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保生：我與《華夏籃球》

由新華社老記者樑希儀和我共同撰寫的《華夏籃球》一書，終於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面世了，儘管出書時間與我倆的希望晚了一年多，但心情仍是愉悅的。很難說完美，但畢竟我倆用心血完成了心願，給廣大籃球愛好者提供了一部記錄中國籃球120多年發展腳步的資料。

孫保生與樑希儀

俗話說好事多磨。撰寫這本書的曲折經歷，就足以詮釋這個成語。這本書雖然是以樑希儀爲主我爲輔，但想法卻是我提出來的。2012年北京首鋼男籃斬獲了CBA聯賽的第一個總冠軍，這也是北京籃球隊在1988年劃歸首鋼後取得的第一個全國冠軍。而這個冠軍距北京男籃勇奪第五屆全運會冠軍已整整過去了29年，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不久，北京市文史研究館找到我，先是讓我寫了一篇《京城籃壇春秋》的文章，在當年的《北京文史》上發表。之後，他們又找到我，希望能寫本北京籃球歷史。這一年北京首鋼女籃是先於男籃奪冠的，考慮到男籃的影響力，因此決定先寫北京男籃歷史，然後在寫北京女籃歷史。當時我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因爲早在2006年我就有了寫寫北京、乃至中國籃球歷史的心願。2006年是北京籃球隊成立50週年，首鋼籃球俱樂部舉辦了一個建隊50週年座談會，我有幸受邀出席了座談會。座談會上，望着張長祿、程世春、楊伯鏞、何詩蓀等前輩，我就想有機會一定拜訪他們，聽他們講講籃球發展中的經歷，記錄中國籃球歷史。何謂籃球文化？不就是中國籃球歷史嘛！但是，那年我還沒退休，天天忙於一線採訪寫稿，還真是顧不上。不過，很多資料我早就開始收集了。2009年11月我正式退休了，蒐集歷史資料，撰寫中國籃球歷史的願望愈加強烈了。

爲了撰寫《京城籃壇春秋》和《北京男籃》，在北京文史館和北京市籃協鼎力支持下，召開了多次座談會，京城籃球前輩們都暢所欲言，還相互啓發共同回憶激情燃燒的歲月，提供了很多鮮活的故事和老照片、老資料。除了召開座談會，我還到張長祿、程世春等老先生家拜訪，找到了很多翔實的歷史資料。爲我牽頭撰寫北京籃球歷史奠定了堅實基礎。由於我想到幹這樣有意義的事情，辛苦認真自不必言，關鍵是要有組織支持，有北京文史館做後盾。否則，很難成事。在撰寫過程中，讓我倍加感慨的是，參加過前幾次座談的老國手姜忠儉及宿將陶傳孝等先後去世，我必須抓緊時間搶救北京籃球歷史。可以說這些前輩的離世，不僅刺痛了我，也激增了我的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

孫保生著《北京男籃》

北京籃球隊的建立和發展離不開國家體委和國家隊的支持，1956年北京市體委主任張青季聽說國家隊要暫時解散，便緊急請示了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建議把國家隊留在北京，因爲當時北京市體委雖然已經獲批專業編制，但一時找不到那麼多的教練員和運動員。如果能把國家隊留在北京，人才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劉仁向市委、市政府彙報請示後，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隨後迅速向國家體委打了申請報告。考慮到北京的地位，賀龍等國家體委領導同志很快批覆同意，並說足籃排三大球及兵乓球隊全部下放給北京市，即代表北京市也代表國家隊。北京市委、市政府也表示：“這些國家隊的待遇不變！”國家籃球隊在北京呆了三年，1959年國家體委重建國家隊，大多數教練和運動員迴歸國家體委，也有一些教練和運動員選擇留在了北京。可以說，北京籃球是中國籃球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撰寫北京籃球的基礎，再寫中國籃球歷史，應能完成這個心願。

基於這樣的想法，我就想何不趁着我精力充沛，向籃管中心建議撰寫中國籃球歷史？籃球界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張彩珍任國家體委副主任時，主抓了中國體育單項運動史叢書的編著，李輔材、文福祥、董爾智、申恩祿、鍾添發等前輩就編著了《中國籃球運動史》，該書於1991年底出版。從該書內容看，截止時間爲8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籃球歷史都不在其中，需要補充大量的與時俱進的內容。想到此，更加堅定了我爲中國籃球寫史的決心。

2013年春，中國籃協新聞委員會在籃管中心評選好新聞，評選結束後我去了副主任李金生的辦公室，這些年都是他負責新聞委員會工作的。我向他談了寫書的想法，並表示剛退休4年，完全有精力去做這件事。還表示：“幹這事最好以中國籃協新聞委員會的名義，首先它是代表中國籃協去做這件事，自然會得到省市籃協和各傢俱樂部的幫助，查資料、訪問就容易的多；新聞委員會以往除了每年評好稿、下賽區做新聞監督，影響和作用不大，而寫書是加強和推動籃球文化建設的大事，總結中國籃球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中國籃球發展有益。”李金生聽完後笑着說：“這確實是件實事、好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你回去寫個策劃提綱交給我。然後拿到中心辦公會上去討論，爭取幹成。”聽了他所言，我也很興奮，覺得幹成這事大有希望。

孫保生與樑希儀一起解說籃球比賽

在回家的路途中，我就想幹這事得找志同道合的同行，首先就想到了樑希儀，他剛從新華社退休一年，比我小几歲，懂英文，派駐過美國，更主要是我倆相識20多年，經常在一起採訪國內外比賽，而且還都是首都體育記者教練隊的隊友，從性格上講我倆相近，工作也都屬於很認真的同類人。當我把醞釀寫書一事跟他在電話裡一說後，樑希儀當即表示同意，隨即我邀他來我家邊喝邊聊。寫書沒有異議，怎麼寫這本書？我提了兩個思路：一是從中國籃球重返奧運會後寫，包括創辦CBA、WCBA聯賽，以及CUBA等聯賽，展示改革開放大潮中的中國籃球新貌，因爲之前有《中國籃球運動史》了；二是從頭寫，從籃球傳入天津後的100多年中國籃球的演變發展，但工作量巨大，估計的幹個二三年。樑希儀堅持從頭寫起，他說：“幹就幹大的，況且這方面的書太少，有一些內容也不夠準確，有的則有疏漏，我們爭取把它寫成一部較爲全面、準確的史書，但我們不一定按照史書的套路去寫，要寫出我們的語言和風格來。”樑希儀還表示：“咱倆一聊，脈絡清晰了，策劃提綱我來寫，寫完後傳給你，你修改後就儘快傳給李金生！”

樑希儀的辦事效率足夠快，沒幾天就把近萬字的提綱寫完了，我看後略作修改便按程序傳給了籃管中心有關人員。但是，很多天過去了沒有音信。忍不住我給中心有關人員打電話詢問，回覆說已經把策劃提綱傳給有關領導了，但他們都在忙於遼寧全運會。直到遼寧全運會結束數月後，中心有關工作人員纔打來電話，邀我和樑希儀去中心談談寫書的事。我倆按約而至，在瞭解了有關情況後，該工作人員表了態：“寫書都是個人乾的事，中心不宜介入。”滿滿的希望被一盆涼水潑了下來，我倆沮喪而歸，這時已是2014年。

2018年年初，樑希儀突然給我來電話，說讓我倆去趟中國籃協，新任中國籃協主席姚明要和我倆聊聊建籃球名人堂的事。雖然還是在磁器口附近的通政大廈，但此時已是新一屆中國籃協的辦公處。在樓道里，姚明熱情跟我握手，並遺憾地說：“剛接到總局電話，要去總局開個會，讓閔峰跟你倆聊聊，拜託啦！”許閔峰把我倆讓到他的辦公室後說：“籃協要推動籃球文化建設，擬建名人堂，聽說你們二位幾年前有個寫書的策劃提綱，想聽聽二位的意見。”我倆表示：“想寫書確有此事，但之前不知要建名人堂。建名人堂是好事，對中國籃球有突出貢獻的前輩應該進名人堂，但是進名人堂得有個標準，怎麼進？通過什麼方式產生人選？等等，一系列問題需要認真研究，當初如果書寫成了，應該可以提供個基本依據。可惜，沒寫成。”許閔峰說：“二位可以考慮啓動寫書了，姚明說籃協將給與全面支持和幫助。”這句話如果是在4年前聽說，該是何種心情？而這時我已經是69歲了，心氣兒和精力遠不及4年前，就在這4年間，我已經牽頭完成了北京文史館交給的任務，《北京男籃》和《北京女籃》兩書已經出版。如撰寫《華夏籃球》，只有一年多時間，籃協想要在男籃世界盃和國慶70週年時出書，難度太大，因而我心存疑慮，萬一中間再有曲折怎麼辦？然而，樑希儀卻表示可以幹，這時天色已漸黑，許閔峰說：“又到飯點了，天又冷，我請客，咱們去附近吃涮羊肉去，繼續邊喝邊聊！”從總局青少司司長位置重回籃管中心的王玄說：“去吧，我貢獻一瓶‘酒鬼’，就不陪着啦！”

《華夏籃球》

在幸福大街一家涮肉館裡，我們三人邊喝邊聊，聊的很盡興，許閔峰一再鼓勵我倆放手去幹，有困難就找他，他一定設法解決，包括需要去外地採訪。2018年1月30日，在美國訪問的許閔峰發來微信說，籃協同意寫書，力爭在男籃世界盃前出書，並再次表示有困難一定協助解決。情緒感染之下，我也就打消顧慮，決心做好各方面準備，全身心投入寫作和採訪。想到樑希儀電腦玩的溜，策劃提綱又是他執筆的，我就表示：“你爲主，我爲輔，齊心協力抓緊時間投入工作！”

活兒攬下來了，但我想還是要和姚明聊聊，不僅要聊名人堂和寫書的事，還要聊聊我對CBA聯賽和中國籃球的看法與建議，相互溝通一下。有這個想法時恰逢兩會期間，姚明肯定沒有時間。待兩會閉幕後，我和姚明約好於2018年3月22日上午10點在籃協會面。就在那天我去籃協的路上，突然接到了他發來的一條短訊，說他臨時接到總局的電話要去趟總局，讓我在他辦公室等候。11點多，他回來了，沒聊一會兒又到午飯時間了，他說有工作餐，咱們邊吃邊聊吧，於是我們邊吃邊聊，我按照準備好的提綱一條一條的說，他用心聽着，時不時插個話，說說他的看法。這次聊天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回到家中，我把與姚明聊天的經過與內容告訴了樑希儀。樑希儀說咱們先幹起來吧，你把你寫過的籃球歷史和人物的稿子傳給我，他還說已經從本站給我開的《籃球往事》專欄找到了一些可用的文章。我倆還商量了需要去拜訪的省市，商定第一站去天津，因爲它是中國籃球起源的搖籃，時間初步定在5月初。隨後，樑希儀把採訪計劃轉給了許閔峰，請他跟有關省市籃協打招呼，以求得幫助。

實際的採訪我是從2018年4月中旬開始的，應上海市籃協邀請，赴滬出席男籃世界盃承辦城市宣傳啓動儀式。出發之前，我請老朋友《解放日報》退休記者嚴子健幫忙，務必給我聯繫到籃球前輩吳成章和王長安，我要抽時間去家中拜訪二老。在嚴子健的精心安排下，我順利的拜訪了吳老、王老。在吳老家，我瞭解到了“海派”籃球的由來，瞭解到了上海籃球在解放前後的基本狀況。當時吳老已經94歲了，精神頭相當好，說起往事滔滔不絕，那一天是2018年4月18日。採訪剛結束，吳老就騎上自行車去打門球去了。

同一天下午，嚴子健又陪着我去了王老家。在王老家他向我講述了從事籃球事業的一生經歷，重點談了怎樣當一名好裁判的親身體會，尤其是結合CBA聯賽裁判員執裁實際及存在問題，談了個人見解。王老當時89歲，沒想到一年後他去世了。

次日，上海市籃協專職副會長陳德春向我引薦了時年83歲的陳茂麟老先生，陳老手頭積攢了不少上海籃球的有關資料，他向我敘述了很多上海籃球宿將的故事，其中包扣李震中、王永芳、田福海、錢澄海等。陳老上中學時曾與錢澄海一塊打過球，還拿出一張當年的合影，錢澄海後來參加了海軍，由此開啓籃球生涯。

2018年5月，春回大地，我和樑希儀正式去外地採訪，在中國籃協社會發展部紀泓序的陪同下，我們於5月8日開始了在天津的訪問。我們先去了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詳細瞭解了“南開五虎，”之後又去了位於東馬路94號的天津基督教會的室內籃球館，該青年會1914年10月落成，這塊場地長21米多，寬10米多，與今天的場地儘管相差甚遠，但我們彷彿看到了天津籃球前輩們在這塊場地上探索技術時的身影。

參加天津體育博物館

5月9日，我們參觀了天津體育博物館，看到了天津籃球前輩的一些照片和實物。在博物館有關人員的引薦下，我們拜訪了59高峰時期的中國男籃隊員之一王家禎。在王老家中，他向我們回憶了五六十年代天津籃球和中國籃球的盛況，以及自己的成長經歷。聽聞我們要撰寫中國籃球歷史，王老很激動，認爲應該寫，值得寫。訪問近一個小時，在王老送我們下樓時，他向我打聽王利發的近況，當聽說王利發已經去世時，王老的眼眶裡含着淚水。

6月到9月，我倆觀摩了在天津舉行的第十二屆CUBA聯賽全國四強賽；去福州觀摩了CUBA陽光組的比賽；去濟南觀摩了全國體育院校比賽；在合肥觀看了NBL聯賽和訪問了宮魯鳴；去廣州訪問了廣東省籃協、李少芬和湯壽琪，還觀摩了廣東省聯賽，訪問了順德女籃。7月我還去三門峽採訪了全國“苗苗杯”賽。去均安和三門峽因爲這兩個地方很有代表性，前者是農民籃球隊，後者是校園小籃球，他們都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一代一代的傳承。就在2020年12月5日晚，“苗苗杯”的創始人齊孝序先生病逝了。

一系列的採訪爲撰寫《華夏籃球》提供了豐富之內容和珍貴資料。比如：共和國第一任中國女籃主主教練吳宣昭，現有資料非常少，只知道他是廣東揭陽人，曾在香港任體育教師，又因於1982年就病逝了，故知之至者甚少。在訪問廣東省籃協時又有了意外發現，一是李少芬曾是吳宣昭的隊員，她介紹了一些情況；二是在廣東省籃協的幫助下，找到了吳宣昭的家屬，家屬提供了一些資料和照片。吳宣昭調回廣東後助教楊福鹿接過了中國女籃帥印。遺憾的是，楊福鹿先生已於2003年離世，不然的話，必能得到更多的有關吳宣昭的資料。

自2018年春節後至2019年5月，我倆邊寫邊採訪，隨時保持溝通。樑希儀在組稿找照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經常是起牀後就寫，寫到夜裡兩三點是常事，有時甚至幹到黎明。2019年5月7日，我們向北京大學出版社交了初稿。與此同時，我們經與中國籃協協商，邀請了幾位籃球前輩爲顧問，審看我們的初稿。這些前輩們非常認真仔細，對初稿除了給予肯定外，也指出一些不準確之處。收到反饋後，我們及時修改、補充。從初稿到最後定稿，我們校對修改三次以上。但是，這期間出現了曲折反覆，遇到了不便言明的困難，書沒能在預期的男籃世界盃前出來，更錯過了共和國70週年大慶。在挫折面前我倆沒有灰心，堅持爲出書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再後來就趕上了新冠疫情，出書就陷入了停滯。再後來北大出版社重啓工作，但又趕上了換編輯，過程時緊時鬆。好不容易到了2020年7月初，《華夏籃球》終於出了樣書，我倆日以繼夜的仔細審校，還請幾位有關人員審閱，郭玉佩先生最爲仔細，他不忍在書上修改，而是發現一處寫個小條夾上，並能很快交到我倆手上。郭老還特意寫了信，信是這樣寫的：“希儀、保生：你們好！《華夏籃球》是我讀過的最佳體育史書。觀點和材料都堪稱上優。時間跨度之長，人物之衆，賽事之多，使蒐集、選擇、創寫、評論都成爲極大的難事，只有酷愛、精通籃球又敬業、公道的二位作者才能寫出此類光彩奪目的鉅著。我不任在書上改動，見有疑問或難解之處，便寫個小條標誌，請二位來酌定。熱烈祝賀《華夏籃球》出版！向付出極大艱辛、貢獻最多智慧的二位作者致敬！”

孫保生與郭玉佩合影

老裁判郭玉佩對此書評價

中國籃協副主席，前國家男女籃主教練宮魯鳴對此書的評價是：“以史爲經、以人爲緯，這是一部珍貴的、並非僅僅記載‘古往今來’的中國籃球發展的史書，還是中國籃球文化建設花園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中國籃球融入世界籃球不可磨滅的佐證，值得同行在思考中國籃球發展的方針大計時參考與借鑑。”鄭海霞閱後稱：“首次讀到的一部有關中國籃球歷史的鉅著，字裡行間透着親切、感人，勾起我對自己一生籃球生涯的難忘回憶以及前輩、同行、球友的懷念、敬佩和感恩之情。”匡魯彬的評價爲：“客觀真實，見事見人，重點突出，耐讀耐看，中國籃球虛心學習、善於交流、艱苦創業、勇於創新的優良傳統躍然紙上，鞭策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再創輝煌。”中國籃球改革的推動者、實踐者，前中國籃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劉玉民說：“書我還沒看完，但感覺這是我見到的同類書中最好的，最生動的，你和希儀辛苦了！”

最後我想說說邀誰爲此書作序。開始我倆想邀姚明或前籃管中心領導作序，但考慮到他們的身份多有不便而放棄。又想到張長祿先生，但高壽已94歲的張老說幫助回憶點事情還可以，畢竟思路不及以前了，作序不適合了，我是支持的。其實我心裡早有人選，這就是楊伯鏞先生，張老也認爲楊伯鏞先生更適合作序。我是這麼想的：一是楊老年輕時是籃球名將，是我初學籃球時的偶像；二是楊老當教練時率隊兩獲女籃世錦賽和奧運會銅牌，執教有方；三是楊老走上中國籃協領導崗位後慧眼識才，大膽舉薦李亞光、蔣興權、陳道宏、宮魯鳴執教中國女籃、男籃，中國女籃兩獲奧運會和世錦賽亞軍，中國男籃兩次突破歷史躋身世界八強，楊老還開創了中國籃球向市場化探索的改革之路。總而言之，

孫保生與楊伯鏞

他對中國籃球的歷史貢獻至今無人超越！楊老開始也是推辭，稱自己已退休20多年多有不便，但最終還是欣然應允作序。見到此書後，楊老連連稱讚，說：“保生和希儀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寫到這兒該收筆了。《華夏籃球》凝聚了中國幾代籃球人的心血與智慧，我倆不過是個記錄者。儘管非常努力，但還是難免有疏漏，懇切希望各位毫不客氣的批評指正！有生之年仍願爲中國籃球鼓與呼！願此書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盼有更多的人投身到加強中國籃球文化建設的潮流中。

20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