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大陸酒駕治理效能 臺灣應汗顏

旺報社評

酒駕屢禁不止，一再釀成無辜傷亡，引爆全民怒火，立法院修法加重罰則，警方加強路邊酒測，但仍不能阻止酒駕惡性事故發生。其實，就罰責而言，臺灣算是嚴厲的，就酒駕造成的傷亡數字而言，也呈現下降趨勢，但臺灣酒駕問題比大陸嚴重，關鍵在臺灣治理體系與治理效能出了問題。

鐵拳查辦 代駕產業投入

酒駕是世界性治理難題，同樣崇尚「酒文化」的大陸，也和臺灣一樣，深受酒駕困擾。根據大陸最高檢的資料，2021年「危險駕駛罪（即醉酒駕駛）」刑事起訴量高居首位，比排名第二的盜竊罪高出近一倍。不過，近些年大陸酒駕問題已大爲改善，除了警政資源比臺灣充沛，大陸執法嚴厲、有效之外，但更重要是建立一套經濟、社會協同治理機制作爲補充，讓全社會形成「不敢、不會、不易」酒駕的條件，值得臺灣思考借鑑。

以浙江治理酒駕爲例，浙江人口是臺灣的兩倍多，2020年全省機動車輛數達到1976.5萬輛，與臺灣去年2259.8萬輛的登記數近似。根據2009年的報導，那時大陸醉酒駕駛尚未追究刑責，名人酒駕案件頻出，民間對酒駕肇事強烈不滿，而浙江正是全大陸酒駕最嚴重的省市，當年大陸公安部數據顯示，酒駕是浙江違法行爲之冠。但經過10年治理，浙江警方嚴格執法，查處酒駕2010年爲24.8萬，2020年下降到9.6萬，需追究刑責的醉駕數量從2010年的2.6萬下降到2020年的2.3萬，因酒駕致死人數從2010年的128人降至2020年的77人，績效明顯。

浙江10年來酒駕案件快速減少，臺灣應汗顏。2020年臺灣查獲8.2萬人酒駕，其中3.4萬人行政罰、4.8萬人移送法辦，酒駕造成289人死亡。其中行政罰量略低於浙江，追究刑責、死亡人數都遠高於浙江。當然，兩岸政治、司法體制迥異，大陸公檢法針對酒駕聯合執法，懲治、追責環環相扣的效率肯定高於臺灣，臺灣制度上不允許採取大陸的「一條鞭」模式整頓酒駕，但也不能以政治、司法制度不同的單一視角去看大陸治理酒駕問題，也不能以偏概全地用大陸「人治」或「沒人權」等意識形態思維否定大陸經驗。

事實上，大陸並非僅透過公檢法「鐵拳」查辦酒駕，而是透過更多經濟、社會力量介入其中，這反而是臺灣最欠缺，而應該投入的部分。過去10年大陸酒駕問題得以逐漸緩解，與代駕產業的蓬勃興起，剛好形成兩條交叉線。得益於大陸智慧型手機以及電子商務的創新和普及，在大陸國務院「互聯網+」戰略的積極扶持之下，代駕產業快速起步。據華經產業研究院統計，大陸2020年代駕產業市場規模達到驚人的120億元人民幣，其中最大網約車平臺「滴滴」佔據7成5市場份額。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省會杭州在大陸代駕訂單量最高前10個二線城市中排名第二，在大陸代駕訂單量最高前10個三線城市中，有4個城市都來自浙江省。

摒棄意識形態 虛心借鑑

換言之，當酒後代駕在浙江興起並從新經濟模式深化爲新生活方式之後，浙江對酒駕的治理就走出了官民「貓鼠遊戲」的模式，同時還造就了新興產業、增加了就業機會。反觀臺灣，由於受到傳統行業掣肘與網路金融創新的限制，代駕產業無法插上新經濟的翅膀，以至於今天仍然價格高、不便捷、市場競爭活力很低。由此可見，政府治理酒駕如果無法使用經濟槓桿、透過科技創新降低成本，讓民衆擺脫僥倖心理，尋求「喝酒不開車」的替代方案，酒駕在臺灣仍會是不定時炸彈。

大陸同時藉助社會力治理酒駕問題，如將醉駕入刑者列入信用體系，限制其融資、抵押貸款甚至子女報考公職等。習近平上任後大力整肅官場奢靡風氣，各地頒佈「禁酒令」對涉案公職「零容忍」，也在以黨領政的大陸社會產生上行下效的作用。臺灣社會將個人自由與權利視爲當然，不會接受大陸這種連坐式、非制度性的懲罰。但臺灣應發揮創意善用公民社會優勢，引進社會力量介入酒駕治理。

臺灣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堅持，但類似酒駕這種公共治理問題，應該摒棄意識形態，客觀看到大陸治理的優勢和長處，更要虛心借鑑，結合自身制度和社會特色加以修正，此乃兩岸交流與融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