨黨團集會，結果很失望，黨團集會只有零零散散的幾十名學生的樣子。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2年的大選年我正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奧巴馬來演講，校園中可以用萬人空巷來形容。

在大方向上政治立場一致，並不意味着學生與校方或教授們之間沒有分歧和衝突，那這些分歧衝突爲什麼不會引發各種哪怕是局部的“佔領校園”運動呢？我在康奈爾求學和生活的9年時間中，曾經目睹的一次政治立場一致但很多學生與校方意見相左的“事件”，大致有助於說明這一點。

這一事件是研究生們要求建立研究生工會，而校方反對。在幾個月時間中，研究生中的活動分子廣泛串聯，校方也不甘示弱，除了進行公開陳述外，還給研究生大約加薪了5%左右。最終，在研究生大會公投中，反對組建工會的研究生佔了多數，研究生工會動議受挫。在這一過程中，研究生活動分子主要利用電子郵件組和臉書推特進行組織和串聯，偶爾也會在學生食堂舉牌呼籲，不過人數似乎不多。

通過這一事件似乎可以看出，制度化的異議表達疊加社交媒體帶來的低成本聚集功能，讓學生們在多數情況下，並沒有必要來組織高成本的對抗性的佔領校園或其它大規模校園抗爭運動。順便說一下，建立工會這一看似保證勞工權益的行動，並不意味着一定會得到工人階層的支持，因爲很多工人擔心，工會帶來的對抗性行動，會減少企業利潤，最終影響了自己的生計。而對於包括我在內的康奈爾研究生們，似乎更大的顧慮是怕成立工會可能帶來很多對抗性活動，影響學業吧。

既然在大方向上師生政治立場一致，在具體問題上學生們擔心影響學業，那這次親巴反以的校園抗爭，何以會席捲全美校園呢？這可能要從與這一事件直接相關的猶太人利益羣體對美國社會尤其是對精英階層的強大影響說起。

上文所說的大方向上校方與學生政治立場一致以及制度化的異議表達機制化解了大部分校園抗爭，但在針對以色列進行抗議這個議題上，這兩點顯然都不靈了。

如果說在如今嚴重對立的美國兩黨中還存在着一些雙方立場高度一致的議題，支持以色列無疑是其中一條。本文並非政治時論，不打算對此進行深入分析，而更關注這一點對校園政治文化的影響。以我個人學習和工作過的大學而言，學校的最大讚助方，多數是猶太富翁。像其他大學贊助者一樣，猶太捐款人在名義上是不能提任何政治要求的，但抵制排猶反猶，似乎從來都是政治正確的基本組成部分而不需要專門提出來，這就像支持少數族裔和弱勢羣體具有天然的道義正確性一樣。

在我所見所感的大多數情況下，對排猶反猶的牴觸和壓制，一般都沒有成爲一個政治問題而更像是社會共識，至少是包括大學師生在內的社會精英的基本共識。但這樣一個共識，卻在哈馬斯越境暴恐、以色列大規模報復導致的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危機中，與另一個自由主義的共識形成了尖銳對立，後一個共識，正是同樣具有天然政治正確性的支持弱勢羣體的共識。

作爲一位傳播學者，我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就是近年來世界範圍內信息和態度被政治立場所扭曲，所以在最近，我也格外關注了巴以以及俄烏衝突中既定態度如何導致人們呈現迥然相異的事實。回到本文的議題上，一些國內親以論者似乎認爲美國大學校園的親巴抗爭，是被社會別有用心之人混入（美國大學校園都是沒有圍牆的）造成的。本人沒有赴美調查，不敢對此做出任何斷言。但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長期把支持非法移民、少數族裔（尤其是非裔）和弱勢羣體作爲政治正確的基本信條的美國大學生，在公共場合遊行來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民苦難的同情，以及由此來抗議以色列政府，這非常正常。

但公開遊行來同情巴勒斯坦苦難甚至是抗議以色列政府是一回事兒，支持和表達排猶言論則是另一回事兒。在城市中心廣場去遊行親巴甚至是反以，幾乎不會有任何政治或行爲後果，即便因爲現場言行過激被警察拘留，返校後一般也不會受到校方處理。但這次情況不同的是，在公共空間抗議和網絡空間上公開進行反猶甚至重複哈馬斯的“在地球上抹去以色列”說法的行動同步存在。這就越過了美國精英尤其是執掌權力的精英們的底線了。

在廣場上批評以色列政府，這一般會被默認爲一種政治言論或行動，在美國和西方的大學中，這種行動一般會被默許。但在校園中發佈過激的反猶聲明則會被迅速追究。康奈爾大學一位來自中國的本科生，去年就因爲在臉書上發佈了過激的反猶言論而被開除。

但讓這一次的事件更加複雜的，是扶助貧弱這一校園自由派的基本政治信條，與壓制反猶主義這一美國精英政治的底線，形成了激烈衝突。而經由弗洛伊德事件等激進行動洗禮的“扶助貧弱”理念，自身也在走向激進，並助長了從同情巴勒斯坦到批評以色列再到進行反猶宣示的過渡。這也就導致了一大批本身就是自由派信徒也得益於大學自由派思潮的大學領導人，左右爲難。

例如，前不久剛剛辭職的哈佛大學非裔女校長蓋伊（Claudine Gay）2023年5月剛剛獲任校長職位，而她作爲該校首位非裔女校長的身份曾經被作爲新聞亮點。但在親巴反以的抗議活動中，她對各種反猶言論一度持有默許的態度，這爲她及哈佛大學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最終，蓋伊於今年1月2日辭去了校長職務。而另一所常青藤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女校長利茲·馬吉爾（Liz Magill）已於12月9日宣佈辭職。兩位頂級名校校長因爲壓制校園反猶主義不力而去職，以及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被要求出席國會聽證會，這自然說明了美國精英階層親猶力量的強大。

始於今年4月的哥大校園抗爭及其此後向全美各大名校的蔓延，說明了同情貧弱的校園自由主義信念，終於與一貫容忍學生其它自由主義行爲的親猶護猶的精英主義的底線立場，形成了直接衝突。而親猶力量讓頂級名校校長辭職的能量，很顯然遠超過特朗普陣營對自由派精英們的抱怨（以及上述的南方紅州希望通過財政壓力來抑制校園自由主義的行動），這也導致了憤怒的學生們不再像此前一樣，把抗議的主戰場選在校園之外，而直接在校園內安營紮寨，把校方也當做抗議的對象甚至是主要對象。

學生們提出的斬斷大學與猶太金融集團通過接受捐款和進行校友基金投資而形成的利益關聯的訴求，也明確指向了學校管理方。而對於頂尖大學大學來講，拒絕猶太大亨捐款是想都不用想的不可能的選項，這又進一步會激化學生們的情緒，導致抗議螺旋型升級。

因而，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爲何很少校園羣體抗爭的美國大學生（也包括不少左派教授）們這次選擇了佔領校園？因爲在校外抗議已不足以反映師生們的訴求，而過去默許學生們的校方，這次自身成了抗議的對象。

無疑，經過一段時間們的抗議，不論警察是否清場，學生們都會散去，因爲情緒宣泄過後，學業還不得不面對。但抗議所體現的美國社會的撕裂，尤其是深入到校園這一傳統上自由派一統天下的地盤中的撕裂，恐怕還將持續下去。

（本文作者賈鶴鵬爲蘇州大學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有過20餘年科學報道經驗的科學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