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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民主化：寒冬之後的暖春，還是帶來冬天的春天？

Mubarak與Morsi下臺之後的埃及會走向民主嗎？這大概是繼突尼西亞「民主化」運動後最耐人尋味的中東議題了。從國際層面觀之，美國有能力可以促使埃及「民主化」的進程較爲平順，就像歐盟(EU)影響土耳其的民主化一樣。作爲埃及最大的外援國家，美國絕對可以實際上影響埃及軍方的決定，如果美國舍此不爲，必然是有其它更深一層的考量。

國內層次，相對來說就比較複雜；今日的埃及人民（無論男女）已不再是政治冷感或是畏懼獨裁力量的羣衆。他們成千上萬地涌上街頭，堅定地表達希望更換政治領袖。此現象在若干年前幾乎是不可能在中東國家發生的；因此，往好的方面看，這是中東國家的「民主化」。然而，這樣的「民主化」實際上是擺盪在世俗與宗教之間糾結。以埃及或敘利亞爲例，兩者在中東「民主化」浪潮興起之前都是強調國家安全優於人民安全的警察國家(security states)，【注１】但目前發生在兩國的政治動亂已大大地反映出宗教上的伊斯蘭主義者可以在這樣的國家佔有政治的一席之地。從2011年1月埃及人民走上街頭要求Mubarak下臺那一刻起，被號稱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運動已不再是單純地推翻極權政體那麼簡單。事實上，回顧最早的突尼西亞革命；埃及與利比亞的羣衆抗爭；現在敘利亞的內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運動其實相當程度上是在替伊斯蘭主義發聲，甚至是爲其取得政權統治之合法性。

回顧那些在中東或北非地區被推翻的政治強人，他們在位期間的共性就是儘可能在國內政治上減少伊斯蘭對於世俗政治的影響。然而，對民衆來說，伊斯蘭的教義與生活方式是最直接、熟悉與情感上可接受的政治選擇。在強人獨裁下，少了權力輪替的形式民主，但實質上往往比伊斯蘭主義者更親近西方，也更開放國家。但這樣的作爲卻不見得被人民接受，更不見得會被理解爲是實質的民主。從埃及的Mubarak，到利比亞的Gaddafi，再到敘利亞的al-Assad家族，這些被推翻或受到質疑的政治領袖無一不是執政期間對其境內的伊斯蘭主義者進行壓制。但相當程度上，這些強人政權下的警察國家是中東與北非地區實施經濟現代化與世俗化政治的踐行者。

與埃及不同，敘利亞的問題在國內層次上更爲微妙。Al-Assad家族本是該國境內少數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Alawite)，自Hafez al-Assad透過政變取得權力後，敘利亞官方一直淡化宗教信仰的差異。而繼任者Bashar al-Assad則進一步實行更爲開明的政策。自2000年起開放黨禁並釋放若干政治犯，同時緩和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只可惜，從冷戰時期開始，敘利亞就被西方世界定義成麻煩制者，特別是該國對於巴解組織和真主黨的一貫支持，及其與伊朗的同盟關係，讓美國最感不悅。從這個角度觀之，推翻當前的敘利亞政府十分符合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需要。

然而，前車之鑑不宜遺忘。中東「民主化」的事實表明，推翻強人之後成立的新政府不一定是「真」民主或「更」民主。昔日在這些國家內部被強人政府所壓制的伊斯蘭主義者必然會藉助民意大力推行伊斯蘭教義，仿效1979年伊朗革命的遜尼派策略。簡言之，迴歸伊斯蘭恐怕纔是現階段中東「民主化」的實質內涵，但在多數人眼裡，阿拉伯之春是在向獨裁政體進行挑戰；忽略了世俗與宗教兩股勢力在國內政治利益上的拉拔。

中東的「民主化」在未來一年內究竟會怎麼發展呢？以現況來看，大概只有突尼西亞勉強可以完成民主轉型；移除強人之後的利比亞短期間無法跳脫無政府的失序狀態；敘利亞的內戰依舊處於遙遙無期之僵局；葉門或是巴林則是在美國「技巧性」的支援之下續行高壓統治。鎂光燈下的埃及則陷入軍方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政治鬥爭，雙方必須在相互妥協與全面衝突之間抉擇，但無論如何穆斯林兄弟會都不可能認輸，發動羣衆進行抗議的策略會持續與零星地進行。時間將證明一切，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主義者將不斷強化自身組織的團結，藉由信仰帶來的羣衆力量與壓抑它的強人政體或是軍方勢力對抗，在「民主化」的外衣之下，發展出新的求生之道。

注１：具體的概念包括：(1)國家安全是執政者強調的責任和首要顧念；(2)在政府組織體制和政策決定上建立軍事、外交、內政、經濟與情報部門之間的集中統籌和全面協調；(3)對國內的人力、物力，甚至是意識形態的資源具有充分動員與掌控權；(4)行政部門容易成爲總統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工具；(5)政府機構內部的權力結構不當扭曲；即專業部門或機關的實際影響力下降，而軍事部門和情報部門的干預權擴大；(6)對外政策事務高度安全化(securitization)，使得政策不透明或隱秘性(secrecy)成爲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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