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壯志未酬 反中加劇兩岸分歧

前副總統連戰出版《連戰回憶錄》，全套45萬多字，他對兩岸關係提出建議，認爲「兩岸應該推動政治對話、追求最終和平」。（本報資料照片）

（天下文化提供）

我任內推動「境外轉運中心」計劃，在中共善意的迴應下，兩岸航運團體終於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在香港會晤，隨後兩岸貨輪開始在廈門、福州與高雄港、基隆港間揚帆，這未嘗不是兩岸打破隔閡的一大突破。在空運部分，我也覈定可與澳門當局進行航權談判，同意澳門航空以原班機、更改航班方式續飛北京，這可以說是在國統綱領尚未達到中程階段無法達到開放直航前的彈性變通辦法。

當時我們大膽採取「不通關不入境」方式，將大陸地區輸往第三地區或第三地區輸往大陸地區貨物，在境外轉運中心轉運，這是當年尚未直航前的實驗性做法，同時也有利兩岸經貿往來。在我任內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九日開始啓動境外轉運中心，單以九十七年六月至九十八年五月，這一年的統計，每月轉運平均成長率百分之十，由於境外轉運中心一年裝卸吞吐量已超過二十萬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二十呎標準貨櫃），使得高雄港務局一九九七年全年吞吐量大幅增長至五百六十九萬TEU，居世界第三大貨櫃港，因此境外轉運中心對於高雄港的成長髮揮了正面的功能。

原本我也具體指示可以臺中港暨清泉崗機場做爲海運與空運的先驅規劃地區，但可惜後來受到「戒急用忍」政策影響，此一論調擔心我們的人才與資金被大陸吸光，臺灣產業將空洞化，經濟部被要求訂定一套管制兩岸經貿發展的措施，凡是五千萬以上的案件一律喊卡，而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推動的都是大案，因而亞太營運中心未能竟其功，可說是其來有自。假如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當時順利推動，臺灣的經濟何以會喪失原來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地位？而今日鄰邦韓國、日本的經濟地位亦當已爲我們所取代了。

亞太營運中心的挫敗，我內心是相當的不捨與難過，我難過的不是這項我們念茲在茲、不斷闡釋宣導將使國家經濟體質脫胎換骨的重大政策或施政中心的挫敗，對個人政績或仕途將會有什麼負面的影響，因爲個人榮辱得失不但微不足道，而且都是過眼雲煙、無處可尋，何況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除了前面所說的成果之外，單以六個營運中心製造的商機就已經很多了，增加國內外投資三千八百多億元，絕不是一敗塗地。我們難過的是，當年向全民許諾的願景：「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經濟成長率維持在百分之六點五左右，國民平均所得達到兩萬美元，而進入已開發國家行列」迄今落差仍大，不知何時可以實現。我們尤其不捨的是，這對於臺灣兩千三百萬同胞共同的福祉與未來之影響是至深且巨。

我深切瞭解，亞太營運中心是今後解決臺灣所面臨的瓶頸問題及提升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方向，就提升經濟而言，這也是我們別無選擇的路。然而我們未能把握這個契機，況又「時難得而易失」，馴致至今問題猶在。

亞太營運中心的停擺，使得兩岸的經貿合作大受打擊，加上近年兩岸情勢倒退與大陸經濟崛起，高雄港已經退居到世界排名第十五名，反觀大陸的上海的洋山港已躍居世界排名之首，而深圳、寧波（舟山港）、香港、廣州、青島、天津等港都已進入名列世界十大排名，十大排名大陸港口就佔了七席。此外桃園航空城計劃，到今天還是進展緩慢，兩岸經濟比較，我們自己受到意識型態捆綁，彼長我消，豈不令人搖頭遺憾！這就是政策鎖國之害！我也爲行政院長任內未能順利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造成胎死腹中感到痛心扼腕。

而後八年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倒退，兩岸經濟合作可說是錯失寶貴的時機。雖然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馬英九總統任內八年，兩岸的經濟合作重新走回當年我所規劃的兩岸雙贏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構想，甚至推動了兩岸直航三通、實現當年我們考慮放寬臺灣境外金融中心與大陸金融機構業務往來的構想。但畢竟時機已經耽誤甚久，大陸經濟已經飛躍成長，兩岸經濟量體差距愈來愈大。

美麗壯觀的一○一大廈，原設計爲亞太營運中心的金融中心，我個人也爲它的土地取得、規劃設計花了不少時間，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仍要爲它的原始目標繼續努力！等到二○一六年民進黨再次執政，二○二○年蔡政府因操作香港反送中議題，臺灣社會充斥反中、仇中氛圍，而在選舉得利，兩岸分歧加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兩岸形同封鎖，合作機會大爲流失，這不僅是臺灣的經濟災難，更是兩岸人民的損失，臺灣的受害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