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的28年深思：中國爲何變成了一個“父不如子”的社會?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文化反哺：網絡時代代際關係的新趨勢”。實際上，這個概念已經困擾了我整整28年。當下身處的這個大變革時代賦予我們太多可資研究的課題，以生命之有涯對知識之無涯，是需要勇氣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新事物層出不窮，我與父親對西裝態度的迥異以及後來父親態度的變化，使我開始反思父子之間態度差異的根源爲何；另一方面，當時我翻譯了一本瑪格麗特·米德的《文化與承諾》，我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這個概念，也就是說年長的一代在急劇變革的時代受到年輕一代在價值觀、生活方式甚至物質表現形式等方面的影響，這樣的過程我稱之爲“文化反哺”。

01.

“文化反哺”因何而產生

文化是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羣共同體共同承認的價值觀和意義體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這些價值觀和意義體系客觀化的物質實體。傳承性，是就代代相繼、綿延不絕的人羣共同體即代際成員而言的，傳承不僅使得人類的創造物（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能夠代代相沿，而且使得每一代的人都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改造文化，這爲文化的變遷奠定了基礎。古往今來，因爲時間流逝的一維性，文化的傳承尤其是物質文化的傳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傳至下代；而接受傳承下來的物質文化或器物文明的一代人，會再根據自己所處時代的技術水平、可得資源和自身需求創造與自己時代相適應的物質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製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的教導是父及子、師及徒最爲常見的傳承方式。不過，近幾十年來，由於迅疾的文化和社會變遷，這種常見的器物文明的傳承方式發生了改變，我們所稱的“文化反哺”，即那種由年輕一代將文化及其意義，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年長一代的新的傳承方式，使得傳統的代際關係發生了斷裂。原先的教化者（親代）與被教化者（子代）關係的顛覆，成了我們這個特定時代最令人困惑的敘事議題之一。

我們知道，社會變遷在20世紀以後變得非常快，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變化的速率，丹尼爾·貝爾教授在《後工業時代社會的來臨》中說，“任何一個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與其父輩和祖輩同樣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規模，包括人口、經濟和知識的變化規模都在空前增長。中國是規模很大的國家，我在《中國體驗》一書中曾說過：這個世界發生過1億人的現代化——日本，發生過2億人的現代化——美國，發生過3億人的現代化——歐洲，但是迄今爲止，沒有發生過13億人的現代化，只有中國，中國的變遷真的是又大又寬。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約2650億美元，今天的中國已經超過10萬億美元，相當於70萬億元人民幣。這個巨大變遷是在將近40年間完成的，物質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變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訪談的時候，一個師傅告訴我，他的工廠裡面四五十個工友沒有一個讀過大學，但是他們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學。這說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時間裡，中國兩代人之間發生了天壤之別，沒有這樣的差異，文化反哺就無從談起，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來，我想從器物表現層面來具體談一下“文化反哺”，分別以食品、手機和電腦爲例。

02.

麥當勞：

代際中心是怎樣傾斜的？

從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食品領域的變化不僅表現爲，隨着GDP的增長，中國家庭的恩格爾係數不斷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錢佔其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種類卻越來越豐富；而且表現在，在越來越多涌入中國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選擇中，不僅出現了原先沒有的專供孩子們的那些食品，並且原先在食物選擇上從來都沒有發言權的孩子或年輕一代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代際中心”出現了傾斜：過去在家裡決定消費的是父親或母親，現在孩子開始成爲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費的中心。

物質生活的豐裕，以及因孩子成爲家庭的中心帶來的子代決策權的提高，使得這些孩子們在家庭內部消費上開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動，也使得上世紀90年代前後進入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等快餐店，很快成爲年輕一代尤其是孩子們的消費天堂。我在廣州有一次訪談的時候，碰到一戶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學五年級，爺爺奶奶帶孩子來，爸爸媽媽在銀行工作，爺爺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農業大學的教授。他們說家裡怎麼吃、吃什麼，經常是孩子說了算，我就問爲什麼是孩子說了算？他們說道理很簡單，孩子看得多。我又問怎麼看得多了？他們說，第一，看電視，我們大人看電視一到放廣告的時候就是“尿點”，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電視，滿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個一個仔細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學校裡交換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來，回來後跟爺爺奶奶說，“爺爺奶奶，給你們吃一個東西”，爺爺奶奶一吃，說，“這個東西好吃，之前沒吃過”，“好吃吧，你給我買哦！”由此可見，改革開放後，GDP的不斷增長和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內的食品的多樣性大大改善。與此同時，家庭結構的小型化，以及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國家庭的中心。這一變化不僅導致了各種專供兒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業幾乎成爲兒童工業，而且導致了兒童或子女成爲家庭消費的中心，飲食的決策權“從長輩轉向晚輩”。

與此同時，在代際之間，食品知識像其他知識一樣，傳承的方向開始發生逆轉：從晚輩轉向長輩。這種轉向的發生，是因爲“父代、祖代對兒童食品的瞭解，特別是對消費主義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種意義的認知，時常是從孩子那裡獲得的”。這樣一來，通過嘗試各種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輩們將他們的長輩拽入到地方社會和跨國主義交互作用的場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爲年長一代接觸外來文化和現代性的常規途徑之一。

03.

手機：

去中心化或個人網絡的建立

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30年間，各種各樣的電子產品涌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致使人感到眼花繚亂。各種電子產品和耐用消費品在中國的瞬間涌現，自然大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品質，也造就了一波波與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負載的文化的流行。從代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上述家用電器或耐用消費品的出現和普及，在中國還直接締造了現代社會這個電子世界的迥然相異的兩極：與這個時代同生，因而能夠極其自然嫺熟地擺弄各種電器產品的年輕一代；面臨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電子產品時相對“笨拙”的父輩或祖輩。幾乎每一種電子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和每一個家庭，都上演過各種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輕喜劇，這裡我們只討論現在最爲普通的溝通工具——手機。

爲什麼討論手機？一方面因爲手機是除了計算機以外最能夠表現代際差異的電子產品，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在手機的普及過程中實現的“去中心化”，充分體現了代際間溝通的主導權是如何從上一代“移動”到下一代手中的。

親代在手機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導致了他們對子女“控制”的失敗。我們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聽到父母們說：“給孩子買什麼後悔什麼”，電視如此，手機如此，電腦更是如此。父母們的懊惱一方面來自於他們給孩子購買這些電子產品的初衷與後來的實際情況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來自於他們面對電子產品時的“笨拙”使得他們對孩子的“離經叛道”無可奈何。不止一戶家長告訴我，最初爲孩子添置手機的目的都是爲了更好地“監控”孩子，知道你什麼時候在幹什麼，也能夠隨時隨地把你叫回來。孩子也是這樣說的，說沒有手機我沒有辦法和家裡聯繫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機以後，情況完全兩樣。你真的想找他的時候，他關了手機，你問他，他說沒電了。並且，因爲有了手機，尤其是手機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們建構起了一個有效的不受長輩干擾的私人空間。不少父母最初的時候由於不太清楚手機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範意識和由此創造的內部溝通語言，導致他們很難“窺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機中的秘密空間。可以說，在中國，親代對子代生活的過度“關心”，確實也促進了後者的拇指文化的“繁榮”。

04.

計算機、代際差異與信息鴻溝

我把電腦稱作是父母的“滑鐵盧”，換句話說像拿破崙一樣在這一場戰役中父母敗得一塌糊塗。這句話是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裡面說的，只要你能夠做到心平氣和，父母們對自己的失敗都會心服口服，承認“人類掌握計算機的能力同年齡成反比”。我在北京訪談的時候，認識了這樣一家人，母親當時在某醫院當護士長。該醫院當時普及電腦，用來掛號、診斷、開處方、取藥、安排值班、預約就診，她所在的病區共有一二十臺計算機，因爲人多手雜加上使用不當，計算機軟硬件出故障是常有的事，要護士長來負責處理。一開始是找外面電腦維修人員來修，但是來修的人往往聽不懂她的敘事，後來她發現找兒子最靠譜。她的兒子20歲，是大學化學系二年級的學生，同時在中關村的電腦公司當銷售經理，就是爲客戶組裝電腦的員工。開始她兒子來修的時候，其他的護士都誇讚說她的兒子真聰明，就這一句兒子就很滿足了。但是，時間長了，邊際效用遞減，兒子不想來修電腦了。母親沒辦法就哄着兒子，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披薩，後天是麥當勞……一直到有一天，媽媽走在路上心血來潮說要請兒子吃他喜歡的東西，兒子卻一臉緊張地反問媽媽：“你們電腦又壞了？！”訪談兒子的時候，這個兒子對我說：“你不要以爲媽媽請我吃必勝客我就去修電腦只是因爲嘴饞，而是因爲我知道如果我不幫助媽媽，沒有人能夠幫助她。你想她15歲初中沒畢業就去參軍，一直當護士，在她成長的那個年代沒有其他的書可以看，你讓她快50歲還去學計算機語言，真的太難爲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這個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說明在計算機的使用過程中，在年輕一代和年長一代之間確實存在着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所言的“數字鴻溝”；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因爲代際間的綿延性，親子間的血緣紐帶或其他社會關係常常能夠促使溝通順暢的兩代人或數代人之間彼此借力，在理解對方的同時，憑藉我們所說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數字鴻溝。

知識的來源和判斷對錯的標準從上一代轉到下一代，即文化傳承的方向發生了逆轉或顛覆。從我們的研究來看，這種逆轉或顛覆出現在包括價值觀、生活態度和行爲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領域最爲鮮明。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其一，包括這裡所討論的新興食品、種類繁多的家用電器和移動電話，以及複雜性愈來愈堪比人腦的電子計算機，都是最近30年間進入普通大衆的生活中的，年長一代確實絲毫不具備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其二，這些現代器物帶給了人們極大的便利，它們的功能和優越性不言而喻，不像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在性質上模棱兩可、難分優劣，因此，年長一代接受起來抗拒心理也比較小。不過，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傳承方面出現的這種“代際顛覆”現象，也許並不能簡單地歸結於年長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輕一代心靈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家庭結構、溝通方式和知識來源的改變有關。換言之，在行爲差異的背後，仍然有着某些可以辨析的結構性成因。

05.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代際顛覆？

（一）代際傾斜：孩子是怎樣成爲家庭中心的？

代際傾斜是普遍現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輕一代也成了社會的中心。中國的城市化，帶來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加，“五普”的時候是1.3億，“六普”的時候是2.6億。金一虹老師曾經說“流動的賦權”，指的是人們在地理邊界和社會關係兩個方面“脫域性”流動。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認爲，地緣是血緣的投射，他認爲血緣最重要，地緣是其次。但是我後來有一篇文章討論，實際上在中國可能地緣關係重於血緣關係，換句話說，中國人對血緣的重視是因爲地緣的不流動造成的。現在人們可以流動了，人們對血緣的重視比以前要降低。正如金一虹所講的，這種流動極大地削弱了父輩對個體，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訪問的時候，很多家長跟我講，“做不了年輕人的主”。

中國家庭關係出現代際傾斜或重心下移，還與市場化以及市場化相關聯的各種經濟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變有關，如房地產業市場化使得年輕一代獲得住房從而脫離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二）去中心化和溝通模式的變化

在討論移動電話時，我們已經說明，這種點對點的溝通技術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它爲年輕一代嚮往和適應的平等溝通提供了條件。其實，不僅是移動電話，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各種新的電子器物之所以首先會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常常都是因爲它們兼具了這種去中心化的特點。比如，從錄音機到後來的MP3和MP4，除了音質本身的提高外，與早期的收音機尤其是有線廣播最大的區別就是個人選擇性的增強。當上世紀80年代三洋錄音機進入中國，當年輕人能夠通過購買廉價的磁帶而選擇自己喜歡的任何歌曲，對這些意圖掙脫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輕一代來說無疑是一場令人興奮的個人狂歡。

手機或移動技術在青年羣體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輕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和興趣以外，也與青年及其亞文化的基本特徵有關。在解釋手機爲何會在制度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更爲流行時，漢斯•蓋瑟曾認爲，手機或移動電話在兩個方面頗具特色：一方面，作爲一種有效的技術，它將溝通的力量置於個人手中；另一方面，作爲其移動性的一種結果，它將溝通在整個社會層面從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轉移到去中心化的、個人的網絡之中。這種觀點同樣甚至更加適用於解釋青年和青年文化。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僅不存在層層疊加的科層體系和正式的溝通渠道，而且他們習慣或嚮往自己做主，自己對來自他人和社會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應，而這一切都與手機的特性十分吻合。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同年長一代相比，年輕一代爲何會對手機更爲青睞，他們的“操弄”興趣爲何會如此之高。

今天最流行的社交軟件——微信，有個建羣的功能，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一天我去舅舅家拜訪，他今年90歲，我給舅舅和舅母照了一張相發到自己家人微信羣裡，一會兒就有人發出“問候舅爺”之類的信息，我就轉告舅舅，舅舅說：“你沒和他們說話，他們怎麼知道你在我這兒的？”老人不能理解這個東西，後來我解釋了半天，他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從這裡你可以看到，現在這種溝通是多極化的。

（三）數字鴻溝是技術鴻溝、經濟鴻溝還是一種代際鴻溝？

我們知道數字鴻溝主要是信息溝通技術（ICTs）上的使用問題。信息溝通技術和產品的普及，使用主體上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有人說這種差異是“技術鴻溝”，表現出發達和不發達國家、不同人羣在ICTs上的應用差異；有的人說是“經濟鴻溝”，反映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還有人說是“社會鴻溝”，是信息社會的階層分化。

在我看來，“數字鴻溝”說到底就是“代際鴻溝”，因爲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是沿海還是內地，無論是草根還是精英，在所有羣體中，年輕一代使用計算機的水準就是高於年長一代，加之他們精力充沛、興趣廣泛，基本上壟斷了對互聯網絡及其信息的“話語權力”。進一步能夠想象的是，這種信息獲取上的代際鴻溝，將對兩代人的價值觀、生活態度、人生視野、參與能力甚至生存機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至此，我們似乎能夠肯定地說，正是這30年來的急速的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帶來了中國社會代際關係的逆轉或顛覆。

06.

中國體驗：

從“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講到這裡，我要提出“中國體驗”這個概念。爲什麼講“文化反哺”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從“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兩個角度來分析。

“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分別可以看成是共時態和歷時態的角度。“文化反哺”現象是不是隻有中國獨有？具體到本項研究上，各種新式食品和信息傳播技術（ICTs）也都是近幾十年內出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和東亞新興國家的，難道在這些國家裡就不存在子代對親代的“反哺”或文化傳承的“顛覆現象”？其二，從歷時態的角度說，“文化反哺”現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國獨有的嗎？在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出現過年輕一代“反哺”年長一代的類似現象？

我的研究發現，在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東亞的新興國家，確實存在着年輕一代超越年長一代的現象，但是沒有中國這麼突出。原因在於，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陡然改革開放，造成兩代人之間這麼大的差異。其他國家如美國，他們的代際差異是緩步上升的，沒有像我剛剛講的這樣，比如1977年到2007年這30年間中國大學招生數量增長了20倍，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現在會面臨着兒女“滿腹經綸”，而父母卻“一竅不通”的尷尬局面？哪一個國家是這樣？同時生活在世的兩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決定了在中國，傳統的親子關係的“顛覆”比任何國家都來得徹底，此即謂“只此一地”。當然，如果更加謹慎地表達，也可以把“只此一地”說成是“只此數地”，我認爲和中國有着相似經歷的國家或地區會存在這種共性的可能。

第二，“文化反哺”現象真的是今日中國之獨有嗎？我承認，在任何時代，由於“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加之一個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強於老師的現象當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鮮見；我同樣承認，在那些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也確實常常出現年輕一代成爲時代“弄潮兒”引領時代進步的現象。但是，這兩種現象和我們所談的“文化反哺”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或只是作爲具體的個案存在於特定的家庭或師徒之間，親不如子或師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爲“聞道”的早晚、專業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奮的相異；或只是出現在政治或政權變革領域，在這一領域，人們對新的政治話語或意識形態的接受與否，常常是各種社會風潮和個人際遇綜合作用的結果，並不完全取決於年齡這一單一因素。而後者即我們所說的“文化反哺”則大規模地出現在今日中國的整個社會之中，一方面，它不取決於從業的早晚、領域的異同，甚至和智商、勤勉無涉，只與代際間的生存環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變遷相關；另一方面，這種親代不如子代或長輩不如晚輩的現象也不限於對某類知識的“記問”和理解，以及對某個專門行業的精通與荒疏，不限於階級立場或政治抉擇，相反，它幾乎涉及價值觀、生活態度、行爲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領域。我以爲，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夠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歷史意義。

在人類文化的傳承歷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不但因爲此前未有，還因爲此後也不會復現——“空前絕後”，此即謂“只此一次”。顯然，“文化反哺”現象出現的必備的條件是：整個社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遷，這種變遷使得同時生活在世的兩代人或三代人之間出現巨大的落差。我承認，社會將繼續在變遷之途上奔走；但類似這樣的個案看多了，我也確信，因爲這30年的劇烈變遷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際差異將不會重現。

最近幾年裡，在關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結構轉型所積累的一系列經驗，即我們所說的“中國經驗”的同時，我們提出，也要關注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在這30年中，發生的同樣巨大的嬗變——我們可以將這種嬗變稱之爲“中國體驗”（Chinese Feeling）。“中國體驗”之所以值得我們給予學術上的關注，一方面是因爲它在精神層面賦予“中國經驗”以完整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其獨特性或許能爲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從傳統向現代的邁進提供可資借鑑的社會或心理範本”。事實上，我們這裡討論的“文化反哺”及與其相關的代際顛覆現象，也是現在這場急劇的變遷帶給中國人民的心理體驗的一部分。希望我們關於“文化反哺”現象的研究，能夠爲這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留下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學術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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