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俄烏戰爭“損益表”

IPP評論是鄭永年教授領導的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讀

當俄烏兩國進行着一場真實戰爭的時候，全世界大多數民衆所看到的戰爭印象則是由各種充滿“假新聞”的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提供的，人們也只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憑藉自己的想象力，想象着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俄烏戰爭可以說是社交媒體被廣泛使用以來的第一場戰爭，而社交媒體的武器化的確使得戰爭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戲劇性”，至少在網絡上如此。

3月29日，俄烏在土耳其舉行談判（圖源：網絡）

★本文作者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普京的“使命”實現了嗎？

但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場影響全世界也受全世界高度關切的局部戰爭。儘管一些國家在世界的舞臺上忙着迫使另一些國家站邊站隊，一些國家也積極參與了站邊站隊的競賽，但戰場上的雙方——即俄羅斯和烏克蘭——似乎並沒有根據這些舞臺上“指揮者”的指揮棒進行戰爭。總體上說，隨着戰爭的膠着，俄羅斯和烏克蘭越來越具有了現實主義感，而這種現實主義感也在促使着雙方往結束戰火、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目標推進，給和平帶來一絲希望。

俄羅斯的普京在很多年裡早已經被描述成各式各樣的角色，或者是“魔鬼”，或者是“英雄”，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態度，而俄烏戰爭僅僅是不同的人們對普京印象的印證而已。但是到今天，也沒有人真正理解普京烏克蘭戰爭的“使命”，大都數所謂的“使命”包括“吞併烏克蘭”、“推翻基輔政權”、“重建俄羅斯帝國”等等都是一些西方政治人物或者媒體賦予給普京的。除了那些俄羅斯公開提出的要求，沒有人知道普京的真實意圖，也沒有人有能力知道普京的真實意圖。或許，普京除了其要達到的這些基本目標之外，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據戰爭形勢的變化而作出調整，而實際上也是如此。不管戰爭如何推進和結束，如果普京能夠實現其最低的目標，就是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和烏克蘭不容許外國力量在烏克蘭設立軍事基地，以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那麼俄羅斯整體是有收益的。但即使這樣，也很難說普京本人能夠從這場戰爭中獲益多少，喜歡他的人仍然喜歡他，而憎恨他的人仍然憎恨他。

戰爭給烏克蘭這個新國家所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戰爭已經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城市被摧毀了，難民的規模越來越大，各種危機正在一一出現。很多人認爲，總統澤連斯基是贏家，他被視爲從一個“局外人”或者“政治素人”成長成爲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大多數人也都的確低估了澤連斯基的能量。他到處演講，爲烏克蘭發聲。但是，如果澤連斯基是位偉大的政治家，他大概也不會想要通過戰爭這樣的機會來贏得了一些人所說的個人的“勝利”。不過，澤連斯基的確從戰爭中找到了他的現實主義感覺。但從早期天真地相信美國會幫助烏克蘭、北約會幫助烏克蘭到現在開始放棄對美國和北約的天真幻想，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圖源：網絡)

烏克蘭、俄羅斯代表團最近一輪（3月29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展開的新一輪和平談判的結果無疑是積極的。較之前面幾輪談判，這輪談判顯然雙方趨於現實主義，向停火靠近了一大步。這輪談判中，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提議成爲中立國，不容許外國在烏克蘭建立軍事基地，也同意就克里米亞地位展開15年的磋商期，但只有在完全停火後，提案纔會生效。

大小國間的“安全困境”如何解決？

烏方代表團成員烏克蘭總統府顧問波多利雅科（Mykhailo Podolyak）會後表示，雙方就新安全擔保體系磋商，烏克蘭希望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與土耳其、德國、波蘭、加拿大、以色列等作爲烏克蘭未來安全的擔保國。烏克蘭代表團成員夏裡伊（Oleksandr Chaliy）也表示，“如果烏克蘭遭受任何侵略、任何軍事攻擊或軍事行動，我們有權要求於3天內進行國際磋商，如果有關磋商未能於3天內獲致任何結果，擔保國必須對我們提供軍事援助、武器，甚至關閉空域”。他認爲，如果設法強化這些關鍵條款，烏克蘭才能夠以永久中立國形式，確立其成爲事實上的不結盟和無核武器國家的地位。

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地位方面，烏克蘭提議了一項長達15年的諮詢期，而且只能在停火的情況下進行。目前由親俄勢力掌握的頓巴斯地區後續處置則將留待兩國總統討論。此外，烏克蘭向俄羅斯提出的建議，也包括俄羅斯不會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

俄羅斯顯然也做了很大的妥協，這次談判不再涉及“去納粹化”“去軍事化”和“保障俄羅斯語言”這三大之前被定義爲核心的條件。俄羅斯代表團稱，烏克蘭的提議將被納入考量，並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彙報，而和平談判的下一步將會由普京和澤連斯基舉行會談。俄方也承諾會大幅減少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北部大城周邊的軍事活動。根據俄羅斯的說法，俄羅斯的行爲是爲談判營造一個有利於談判的環境。

俄烏和平進程仍然遙遠，既取決於俄烏戰爭進程本身，也取決於戰爭的國際環境。如果說雙方這次談判的動力來自戰爭的膠着，那麼戰爭的國際環境並沒有變好。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這次談判一片唱衰之聲。美國認爲俄羅斯僅僅是在重新部署，而非撤軍，同時五角大樓也在繼續增兵歐洲。美國和西方所構造的這種戰爭環境反過來又會影響俄烏兩國的戰爭認知。

俄烏戰爭本來就是因爲這兩國的“安全困境”造成的，即烏克蘭要通過加入北約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安全，而俄羅斯因爲北約擴張到家門口而感覺到不安全。現在兩國談判的焦點回歸到安全問題是自然的事情。的確，如果不能解決大小國之間的安全困境，那麼衝突甚至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俄烏兩國是否能夠找到小國和大國的相處之道。

近代以來，大國和小國儘管被視爲是平等的，但迄今這還只是一種理想，或許是永遠不可實現的理想。即使提倡和信仰平等的西方國家之間也從來沒有實現過這種理想。經驗地看，大國和小國之間如果要實現和平，那麼大國就要施行“王道”，在各方面照顧小國的利益；同時小國也不能爲了自身的安全而“引狼入室”，即通過引入另一個大國干預的方式去獲得安全，因爲這樣做會招致身邊大國的不安全，從而導向更大的不安全。對小國來說，尤其重要的是，在任何場合，不要主動地或是被動地，充當大國衝突的代理人。不管多麼強大，小國不是一艘可以開走的航空母艦，身邊的大國永遠是自己的鄰居；而對域外大國來說，小國僅僅只是一種和另外一個大國較量的工具而已。

誰是贏家？

歐洲是贏家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歐洲儘管表現出如同美國和西方媒體所說的“史無前例的團結”，但無論是歐盟還是歐盟成員國都表現出無比的無能，既表現在個別領袖的外交干預的失敗，也表現在集體干預（歐盟和北約）的失敗。在外交言辭上，歐洲的確表現出無比的“民主團結”，齊聲聲討和制裁俄羅斯。但歐洲充其量也只是把烏克蘭作爲“代理人”和俄羅斯進行戰爭，並且歐洲主要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也是“損人一千、自損八百”。如果俄烏戰爭不能馬上結束，那麼歐洲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更爲嚴峻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和供應鏈危機。事實上，很多歐洲人都在表達不滿，美國團結歐洲制裁俄羅斯，還要進一步孤立中國，但是成本基本由歐洲承擔，美國還大賺特賺。

更爲嚴峻的，歐洲馬上就會面臨一個再軍事化的、強大的德國。冷戰結束後，亨廷頓預判今後的衝突將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但今天看來，這個預判爲時過早。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尤其是一戰和二戰——發生在屬於同一個文明的不同國家之間。一個強大的軍事德國必然會再次給歐洲的地緣政治造成巨大的變革動力。

那麼，美國是贏家嗎？大多數人都會認爲美國纔是俄烏戰爭的最大贏家。不過，事情並非那麼簡單。美國既是贏家，也是輸家。

美國是贏家，正如拜登總統所一直宣稱的。根據拜登的說法，這次俄烏戰爭造就了美國想要的兩個“團結”，即歐洲國家之間的團結和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團結。同時，美國的政客和媒體通過營造所謂的“俄羅斯—中國軸心”也把中國和俄羅斯“團結”在一起了。此外，美國也有實實在在的收穫。如同以往每一場美國捲入的戰爭，美國的軍工系統大發戰爭的橫財。

然而，在很多方面，美國又是失敗的，並且是致命的失敗。首先，從戰略上來說，美國仍然活在冷戰世界裡。美國領導的“北約”無限東擴導致了俄羅斯的不安全、導致了這場戰爭，但“北約”不僅沒有因爲戰爭而有些許反思，反而變本加厲。只要美國不能走出冷戰思維，即使和平到來了，和平也會是暫時的。其次，美國因爲有聯盟而有恃無恐，但在“幫助”盟友的同時也綁架了歐洲盟友。美國綁架盟友當然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盟友的利益被犧牲。對此，歐洲國家不是沒有認識的。因爲戰爭，歐洲國家所承受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不是美國所能共享的。有人說，普京拯救了“腦死亡”的北約，但歐洲有遠見的政治家早已經意識到，歐洲的出路並非北約，而是北約的替代品，一個能夠維護歐洲利益而非美國利益的“替代品”。法國總統馬克龍一直在主張組建“歐洲軍”。這次歐洲組建歐洲維和部隊也是重要一步。再次，美國失去了往日的行動能力。美國和其盟友們，除了人們已經習以爲常的恐嚇，除了過度使用早已經被證明爲無效的經濟制裁，並沒有展現實際的能力來解決危機。不能說美國不作爲，早在俄烏戰爭發生以前，美國一直在忙於俄烏戰爭。但實際上，在世人的眼光下，美國的作爲大都是“火上澆油”。更爲重要的是，這次俄烏戰爭指向了美國外交軟實力的全面衰落。儘管美國和美國的媒體營造了一種“全世界都和美國站在一起譴責俄羅斯”的印象，實際上則不然。的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譴責俄烏戰爭，但這更多的是從道義立場出發的，並不意味着反對戰爭的國家就是支持美國的。如果開一張清單，人們會發現，支持俄羅斯的國家甚至多於支持美國的國家。和中國一樣，大多數國家既反對戰爭，更反對戰爭的根源。

塞爾維亞的足球比賽中出現羅列北約入侵行徑的橫幅（圖源：網絡）

當然，美國外交的衰落並不是說，美國整體衰落了。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美國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的確衰落了。尼克松總統曾經所說的“出類拔萃之輩”已經不再存在。那些滿嘴仁義道德、滿腦子意識形態、越來越沒有現實感的政客們操弄着國家政治和外交。美國不再是一個具有建設性的行動體，而是一個自以爲是的“裁判”，除了給別國或者別人下充滿意識形態“判斷”或者“定義”之外，還做了什麼？

俄烏戰爭是二戰以來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解體的體現。舊秩序的死亡意味着新秩序的孕育，而新秩序的誕生過程必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各國都在爭取建立一個能夠促成自己的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新國際秩序。這次，土耳其的外交崛起引人注目。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既譴責俄羅斯發動戰爭，也批評北約和歐盟的無能，但同時埃爾多安施展超強的外交能力，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直接溝通，多次促成俄烏談判。考慮到土耳其這些年內政外交的巨大變化，人們可以相信至少俄烏戰爭促成了一個國家的崛起。

戰爭少有贏家，所有國家都面臨巨損，這在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儘管一些國家在今天看來是贏家，從明天的角度看便是輸家；而另一些國家從今天看是輸家，從明天的角度看則是贏家。但是，最大的受害者始終是當下的老百姓，因爲死亡和毀滅一去不復返，和平和發展更顯得彌足珍貴。

★ 本文原載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衆號。

編輯：IPP傳播

微信ID：IPP-REVIEW

國家高端智庫

中國情懷 國際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