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一件事檢驗誰纔是孫中山繼承者──未酬邦國中興之72（朱偉嶽）

一張孫中山、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合成照片。（黃哲民攝）

前文述及中山先生青少年時期曾毀神像，遭族人批評；後來較洪秀全更進一步，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但看孫氏事後的作爲，並不極端。尤其同盟會的政綱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其中「驅除韃虜」一說，實似脫胎自太平天國「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

孫氏在民國肇建後，立即把「驅除韃虜」改爲「五族共和」，深深表現了孫中山的靈活與睿智。孫中山的靈活與睿知不僅表現在這一點上，孫氏深具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否則他不會到處給人題「天下爲公」，但他沒有主張立即行公有制，他對蘇聯的制度說：「師其意則可，師其法不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他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很明顯的是，他在檀香山及香港成長，有足夠的英文能力閱讀當時歐美重要思潮的原籍，又在英國及美國、日本各地旅居觀察，對各地的政治、經濟體制及人民生活有切膚的瞭解。

他山寨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概念，建立他的三民主義論說。我們必需要知道的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念，並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西方世界在我國約略爲13～14世紀的宋、元、明三朝好幾百年以來，西方各國商業社會實際形塑的歷史，其知識界對一場大致發生在14世紀至17世紀歐洲的文化運動亦即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天主教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教派分裂後的宗教改革運動，和一場在17世紀及18世紀於歐洲發生的啓蒙運動，民有、民治、民享之說是上述西方諸歷史事件的總濃縮，而後由歐洲各國的移民帶往美洲這片新土地，要在這片新土地之上建立一個新國家而作爲這新國家民有、民治、民享的願景。

但孫先生不是盲目的山寨這願景，首先他就說明他的學說，是建立在華夏自文王、周公、孔子以降的道統上，規撫歐美新說而成。如民族主義，主張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除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增加華夏固有的考試權及監察權；民生主義，公有制或私有制是視情況需求的選擇，不是強行的規定。

以上是中山先生的建國概論，建國的實行重點原則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實行的綱目就是他的實業計劃，公路、鐵路、港口等公共建設，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漲價歸公等主張了。據劉成禺先生回憶，公元1904（光緒30）年，孫中山在舊金山「曾論及設會（指1905年成立之同盟會）必先有主義」。

當時，民族、民權主義之名已經確定，孫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義的名稱，劉成禺「進曰：『中國俗語，事不過三，所謂智仁勇，所謂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變，正德利用厚生。』」言及於此時，「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義定爲民生主義，本汝言厚生意也。意義包括宏大，俄之虛無共產，德之國家社會政策，英、美、法之社會主義，皆在民生主義涵蓋之下，推廣之，將成世界主義矣。』」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從此確定。三民主義就像一張網，把全世界的政治思想精華，就由這位孫先生，張網納入其中了；他自信將成爲世界主義，這位先生，當時年38歲，難怪當時許多反對他的人，稱他爲「孫大砲」。

1905（光緒31）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在發刊詞中，孫中山認爲歐陸列強的發達，爲民族、民權、民生循序實踐而成。而中國要跟進，則需吸收宣揚最進步理想的知識於人心並且實行，這就是民報的職責。同年12月香港《民國日報》代售《民報》廣告，該報社社長、革命黨員馮自由，認爲「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冗長不便，首以「三民主義」代稱。

1906（光緒32）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民報一週年紀念會發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爲題的演講，內容是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雛形。孫氏在一百多年前提出這種說法和主張，正可說明他理解到過於急切實行共產公有制，或過於放任偏向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都可能帶來的弊害，孫中山乃折而中之，像是一位走在中庸道路上的人，或和他幼年時曾讀過《中庸》有些關係。

孫氏的機要秘書戴傳賢，就是一位服膺中庸之道的粉絲，他就認爲三民主義：「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蔣緯國的生父就是戴傳賢，由蔣介石撫養長大；有一次蔣緯國將軍邀集的午餐聚會，他認真地簽名送了一冊他着的書給我，書名就是《弘中道》，真是「克紹箕裘」了。事實上中庸之道，就是勸人不要走極端，而要和諧折中之意。人類社會，是變動不居的，任何事情，都有正面或反面，亦即陰陽關係。

所謂折中，原則上左或右兩端要先固定了，然後纔可以折中。問題在兩端也都在變動不居之中，故折其中，也是一個動態的中。因之要折中有意義，兩邊要考究當時雙方的立場，從當時雙方的立場尋求折中，纔是中庸的真意義，否則中庸會變成沒有立場的討好。

中山先生是一位歷史人物，假如把孫中山當作一位歷史上走中庸路線的人，那追隨過孫中山先生的豪傑志士很多，試以曾主持或主建過國家的中央政府，以他們的影響或號召力，有大批政、軍、學人士曾追隨過他們，各有建設國家不同的主張和路線，若依此標準扼要選取的話，中山先生的3位著名弟子應是汪精衛、蔣介石和毛澤東。

他們走得如何？若把這3位弟子或粉絲們的作爲排比一下，似可說蔣介石走在右邊，在耕者有其田及振興實業方面，蔣氏在臺灣有初步的成績，或也影響了鄧小平先生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毛澤東則走在左邊，他很誠實地試行了公有制，並把原來孫中山指稱一盤散沙式的中國，組織成一個強固的戰鬥體；愛國心是急了些，人民公社終於歇下來了，但繼承毛氏的鄧小平先生，接續了這強固的組織體，容許私有經濟的存在，大力推動和蔣記國民黨在臺灣極爲相似的改革開放事業。尤其在實施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方面，鄧記夥伴們的成就輝煌，並能推陳出新；民權及民生方面，當然還有可改進的地方，有待繼續努力，事屬當然。汪精衛呢，在反歐美殖民主義及發揚傳統文化方面，對蔣、毛、鄧諸派似都留有深刻影響。

孫中山山寨了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主張，他還有一點和林肯也很相似；我們知道美國慘烈的南北戰爭，林肯是堅持維護國家統一的人，以至於賠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孫中山呢，他也堅持以武力維護中國的統一，他藉助蘇聯建立黃埔軍校，就是他態度的表白。但是他也儘可能掌握任何可能的和平機會。他冒病赴北京和北洋政府談統一大業，不光未現而逝，也是賠上了老命，留下了如花美眷宋慶齡小姐。

故要檢驗是不是孫中山的信徙，我認爲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他是不是贊成統一，在這前提之下，誰比較更像是孫中山的繼承者，也才比較有其意義。孫中山先生自小受私塾教育及自修儒家經典，初高中至大學則受英、美教育薰陶，加上他有不短時間基層的打工生活，以及在英國、美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地的旅居觀察，故可以說他是一個比較接近於世界公民的先行者，看他動不動就說「世界大同」，到處給人提「天下爲公」4個大字，若不是他心中念茲在茲於此，何以會嘮叨再三。

清末民初，民意鼎沸，羣賢並起，早之康有爲、梁啓超，嚴復、黃興、蔡元培、丘逢甲、汪精衛、胡漢民、廖仲凱、宋教仁、李大釗、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等思想界前軀，及軍政界袁世凱、黎元洪、蔡鍔、唐紹儀、段祺瑞、馮玉祥、閻錫山等等，在民國初立，推舉臨時大總統時，中山先生是衆望所歸之人。這些清末民初的碩彥豪雄，無一不是人中俊傑，但我們若細心考究，中山先生確是一位中外文明合璧，不偏不倚的君子人物。難怪今之海峽兩岸，還要爭論誰是正宗繼承者了。或者，要把汪蔣毛鄧多把粉絲們紐在一起以後，纔是力主世界大同、天下爲公，孫中山先生主張的王道之路。

孫先生逝於他追求統一的途中，他辭世時最後的叮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就是當年對各股粉絲們的呼籲；因爲那時主要幾股不同股束的粉絲們，其時是會自相殘殺的。今天，不幸的殘殺已經過去，爭論的因果漸明，而華夏中國商業化最後一段途程，行九十里者半仍待完成。

全球各地的炎黃子孫們，當大家面對着21世紀的大國博弈的時候，這博弈已不像是黨派之爭，倒像是王道文明和霸道文明的對決；要借用民國13（公元1924）年11月間，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戶曾對日本政府及國民提出諍言，更動其諍言對象，與海內外華夏子民共勉：「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華夏子孫們去詳審慎擇。」

（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