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與中共合作的成果──臺灣共產黨員如何運作二二八事件之3（吳昆財、鍾孝瑩）

知名臺共分子謝雪紅被髮布通緝爲二二八黑名單，並註記有額頭、牙齒突出的辨識特徵。（照片／洪敏麟提供）

王添燈除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分團主任，前也已提王添燈專程派車帶鍾逸人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而鍾逸人更不負王添燈厚望，除努力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臺中分團和嘉義分團，更將嘉義分團搭配《和平日報》嘉義分社運用發展，如同王添燈主持《人民導報》和創辦週刊《自由報》。也因此嘉義二二八事件的激烈，鍾逸人所佔分量應亦頗巨大。

1.鍾逸人主持《和平日報》嘉義分社

鍾逸人記「1946年4月中旬，和平日報臺灣版在臺中創刊」：

社長李上根，是一位操着濃重寧波腔調的30歲左右青年。他是一位充滿着理想和熱情，對國家前途抱着無限希望，嫉惡如仇，不畏權勢的人。秘書韋佩弦，經理樓憲；主筆王思翔口吃很重，但筆鋒銳利，爲人忠誠明辨是非不畏權勢，雖僅26歲，卻使陳儀與警總大傷腦筋，不得不施加壓力，另派遊峰敏（警總政治部的人）前來接替王思翔。總編輯陳洗，26、7歲，浙江人。編輯周夢江，日文版總編輯施英梧（鹿港人），編譯楊克煌，發行部經理林西陸，臺中潭子人，廣告課長薛維城，東北人能說日語。採訪主任丁文治，都是一時之選。而林獻堂、張信義、楊逵、謝雪紅、葉榮鍾等都被聘爲特約撰述。

從在《和平日報》的組成，除林獻堂有德高望重的名望，其他也就可以看到一片紅色。「5月底一個下午，楊逵和林西陸、王思翔等人」來嘉義找鍾逸人兼辦嘉南地區，因此回臺中「發現蔡金城（即蔡鐵城）已在該報擔任採訪記者，陳銀漢和陳春來二兄也已赴臺南市籌備臺南分社，而廖朝鏘則負責高雄分社」，於是鍾逸人表明「僅願負責濁水溪以南至新營爲界的區域的採訪與業務」

我回嘉義後隨即在嘉義市政府斜對面中山路，日據時代原「藤田電器店」舊址，現爲嘉義市農會的地方正式成立和平日報嘉義分社，並在新營、朴子、北港、虎尾、斗六、竹山等地設分局，並於「三青團」分隊所在地設通訊處或分銷處，分局長多由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區隊長兼任，通訊處與分銷處則由各地分隊長兼任。惟斗六與竹山兩地環境特殊，特委由斗六名眼科醫師陳篡地指派劉佔顯擔任該地分局長。

不到一個月，嘉義分社陣容已漸臻完備，採訪組長由總社派來蔡鐵城，外勤記者有：張嶽揚、李嶽勳、林鬱美、總務組長則由嘉義分團總務股長李瑞成兼任，業務組長爲潘鴻泉、並由羅金城、玉扃兩人協助。

不到半年工夫，和平日報在嘉義分社及所轄6個分局27個分銷處的固定訂閱戶，已由零增加到幾近800戶。約佔臺灣版總髮行數的五分之一強。在嘉南地區遙遙領先於新生報、中華日報、國聲日報、民報、東南日報、和鯤鯓報的訂戶。一時使總社及各地分社同仁刮目相看。

鍾逸人在《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的顯著業績，應有承繼戰前爲日軍以較高價向農戶收購生產品的餘蔭，也預示嘉義二二八的前景或陰影。

2.《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的筆禍

鍾逸人還書記接近二二八事件時的同年2月初，嘉義地檢處的謝仲棠首席因《和平日報》有一則新聞涉及他的名譽，故未經傳票等正常程序即開庭訊問鍾逸人，結果此事《和平日報》因總編輯羣已被警備總部變動，故未發佈自家記者受辱新聞，爲此事鍾逸人再度到臺北找王添燈，且去看從文山茶行外放的老朋友:

……王添燈先生除了擔任茶業公會理事長外，省參議會和「青年自由報」、「人民導報」都佔去他的大部份時間，周井田整天爲光復出版社 忙碌，蘇新在陳逸鬆那裡忙「政經報」的編務、蕭福來則與蔡慶榮（二林人，早大出身，投共後改名爲蔡孑（子）民）陳新興3人包辦「青年自由報」，連溫卿則早已到新竹投靠劉啓光，擔任建設局長，林日高也爲農民組織和省參議會的事忙得團團轉，王萬得則坐鎮「人民導報」。

……他們都一致鼓勵我，勸我不可失志。青年團的關係要保持，山地學校的工作也不可放棄。「青年自由報」目前雖然是一份小報，但它卻深具將來性。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政治訴求要透過「青年自由報」播送到臺灣全島的每個鄉鎮、每一個人的心理。

而到阿里山任教不能放棄，且《青年自由報》就是王添燈主持的週刊，所以上這段話應也是王添燈所言。王添燈三民主義青年團……祇要這個組織存在一天，我們就有一天的希望」 ，此意應即是無論如何以青年團爲根據地，

這更是青年團帶頭老大的口吻。王添燈一邊組訓三青團，一邊辦報紙。在王添燈的文山茶行的一羣人，都各有角色和任務，而且「我們的政治訴求」要「播送到臺灣全島的每個鄉鎮、每一個人的心理」，那個時代除了共產黨？誰還有「普遍性的政治訴求」？且鍾逸人也記述了王添燈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堅持和全面關照，鍾逸人更是聽從並效法，這應是包含鍾逸人在內，以王添燈爲首的一羣人在二二八事件前的運作。

張炎憲書王添燈「活躍於政界與新聞界」，有「1945年9月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1946年4月擔任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更當選臺北市參議員、臺灣省參議員」，「1946年5月擔任臺灣區臺北分團主任」，「1946年6月出任『人民導報』社長，8月創辦週刊『自由報』，擔任社長」， 都和鍾逸人所記相同，但更多了「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臺北市參議員」、「臺灣省參議員」和兩個媒體的社長，故而「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部分成員於萬里紅酒家二樓開會決議發動臺北二二八事件的遊行時，廖進平的兒子廖德雄口述有「民國36年（1947）2月27日傍晚，家父（廖進平）與白成枝、黃朝生、張晴川、呂伯雄、王萬得等人正在天馬茶房的隔壁萬里紅酒家二樓開會……決定隔天舉行抗議活動。」 ，其中就有「白成枝、王萬得」鍾逸人書爲王添燈「文山茶行」的座上客，更何況王添燈也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重要成員。

王添燈雖「2月27日傍晚」可能尚未參與，但文山茶行也距離頗近，故隔天應也參加發動遊行，或是指揮盧伯毅佔領臺北新公園的廣播電臺，但更重要的是應是王添燈聯絡全臺各地發動二二八事件，而楊逵、謝雪紅和鍾逸人應是被分派發動臺中到嘉義的二二八事件，而張志忠和簡吉範圍可能擴及臺南，甚至高雄，蔡孝幹則應是隱身於全臺幕後，或有更大的首腦在主導？此小段落資料尚不足，只能約略推測至此。

鍾逸人等與王添燈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同工作

（一）「民意」、「輿論」和「下鄉組訓」

民國36年（1947）《臺灣新生報》3月3日號外和及4日邊欄，四欄題都有：「關於此案，代表發表意見如下，王添燈：希望陳長官儘量採納民意，如現設於中山堂之民意箱內之民意書，必要重視」 ，王添燈「中山堂之民意箱」之「民意書」，和楊逵在臺中「輿論調查所」的「輿論調查卡」 極相似。前已有鍾逸人記楊逵二二八事件中有下鄉組訓，以開拓武裝行動之兵源，而王添燈也有：「林日高則不同，他事件中確曾配合王添燈下鄉組訓青年學生」 。王添燈和楊逵在二二八事件中至少有兩項重大行爲相同。

前已有蘇新〈臺共綱領〉：「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集會，成立臺灣共產黨」 ，林日高是臺共創黨元老。鍾逸人記林日高的看法有：「像他前有參加『臺共』案底，今有下鄉組訓工農羣衆的紀錄，在省議會又是與王添燈、郭國基、林連宗同是猛攻猛打、手下不留情的族類，陳儀和柯遠芬正恨不得剝他的皮，啃他的骨，無論如何他已經死定了。」和「我與林日高的認識是經文山茶行王添燈的介紹（1943年）。戰後我們也在『三青團』臺北分團見過幾次面。那時臺北分團主任是王添燈，林日高則爲分團幹事，潘欽信爲分團總務股長」 。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燈和臺共林日高一同下鄉組訓，也更證明王添燈也應是臺共。而楊逵及其老婆葉陶也於二二八事件中下鄉組訓，爲二七部隊開發兵員。

（二）「解除武裝」和「接管」訴求

1.王添燈在臺北的訴求

民國36年（1947）3月4日臺北發行之號外，及5日1版《臺灣新生報》，頭條，四欄題：「王添燈報告：據〔據〕臺中來電話，一切機關，〔X〕業已接管完竣，已組織處理委員會處理一切，維持治安，請本會向當局勸阻出動軍隊，以免發生意外事件」 。證實王添燈和臺中二二八事件武裝行動的民軍聯繫密切，並要求臺北處委會「向當局勸阻出動軍隊」，企圖保有臺中民變成果。但這也意味王添燈知道民軍實力不足嗎？

王添燈於臺北二二八事件最要緊的事，莫過於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草擬32條處理大綱，分爲「對目前的處理」7條，及「根本處理」25條（其中軍事方面5條，政治方面，20條），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10條。此42條處理大綱向陳儀提出後，遭陳儀嚴詞拒絕，此也應是王添燈遇害的主因。王添燈此42條有「一，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和「二，政府武裝部隊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衆組織共同負擔」（筆者刪去校對）涉及「武裝解除」。

2.嘉義的訴求

此應也是帶動鍾逸人等控制的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會衆人紛紛向駐軍提出：「陳學生總隊隊附：……武裝解除（即刻）」，此疑爲陳顯富；「盧委員：1.在嘉義交戰武裝軍，要武裝解除2.飛機場之21團（師）兵士即刻停止戰鬥」，此疑爲盧鈵欽；「盧：1.武器由處理委員會保管之意思，和平復再還」，此應仍爲盧鈵欽；「劉處理委員：引臺北之例作參考1.……由此觀之，委員會之要解除武裝是正當。本人南下途中，實有各地國軍已給參議會管理，治安由青年擔任，不是單嘉義要求……」，此疑爲劉傳能；「劉參議：……3. 武裝解除不好聽，那麼武裝管理」，此應仍爲劉傳能；「黃如岡：作戰目的爲有自治，上峰不能信任，易順者怕被欺，武裝解除不是要毀其名譽，要管理其不再動、本軍不動是待和平解決之一表示，但彼方無誠意」，黃如岡身分待查；「盧：……要保管其彈藥……」，此應仍爲盧鈵欽；「劉委員：……1.現在飛機場所有之彈藥由兩方（國軍與處理處委會）共同保管，聽候警備總司令部處理」，此應仍爲劉傳能。以上種種等，可資印證 繳械要求的談判內容。這裡只能懷疑嘉義市處委會多數人，或是被和王添燈同一路人的人士所引導。

（三）其他王添燈二二八事件帶頭大哥的證言

1.蔡孑民

民國36年光復未久，王添燈中文文筆應無法如此洗煉暢達，故推敲應有人主筆。蔡孑民（1920-2003）原名蔡慶榮，彰化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任東京《華僑日報》總編輯，民國35年（1946）8月回臺創辦《自由報》並任總編輯。他口述：「事件中，朋友們分頭都參加了鬥爭，《自由報》也停了，剩下我們幾個人集中在《中外日報》，堅持每日出刊，同時也幫助王添燈（燈），準備每天在中山堂處委會的發言提案」，及「3月5日，王添燈（燈）回來說要擬一個具體的處理大綱，蘇新、潘欽信、我和另一位年輕的同事，一共5個人就留下來討論，而後由潘欽信起草，在6日寫成，這就是3月7日王添燈（燈）在處委會上提出的32條處理大綱」 ，這也代表王添燈之下有一羣主筆者。

2.蘇新

蘇新〈臺共綱領〉：「1928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集會，成立臺灣共產黨」， 潘欽信也是臺共創黨元老。蘇新〈王添燈先生事略〉：「潘欽信、蕭友山、蔡慶榮、蘇新，這些《自由報》的同仁自然地就成爲王添燈的『參謀』。他在會上的發言、提案、廣播稿都是這些人爲他起草的，王添燈的客廳成了『參謀部』」，還有：

……我們遇到重大問題或意見不一致的時候，都一一請示地下黨負責人。我們起草《處理大綱》32條時，蕭就聯繫了好幾次，最後，據說「時間緊迫，來不及開會討論，就這樣提出去」。所以可以肯定32條是經過地下黨同意的，事實也證明，這個《處理大綱》也符合同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支持臺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的精神的。

蘇新或許補寫了蔡孑民「年輕的同事」「蕭友山」。

而王添燈主持的42條處理大綱應是都聯絡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成果，或隱隱然有更高階的指導者在幕後發號施令，而這需要繼續追尋了。

結語

原本在二戰後鍾逸人執行集中在王添燈「文山茶行」的人所交付的任務，主要是在大臺中地區，而之後在嘉義地區。然而若有意外時，鍾逸人也從臺灣頭串連到臺灣尾，而全臺灣不少地方，透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各區分團等及相應單位，應都統轄於王添燈的「文山茶行」，直至二二八事件時更是。

王添燈的兒子王政統口述：

我從來不曾向人說過「我父親是冤枉的」，我相信如果說這句話，父親會罵我不孝。因爲他是依照他的想法，堅持作到底的。但是你別誤會他是獨立黨或是共產黨。他只是企圖爲臺灣人找一條生路，好好過幸福日子，如此而已。終究沒找到而已。不是嗎？

我不存報仇的心。50年前，或50年後的今天，豈有真正的公義可言？臺灣人的性格向來如此，熱鬧的時候很熱鬧，退的時候也退的很快。

證明王添燈應是共產黨，並非是污衊，而是呈現當時臺灣的共產黨員們及左派份子們，如何運作與發起臺中和嘉義，甚至是全臺灣的武裝行動的二二八事件。

（作者吳昆財爲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鍾孝瑩爲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碩士）

【原題〈二二八事件中王添燈和鍾逸人關係的探討〉，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