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影響臺灣民主變革──70年代保釣運動之2（李慶平）

民國六十年保釣運動。臺大學生示威大遊行，抗議美國將屬於中華民國的釣魚臺給日本。一寸山河一寸血，臺北街頭保釣運動始火如荼。（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1971年04月10日美國國務院對釣魚臺發表聲明，決定翌年將釣魚臺交給日本，二千五百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保衛釣魚臺示威遊行，在臺灣，南北各大專學生亦熱響應─。（姚琢奇攝，中時檔案照請勿轉載）

民國六十年保釣運動。臺大學生示威大遊行，向美、日使館遞抗議書，抗議美國將屬於中華民國的釣魚臺給日本。（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1940到1970年代，國民黨在臺教育政策注重民族主義及愛國教育，日本侵佔釣魚臺，將五四運動到八年抗戰的仇日記憶，新仇舊恨，在臺美華人知識份子血液中洶涌澎湃，運動已經無法避免。

保釣運動尤其是激進參與者的主張，在美國透過各種手抄刊物和聯絡網絡傳播，不只打動留美學人及留學生，也推動臺灣內部各大學的保釣運動。

國民黨高層面臨學生愛國運動，一向缺乏積極有效處理手段，在幹部訓練上，也一向缺乏「瞭解羣衆、進入羣衆、帶動羣衆」的素養，更缺乏「有了條件，充分運用條件，沒有條件，積極創造條件」的作爲。對不同政治傾向的羣衆，灰色地帶的羣衆之接觸、轉化及聯合戰術，更是闕如。

1971年保釣高潮期間，運動爲何演化成反政府的運動，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任何愛國運動必然有其理想訴求，有作爲的激進份子很自然會成爲整個運動的領航者。

保釣初起時，不容日本侵佔釣魚臺，聚焦於民族主義，自由民主的美國，是保釣的豐腴土壤。50、60年代的臺灣，大學生不能享有校際串聯活動，無論是辦學生刊物或各種演講，都必須先獲得訓導處的核可。保釣在反日和保土的聚焦點上，吸引數千留美學生在美展開愛國示威遊行，影響所及，臺灣各大學學生不僅率然自辦了保釣示威遊行，校際間也達成互動連串，終於衝破了多年的限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國民黨當局不是不知，但當時國內處理單位主要是大學訓導處、軍訓教官系統，第二線有調查局及總政治作戰部系統。臺大學生要求對日本大使館及美國大使館進行示威遊行，這些單位的策略是採用勸導手法，勸導不成轉而要求限制在校園內活動。學生與政府有關單位瀕臨對立，幸虧當時臺大總教官張德溥相當開明，有爲有守，化解了臺大保釣運動的無政府狀況。1971年4月20日舉辦的臺大保釣大會，成立「保釣委員會」，並展開6月17日的臺大保釣遊行。但張德溥總教官的開明作風雖然使得學生順利舉辦遊行，表達愛國情緒，化解學生與政府對立，保釣遊行後他卻被迫卸下軍裝，離開臺大，40多年後，歷史應還他公道。

美國保釣在1971年4月後起了變化，美國當時正與中共接觸中，聯合國席次危在旦夕。保釣積極成員也開始了路線分歧。四一○示威者在遊行時，由於沒能在國府駐美大使館前，獲得適當的對待及反應，留學生情緒轉而對政府產生不滿。

1971年2月政府派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到美國五大城市與保釣團體進行溝通，姚舜處長雖說明中華民國政府對釣魚臺列嶼爲國家領土且擁有主權的立場，但激進的保釣成員並不滿意，擔心政府除外交申明外無它作爲，更擔心政府因聯合國席次問題對美、日有所顧慮。

此期間美國與中國大陸間乒乓外交正熱絡，季辛吉赴北京，中共可能獲准加入聯合國，使中共與國府在國際力量此消彼長，美國態度的變化，也引起留美學生在國家認同上的變化，使保釣運動產生路線分歧。

1971年4月華府示威後，威斯康辛、舊金山、堪薩斯大學、布朗大學、路易斯安那大學，陸續召開一系列座談會，其中8月20到22日的羅德島布朗大學會議時，學生的左傾路線已相當明顯，這項座談會由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副研究員李我炎主持，當場採納了他的五項建議：

一、反對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陰謀。

二、所有的外國武力必須由中國撤出。

三、有關臺灣省這個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應由中國人來解決。

四、反對任何背叛中國及主權的政黨。

五、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唯一的政府。

前4項獲壓倒性的接納，最後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以118票贊成對62票反對通過，出席座談會的全員有350人。

1971年9月3日至5日，全美各大學的保釣組織決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召開「國是大會」，討論關於布朗大學通過的5項決議，在經過激烈討論，全部通過。關於第五項最後決議，以117票贊成，116票棄權而獲得過。

「安娜堡國是」會議後，保釣運動正式分裂，一部分保釣的左傾成員向正在實行文化大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並推崇毛澤東思想。一部分準備回臺灣提倡「革新保臺」，從事臺灣的民主、社會運動，而另有一部分強烈認同中華民國，以諍友的立場支持中國國民黨。

9月21日，安娜堡會後左派保釣成員決定在紐約聯合國前示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支持中華民國的保釣成員也決定在紐約第一大道及47街的哈瑪紹廣場，舉行示威遊行，支持維護中華民國的合法席位，約有6、7千人蔘加。這股力量經過3個月的凝聚作用，最終在12月24日聖誕夜於美京華盛頓召開4天3夜會議後，決定成立「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由紐約大學的劉志同擔任首屆召集人。

反共愛國聯盟成立時口號是：「拚我生命、流我鮮血、還我河山、還我自由」：「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1972年後愛盟成員陸續回國服務，部分成員創刊「人與社會」雜誌，1978年成立「臺北市反共愛國聯盟聯誼會」，1990年人民團體法通過後，成立政團「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仍以諍友立場，扮演一個對國民黨保持壓力的角色。

1996年新黨成立，部分愛盟成員成爲新黨核心幹部，但愛盟發展到現在，中心思想從未改變，愛中華民國，也愛中華民國的國旗，當國民黨困難的時候，或路線有偏離的時候，愛盟是國民黨的諍友，也是中流砥柱的一股力量。

關於保釣的左傾成員，1971年9月李我炎、王正方、陳恆次、陳治利、王春生5位成員到北京訪問，獲高規格接待並與周恩來見面。左傾保釣成員在中共倒行逆施的文革期間認同中共，也許是理想、認識不清，但在「林彪事件」、「打倒四人幫」、「天安門事件」後，由左傾成爲海外獨派的保釣組織，基本上已風消雲散。香港《70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在80年代初在美國沉痛的說他們「好些參加過左傾思潮的同學跟我表示，由於錯誤的愛國觀念，犧牲學業，弄得一事無成，浪跡天涯，而無顏見江東父母」。

但經過50年，無論後來路線有無不同方向，保釣是一個愛國運動的本質是毋庸置疑的。海外及島內知識份子從覺醒到啓蒙，對影響臺灣內部的民主變革更是影響深遠。

國民黨在保釣後有深切反省，連絡海外的第三組，改爲海外工作會，由具有國際觀的陳裕清先生擔任主任，拉近了國民黨和海外黨員與學人，留學生，僑胞的關係。在黨內成立青年工作會，由王唯農擔任首任主任，重視學生的工作不言而喻。同時政府在保釣後每年辦「國建會」，聽取海外學人對國家建設的意見，引進清流回國參加建設。具有崇高理想的保釣成員沈君山、關中，張京育，林孝信、鬱慕明、陳義揚、焦仁和、邵玉銘、胡志強、趙林等數百人，相繼回國後，都有相當貢獻。

50年後，兩岸已進入和平發展期，不同路線的保釣成員可在臺灣、大陸相聚一堂，爲中國的未來獻身。時間改變了一切，中國大陸已非文革時的大陸，臺灣也已全面民主自由化。兩岸政治、經濟、社會業已產生巨大變化，華人力量奮起，相信再過50年，經由兩岸同胞共同的努力，釣魚臺問題必然會得到合理的解決。

保釣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也是當時知識份子對國家前途、民主與自由的啓蒙運動，50年前的種子，正在開花結果。但釣魚臺仍未收回，國人仍須努力，愛國運動纔不會枉然。

（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