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田裡寫上海交際花 白先勇的1949集體記憶

白先勇在28日於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回顧寫作歷程，大聊《臺北人》的人物原型。（鄧博仁攝）

白先勇（左）與出版《臺北人》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中）、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右）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暢談兩本書的出版點滴。（鄧博仁攝）

防疫有成，藝文活動解禁。28日下午，白先勇與出版《臺北人》的爾雅出版社創辦人隱地、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總編輯廖志峰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的講座中，暢談兩本書的出版點滴。白先勇回憶，25歲時，他正在美國愛荷華州攻讀創意寫作班，「那裡到處是玉米田，我就在一片玉米田裡，背景非常不合的寫出了《臺北人》裡的上海交際花。」

一位當時才25歲的年輕人，如何在《臺北人》寫出當時父執輩經歷1949年的滄桑？白先勇認爲是源自中華民族的歷史感和集體記憶，當年國民政府纔剛剛抗戰勝利，從重慶回南京，舉國歡騰，卻在短短四年後變化，政府又從南京遷到臺北，他自己經歷過這一段，雖然當時年紀小，卻很有感觸，「雖然這本書是短篇小說集，但在潛意識裡有意無意的，每一篇都是以同一個主題貫串。我用完全不同的技巧、觀點和語調去寫，就看起來很不一樣。」

《臺北人》當中豐富鮮活的人物肌理，則是源自各種記憶的拼湊，例如〈永遠的尹雪豔〉中，尹雪豔這個角色來自童年記憶。白先勇表示，小時候在上海住了三年，看到老上海當年繁華的最後一撇，「我曾經過百樂門舞廳，在路上看到舞小姐，穿着旗袍拿着扇子進去，走個兩步路，樣子真的就是不一樣，雖然我還是個小鬼，但都看在眼裡了。」

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描寫的夜巴黎舞廳的金大班，則是出自白先勇唯一一次去舞廳的經驗，「哥哥帶我去過一次西門町的夜巴黎，就碰到了『金大班』，她真的是從上海百樂門來的，講話整個上海派頭。我覺得這個人有趣極了，就替她編了個故事。」

白先勇表示，「我寫小說最重要的是腦中有一個人物，再去編故事，主題是有意無意的影響。寫作很奇怪，有時聽一首歌、看一個人，慢慢慢慢的就變成一篇小說。寫作對我來說還是『受罪』的，沒有人能告訴你要寫什麼，或該怎麼寫。作家只有靠自己，只有你一個人三更半夜在書房裡慢慢磨，磨出來好不好也不知道。」

白先勇坦言，他不是快筆，寫的很辛苦，要慢慢磨，像是〈遊園驚夢〉就寫了半年，苦得不得了，丟棄的草稿就有一大桶，後來把音樂的節奏寫進去、打破時空限制，才覺得寫對了。金大班則是寫的最快的一篇，三天寫好，「一邊寫一邊笑，學金大班罵人的樣子。還好我還會講一點上海話，寫的很好玩。」

隱地笑說，出版人最怕出版的書有錯字，但爾雅出版的800本書當中，他可以很自豪地說，《臺北人》如今是一本「沒有錯字的書」，「因爲讀者很多，又賣得太好，每次讀者告訴我們哪裡有錯字，舊版賣完後，很快就可以改正重印。《臺北人》因爲一直再版，可以一直修改錯字，到今天都還在再版。」

隱地表示，雖然和白先勇同年，也十分崇拜喜歡這位老友，但對於出版的書，挑惕得「真的有點煩」，「他會在半夜睡不着時，重讀《臺北人》，發現有錯字就傳真或打越洋電話來，說又看到哪裡有錯字。」《臺北人》改版的書封，在設計時白先勇更是東挑西選，改了17個版本都還無法決定，最後定稿時還被設計師要求畫押簽字，怕他又再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