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造成了什麼國際影響?

筆者認爲香港早在「612」鎮壓前已在思考如何安然地在中美兩國對抗中生存,而對中國的恐懼與不信任正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根源。(圖/美聯社)

葉國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發生在香港金鐘的「612」鎮壓,被特區政府定性爲公然有組織的「暴動」。其間警方共發射超過150枚催淚彈並首次射擊橡膠子彈,其彈壓規模與強度遠超過2014年的雨傘運動,最後至少造成72人受傷,事件後警方更進入醫院與大專院校學生宿舍搜捕參與者,企圖營造恐怖氣氛。

此次鎮壓之快、狠、猛,超出不少香港市民的想像,進一步撕裂官民互信。這除了表示政府充斥着「極左」與鷹派好鬥思維,放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不僅爲北京添煩添亂亦不利於香港獨特國際商貿地位的維繫,可以預見林鄭月娥政府將只會運作一屆,香港整體局勢將繼續向下沉淪。

北京對於香港的態度從來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充滿現實的思維。在近年大國崛起的背景下,除一貫地利用港資及其特殊的國際地位,更有助於包裝美化中國形象並向外擴張其影響力。儘管如此,香港在北京的政策議題設定上卻又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觸及主權與領土紅線(如主張港獨),北京重視的更多是權力的掌控與政權的穩定,簡而言之,香港是「重要而非核心」的問題。

時序上,中美貿易戰並非導致「612」鎮壓的原因,美國曆經了長期的「擁抱熊貓派」思維,以爲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跟隨美國所建構的國際政經秩序,被證明只是一廂情願的誤判,副總統彭斯於2018年10月在華盛頓公開地強烈批評中國,普遍被認爲正式揭開新冷戰的序幕。

新冷戰之下,香港成爲中美對抗性競爭的最前線,她既是中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區,也是充滿各國利益的國際金融與情報中心。華爲孟晚舟案中持用香港特區護照、中資在港上市集資或包裝成港資進軍海外、利用空殼公司進出口敏感的高端軍用、商用器材設備等更廣爲人知,香港已然成爲中國向外擴張其「銳實力」(sharp power)的橋頭堡,在其「一帶一路」等重要國際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凡此種種在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與臺灣等地均有學者深入研究。

特區政府指控「612」鎮壓中的參與者受境外顏色革命」所影響,意圖打擊政府威信與爭奪管治權,這樣的說法指鹿爲馬、似是而非。確實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中吸引了包括美國、英國與歐盟等地關注,也有香港公民社會團體與個人前往美國進行遊說、爭取支持,但這其實是一種社會自保的積極策略(尚且在充斥現實主義的國際環境下未必成功),若以爲百萬民衆上街抗議是受境外「顏色革命」所蠱惑,一來既輕視了市民的智慧、推搪了政府的責任,同時也誇大了境外的影響,此種解釋完全不值一哂。

北京對於《逃犯條例》修訂的立場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在5月中開始透過中聯辦官員放話支持修例,使建制派逐漸歸隊;隨後再借由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態支持修訂,並配合在北京的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表態支持,使本地商界難以公開質疑;再借由要求人大、政協代表到中聯辦開會全力支持政府,外交部批評民主派至美國遊說,至此《逃犯條例》修訂在香港已經註定沒有轉圜餘地,待百萬人和平上街遊行而完全不爲政府善意回應時,事實上已爲「612」衝突與鎮壓埋下伏筆

▲筆者認爲林鄭月娥政府可謂錯判了國際情勢,騎虎難下使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窘境,必須爲鎮壓負上最大責任。(圖/翻攝香港政府網)

然而鎮壓之後,北京則操作一手切割、另一手譴責的兩面手段。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接受BBC專訪中公然宣稱北京從來沒有指示香港修訂條例;《環球時報》則在其社評指責美國的政客「煽動」香港的騷亂。因此林鄭月娥政府可謂錯判了國際情勢,騎虎難下使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窘境,必須爲鎮壓負上最大責任。

美國政府利用關稅爲主要武器欲保障本國利益、讓其「再次強大」,對中國的就業、經濟成長與科技發展已經造成實質負面的影響。中美貿易戰同時波及香港經濟,2019年首季的經濟成長僅0.5%,出口按年下跌4%,股匯市下滑、經濟表現疲弱。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爭議與「612」鎮壓,美國政府正在研擬《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以及修改《香港政策法》(1992)(該法案把香港區別於中國,可享獨立關稅區待遇),儘管通過機會甚微,但若通過將能夠有效凍結在香港壓制民主與自由的人士資產,甚至拒絕有關官員與議員入境美國。

公民聯署也同時在韓國、英國等地展開,希望施壓政府表態。國際社會普遍都對「612」鎮壓抱持同情的態度,《時代》雜誌亞洲版以「抵抗」(The resistance)爲題,展示在催淚彈煙霧中遺落黑傘;《經濟學人》雜誌則以鑲在手銬中的香港象徵《逃犯條例》修訂後對自由以及其商業利益的危害。儘管如此,香港僅會是中美貿易戰後續協商中的次要議題,美國將更強硬地應對中國的崛起,卻不可能實質改變北京治港的思維與手法。在吸引國際關注與支持的同時,香港付出了慘烈的血汗代價。

香港早在「612」鎮壓前已在思考如何安然地在中美兩國對抗中生存,而對中國的恐懼與不信任正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的根源。特區政府與御用學者喉舌傳媒自然必須與北京站在同一陣線;公民社會也明白國際社會的現實與無奈。香港過往成功的關鍵是建基於與中國的不同與區隔,如今一方面政治經濟的整合大潮將香港的特殊性逐漸消磨殆盡,另一方面外國也警覺香港不過是中國向外擴張的踏腳石與白手套。與中國太近使香港無可避免地被逐漸「大陸化」,如今欲維持「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原則也不可能。「612」鎮壓成爲香港在大國博弈關鍵時刻下的一道歷史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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