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美對臺戰略思維內涵演變（齊豔、李義虎）

研究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有助於揭開美國在臺海兩岸戰略決策中的神秘面紗，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美國臺海戰略及其政策的制定，還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貫穿於戰略決策行爲中及其背後的戰略思維的特點與規律。（圖：shutterstock／達志）

冷戰後，在「模糊戰略」與「清晰戰略」之間，美國「以臺製華」戰略充滿了不確定性，其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有着怎樣的戰略思維？即從戰略角度美國如何看待臺灣，這一問題關乎美國怎樣界定與認知其在臺海地區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威脅，關乎臺灣的戰略地位與戰略價值。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發生了何種演變？本文將對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展開分析。

「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是戰略思維。」相對於戰略而言，戰略思維更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因爲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同時，戰略思維作爲戰略的基本要素，反映着一個國家根本的安全與利益需求，以潛在的、複雜的方式決定着國家安全戰略的選擇行爲。戰略思維直接影響到一國思考戰略問題、制定戰略對策、採取戰略行動，只有看透一國戰略思維中經常起作用的基本觀念，掌握對方戰略思維的邏輯脈搏，才能在世界風雲變幻之際，預測出他們會按照什麼思路去思考問題、制定政策，循着什麼方向去採取行動。研究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有助於揭開美國在臺海兩岸戰略決策中的神秘面紗，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美國臺海戰略及其政策的制定，還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貫穿於戰略決策行爲中及其背後的戰略思維的特點與規律。

一、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與核心特徵

在對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國對臺戰略思維展開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及其核心特徵。

（一）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基本內涵

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是指戰略決策主體對臺灣問題的系統性判斷，即在研究和處理涉臺相關戰略問題中的思維方式和基本觀念，以及在制定和實施對臺戰略決策過程中所持的主流認知與偏好。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本質看法，二是如何處理與臺海兩岸的關係。這一概念可以劃分爲決策者對臺海地區戰略威脅的判斷、戰略目標的確立和戰略手段的選擇。

首先是戰略環境的認識，決策者對於臺海地區安全環境的系統性認知，是推行特定對臺戰略的邏輯前提，主要表現爲對戰略威脅的判斷，決策者對於臺海地區安全威脅的認知影響着其對臺戰略傾向，進而在對臺海政策上起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對於所處環境威脅來源的認知，影響着其世界觀、政治意識乃至政治行動。其次是戰略目標的確立，決策者會在言辭或政策中有意地向國際和國內其他行爲體傳遞其所追求的目標，進而產生決策者所偏好的戰略手段。最後是戰略手段的選擇，關涉如何使用有限的資源，也是戰略思維的一部分，決策者會通過硬實力手段（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軟權力手段（價值觀）、同盟手段以及前沿軍事部署等直接或間接的手段進行戰略資源的汲取與調配以實現戰略目標。

具體而言，本文中的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是指：美國在制定和實施涉臺戰略決策過程中所持的「以臺灣遏制或圍堵中國大陸的」主流認知與偏好，其核心要素具體包括，戰略目的爲利用臺灣牽制中國，欲對中國實施「戰略阻斷」；戰略威脅爲「中國統一臺灣」，尤其是「武力統一」或是「臺獨」引發的危機；戰略手段包括硬實力手段、軟權力手段、同盟手段和前沿軍事部署等。

（二）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核心特徵

美國「以臺製華」的戰略思維的核心特徵，一是系統性思維和整體性思維。戰略思維要涵蓋達成戰略任務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戰略環境、戰略力量、戰略企圖、戰略方向等等，同時現代戰略思維強調整體、宏理、綜合，強調各局部、各要素之間的聯繫和協調。戰略思維方式是一種全局性整體思維方式，它要求把戰略作爲一個整體，去思考它的整體佈局，整體協調運作，從而實現其整體功能效果。所謂整體性思考，也就是系統性思考，在普遍聯繫中思考，不要孤立地看問題。整體性是系統性的前提，系統性是整體性的生命，缺乏系統性的整體，就構不成有機整體和有序整體。美國是將臺灣置於其全球戰略這一大系統內予以考慮的。美國對臺戰略服從並服務於其全球戰略目標，美國政府不斷調整對臺戰略，其戰略考慮一是服從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亞太戰略，進一步將臺灣納入美國印太戰略；二是與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相呼應，維持臺海地區的基本平衡；三是強化對臺灣政局的控制力度，並企圖以臺灣牽制大陸。

二是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零和思維」最初源於經濟學中的博弈理論，在博弈過程中一方所得即爲一方所失，得與失相加總和爲零，反映在思維上就是零和思維，這是一種對抗性的思維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論關於零和的模型，只是對抗性博弈在絕對封閉狀態下的一種理論情景。然而，在現實的社會實踐以及戰略互動中，由於系統是開放的，絕對零和的現象是不存在的。從哲學上看，零和思維只見矛盾雙方的對立，但不見矛盾雙方的統一。美國奉行「零和博弈」，不斷拿臺灣問題做文章，試圖「以臺製華」，遏制中國發展，反映了美國在對臺戰略決策中所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維」，這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比如，在戰略目標方面，美國希望臺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當前更傾向於「和平分離」，這與中國堅持的「和平統一」既對立又統一，在「和平」這一解決方式上是統一的，然而在結果上卻是對立的、零和的，因此是一種相對零和思維。學界常將「零和」與「冷戰思維」聯繫，時常並列出現，如「摒棄冷戰思維，拒絕零和思維」或「摒棄‘零和’的冷戰思維」等，也有學者如閻學通指出，「冷戰思維」的含義並非「零和」的概念，而是「意識形態競爭」。美國對臺戰略思維中，訴諸「民主與威權」的敘事，體現了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因素這一「冷戰思維」的重要特徵。

三是「戰略阻斷」和霸權思維。所謂「戰略阻斷」是霸權國與崛起國戰略互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如果懷有獨霸心態的霸權國從戰略目標上不允許他國超越本國，通常會在崛起國對其實力佔比達到「忍耐極限」時動用經濟、政治、軍事等多種手段阻斷其崛起進程。「戰略阻斷」行爲旨在維護霸主地位，起因於美國的霸權意志，即霸權國是爲了維護霸權地位對崛起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爲，這其中則蘊含着「戰略阻斷」思維和霸權思維。臺灣問題產生70餘年以來，美國政府爲了維護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曾根據中美戰略衝突（1950—1970）、戰略合作（1971—1990）、戰略合作-競爭（1991—2015）以及戰略競爭-對抗（2016—）等四次關係範式轉換而調整其涉臺政策。從川普到拜登政府，美國更是提升打「臺灣牌」力度，通過常態化對臺軍售、派遣軍艦穿航臺灣海峽等手段，提升與臺灣的軍事安全關係，企圖在臺海地區對中國實施「戰略阻斷」行爲，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

二、美國「以臺製華」戰略思維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

美國對臺戰略思維並非一成不變，其會隨着美國對華戰略、中美關係的調整以及戰略決策主體對臺海局勢的認知而發生轉變。

（一）美國傳統對臺戰略思維

首先，美國對臺政策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美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延續。戰略思維作爲決定戰略主體的觀念性活動，具有傳統性和延續性等特點。自臺灣問題產生以來，美國一貫奉行「以臺製華」戰略。鑑於「戰略本身及其實施，實質上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因此這一戰略背後反映的是「以臺製華」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是美國戰略思維的出發點；美國在戰略策略上孤立主義與干涉主義的爭論，在戰略哲學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爭論；戰略思維的矛盾性，美國既表明關心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又不斷對臺售武等；戰略思維語言的模糊性，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與臺灣關係法」等文件中，美國採取了不同程度的模糊語言，主要爲了保持戰略行動上的主動，這種主動讓美國可進可退，比如在售臺武器這一問題上，美國有意表述模糊，體現了美國的戰略謀略。

其次，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相關內涵及核心要素的表現。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從冷戰期間「美國將中國統一臺灣，尤其是武力統一臺灣」到冷戰後初期「‘臺獨’的潛在危險」視爲主要戰略威脅。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冷戰期間,「不統、不獨、不武」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具體目標。20世紀90年代，臺灣島內分裂勢力不斷擡頭，美國既不希望兩岸統一，也不希望臺灣問題破壞中美關係，「維持臺灣海峽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成爲美國的戰略目標。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美國把防範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視爲主導臺海局勢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求中國大陸放棄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加強美臺關係；同時遏制臺灣宣佈「獨立」，冷戰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更加註重對「臺獨」的遏制。

（二）影響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演變的主要因素

爲探究美國對臺戰略思維及「以臺製華」戰略思維的主要影響因素，首先需要從美國戰略決策人的思維角度，分析其採用的戰略思維理路和方法論，即採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其影響因素予以研究。有學者認爲美國戰略思維中最主要的兩種方法爲傳統現實主義研究方法和新現實主義研究方法。現實主義研究方法，作爲美國戰略思維的傳統方法，主要採用國家關係單位層次進行研究；新現實主義的方法，主要強調從國際體系結構入手研究戰略問題。但沃爾茲也曾寫道「第三意向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是沒有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就不可能瞭解決定政策的力量；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力量，但沒有第三意向，就不可能評估它們的重要性或預測它們的結果」。

第一，在體系層面，中美兩國關係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變化。從結構主義理論看臺灣問題，臺灣問題並非是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本原因，而是中美關係惡化的表現。當中美關係緩和時，臺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降低；而當中美關係緊張時，臺灣問題的緊張程度會有所提升。

隨着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臺灣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角色也不斷嬗變。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冷戰期間，臺灣成爲美國的「戰略棄子」，藉以換取中美關係的改善，共同對抗蘇聯的全球擴張。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爲「單極獨霸」的唯一超級大國，再度啓用臺灣作爲對華進行牽制和打壓的「戰略棋子」，導致中美關係因臺灣問題而緊張不斷。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是美國對臺戰略思維變化的宏觀實力背景。隨着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強，改變了中美實力對比，在此背景下，美國認爲中國大陸對臺灣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圖都在上升，進而改變了美國戰略決策行爲體對戰略環境的刺激（systemstimuli）的認知與判斷，美國在亞太地區尤其在本研究關注的臺灣面臨的戰略環境刺激加強，爲保持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優勢，即「霸權護持」，在這一背景下，臺灣在美國全球戰略、地區戰略佈局中的戰略價值得以提升，美國不斷提升打「臺灣牌」的力度，加緊實施「以臺製華」這一戰略，繼而強化了「以臺製華」的戰略思維。

第二，在國內層面，國內戰略決策主體的共識程度是美國對臺戰略思維調整的一個主觀環境，也會影響美國對臺戰略主流認知與偏好，進而促發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調整。這裡的戰略主體的共識程度主要考慮美國「府會」、兩黨、精英以及大衆輿論等三個層面對臺灣戰略地位以及戰略價值的認知與偏好。近年來，國會和行政部門在涉臺問題上存在着戰略合流、策略配合及手法呼應的態勢。雖然民主與共和兩黨在歷史上對如何處理臺灣問題有所分歧，但近年來，雙方立場逐漸趨同，對華打「臺灣牌」成爲兩黨集體共識，雙方都主張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提升與臺灣實質關係。

此外，美國戰略界中的「棄臺論」和「保臺論」的辯論也是美國對臺戰略思維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棄臺論」支持者認爲臺灣是中美爆發衝突的「引爆點」，臺灣是美國的「戰略包袱」和「戰略負債」，對美國與臺灣的關係持悲觀態度，如美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爲「雖然美國將臺灣納入其遏制中國的聯盟中，但是這一政策並不持久」。「保臺論」支持者將中國大陸視爲敵人，臺灣則是美國的戰略資產，呼籲美國政府大幅調整甚至放棄「過時的」模糊政策，清晰地、明確地表明其對臺灣的安全承諾，並幫助臺灣升級其軍事能力，提高對中國的威懾，從而降低臺海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當臺灣受到中國大陸武力攻擊從而將其統一的時候，美國應該與臺灣站在一起。「棄臺論」和「保臺論」作爲「戰略清晰」光譜的兩端，二者的辯論尤其是後者的觀點會對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產生重要影響。不少支持「戰略模糊」政策的「維持現狀派」已經關注並認同「保臺派」的部分觀點，如美方應進一步加強介入臺海事務的力度，以提升其對兩岸的戰略再保證和雙重威懾力。

第三，在個人層面，戰略決策主體的個人特質以及奉行的政治哲學是影響對臺戰略思維的重要因素。法國戰略思想家薄富爾曾指出：「戰略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戰略決定目標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種基本哲學思想的支配，那種思想也就是我們所希望能看到它發揚光大的。所以人類的命運是決定於這些哲學思想和戰略的選擇，而戰略的最終目的也就是要嘗試設法使那種哲學思想能夠發揚光大。」戰略思維作爲一種着眼於全局並籌劃和指導全局的思維觀念運動。就戰略與戰略思維的關係而言，在戰略背後起作用的是戰略思維，戰略只不過是戰略思維的體現。決定戰略思維的同樣是哲學。因此，每一種戰略思維背後都有一種哲學和文化基礎。李際均將軍做出了最直接，最明確的表述，他在《軍事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的基本特點》一文中指出，每一種戰略思維的背後都有一種哲學基礎。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裡，我們能夠發現亞里士多德，同樣我們在拿破崙的行動裡可以發現盧梭和狄德羅的哲學，在希特勒的行動裡可以發現尼采和特賴奇克的哲學，在東條英機的行動裡可以發現福澤諭吉和神道教。不同美國總統奉行不同的哲學思維，繼而會影響其對戰略環境刺激的認知與應對方式的選擇。比如，川普將「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作爲對華政策指導方針，也正是這一思想理念影響了川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對臺戰略思維。

三、從川普到拜登：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延續與變化

戰略思維作爲思維科學的一個分支，具有「習焉而不察」的特點，戰略本身及其實施是戰略思維的反映和外在表現，因此對川普和拜登任內美國涉臺相關戰略與政策予以分析成爲窺探其背後戰略思維的關鍵一環。從川普政府極限施壓式的「以臺製華」戰略思維到拜登政府高強度競爭下的「以臺製華」戰略思維，美國對臺戰略思維的演變包括延續與變化，具體表現爲：

（一）在戰略威脅的判斷上，從川普到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都將中國大陸統一臺灣視爲主要威脅，但後者更擔憂在臺灣問題上維持主導優勢的風險。

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權力（能力）=威脅（capability=threat）。川普任期內，隨着中國實力的大幅提升，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爲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繼而，認爲中國大陸「武統」臺灣的能力提升，兩岸實力的天平倒向中國大陸一方，而這同樣被視爲是對美國的威脅。美國對華軍事戰略競爭將聚焦於三方面：其中就包括將臺海作爲表現中國「戰略擴張」態勢的重要競爭平臺。2018年10月，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強調：「中國增長中的軍力與其相關戰略意圖皆不透明，並且仍未放棄以武犯臺，對此美國時時刻刻高度關切，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採取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脅迫等任何行動。」2019年2月14日，作爲首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指出，解放軍「正在迅速提升其跨越第一島鏈投射力量和影響力的能力」，已經「成爲美國利益、美國公民和第一島鏈內盟友」的「首要威脅」（principal threat）和「最大的、長期的戰略威脅」（greatest long－term strategic threat）。

在拜登任內，美國認爲大陸「武統」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威脅進一步加劇，不斷渲染中國大陸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和臺海地區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2021年3月，即將卸任的美國太平洋地區軍事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宣稱，中國「在未來六年內」對「入侵」（invading）臺灣構成了「明顯的」威脅（a「manifest」threat）。同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上將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同意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對中國可能奪取臺灣構成的威脅的評估。2022年2月，美國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炒作中國大陸持續對臺施壓（growing pressure on Taiwan）。2024年3月21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所有跡象」都表明，中國軍方已準備好在2027年之前武力攻臺。

此外，美國不僅將中國統一臺灣視爲對其國家利益的威脅，還將其與盟友以及地區事務掛鉤，拜登政府持續拉攏盟國在雙邊和多邊場合妄談臺海,企圖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阿奎利諾曾表示，「如果臺灣落入北京手中，將對我們在該地區的地位產生負面影響，並將挑戰我們的其他盟友和夥伴以及美國，對我們在該地區自由行動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二）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延續性，都企圖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實現對華「戰略阻斷」的戰略目標進一步突顯。相較於前者，拜登政府更忌憚「和平統一」，更傾向「和平分離」。

美國的長期戰略目標是維護其在臺海的利益，保持兩岸分治，使臺灣問題成爲牽制中國最有效的一張牌，確保美國在臺海乃至亞太地區利益的最大化。川普政府時期，美國「以臺製華」戰略思維更側重通過打「臺灣牌」，將臺灣視爲遏制中國的「戰略棋子」，從而維持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主導地位。在戰略目標的確立上，從川普到拜登政府時期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美國希望利用臺灣問題制衡中國，從而實現對華「戰略阻斷」的戰略目標，以爭奪對臺海局勢和兩岸關係主導權。有學者指出無論是川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美國臺海政策均表現爲「以臺製華」意圖越來越明顯。也有學者認爲，拜登政府對「以臺製華」戰略目標的推行更加明確。

然而，相較於川普政府，拜登任內美國從關心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到更加關心其解決結果。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即使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中國統一，也將是一個不受歡迎和不可接受的結果。有研究稱，拜登政府一些高官和國會議員認爲，兩岸統一將給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帶來難以接受的衝擊，無論是以和平還是武力的方式，都不能允許大陸實現與臺灣的統一。2022年9月，美前外交官阿什利•泰利斯表示：「目前臺灣與中國的分離被認爲符合美國利益。」正如中國學者節大磊所言，「拜登政府並不是用將臺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新目標取代過去的『和平與穩定』目標，但認爲保持臺灣分離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信念，更像是一股日益壯大的暗流，揭示了美國的長期意圖」。拜登政府勢必會全力強化與臺灣實質關係，確保始終處於中心位置，繼續掌控兩岸關係和臺海局勢。

（三）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前者更注重硬權力手段，更傾向於單邊主義的方式，通過政治宣示、國內立法及其對臺售武等提升美臺關係。後者則更注重軟權力手段，更傾向於多邊方式和同盟手段，通過強化聯盟體系對中國大陸加強威懾，在具體的手段上更多元、更靈活。

川普政府採用軟硬兼施的戰略手段，甚至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執政期間，在戰略手段上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打壓和圍堵，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嚴重倒退。從參與主體來看，川普政府更傾向於使用單邊主義方式。作爲共和黨的川普總統，其對臺戰略思維中充滿着單邊主義。其任內頒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注重硬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青睞單邊主義等得到了突出和強調。

拜登政府採用文武並用的戰略手段，以實現其在臺海地區的戰略目標。有學者認爲拜登行政當局干涉我國臺灣問題的手段出現較爲明顯的變化，形成以「複合型介入」爲核心的新型涉臺政策。拜登政府注重使用外交談判、價值觀外交以及科技等偏「文」的戰略手段。首先，從其執政後的實踐看，中美雙方多次在臺灣問題上進行談判。2022年11月，在巴厘島中美元首會晤中,拜登表示,美方致力於保持兩國元首以及政府各層級溝通渠道暢通，就雙方存在分歧的問題開展坦誠對話。在中美涉臺問題上，也突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因素，極力突顯臺灣「民主夥伴」的角色，如在2021年12月舉行的所謂「全球民主峰會」中，臺灣受邀參加，中國和俄羅斯則被排除在外，「引發意識形態對抗和裂痕」。

在參與主體方面，一是加強「府會聯動」打「臺灣牌」，延續川普政府時期的對臺戰略思維，拜登政府通過國會與行政部門分進合擊的方式來操弄「臺灣牌」。國會中的民主黨建制派與共和黨保守派均認爲海峽兩岸綜合與軍事實力失衡日益嚴重。他們並不認同川普時期以極限施壓手段顛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美國三方關係動態平衡。拜登政府更側重在中美戰略穩定的架構下重新建立所謂「臺海平衡」。二是加強「同盟聯動」打「臺灣牌」，在臺灣問題上構建遏華統一戰線。不同於川普政府時期的對臺戰略思維，作爲民主黨總統的拜登摒棄了前任總統的單邊行動傾向，在國際合作制度、區域盟友合作與聯盟共同防禦方面，表現出了強烈的多元主體聯合傾向。信強認爲，拜登政府試圖把臺灣納入美國打造的全球「價值觀聯盟」以及「高科技聯盟」的「雙聯盟架構」之中，以及積極推動臺灣問題的「國際化」，以實現其「以臺製華」的戰略目標。

戰略思維作爲決定戰略主體的觀念性活動，具有傳統性和延續性等特點。美國對臺政策背後的戰略思維是美國傳統戰略思維的延續。正如毛澤東所言：「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因此，研究美國對臺戰略思維，有助於我們把握美國在臺海地區戰略部署的核心要素及特點，也有助於預見美國對臺戰略的發展趨勢以及美國對臺政策的未來發展，提高中國戰略決策的前瞻性。這不僅關乎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礎，也關乎地區局勢和平的前景。

（作者齊艶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李義虎爲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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