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中國西部周邊戰略態勢與中亞戰略（陸鋼）

中國—中亞峰會。（新華社）

引言

中國地域遼闊，海陸兼顧，民族多元。它既擁有2.2萬多公里的陸地邊界線，又擁有1.8萬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中國周邊有14個鄰國，涵蓋了亞洲大部分陸地國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重視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外交政策以周邊爲出發點，即將「周邊置於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作爲中國對外戰略中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周邊14個鄰國中，其中8個國家在西部周邊地區。它們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分別屬於南亞、中亞和西亞三大板塊，同時也與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相關聯。

冷戰期間，因中亞國家還未獨立且隸屬於蘇聯，而中蘇與中印之間又存在着較長時間的對抗，因而中國西部地區對外通道長期處於關閉狀態，導致其經濟，文化生態的全面落後。但蘇聯解體、中亞獨立建國以後，中國的西部外圍出現了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亞已成爲開放性地區，中國通往歐亞腹部和歐洲市場的障礙已不復存在，西部開發迎來難得的戰略機遇。中國及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有力推動了歐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

然而，事物總是在不斷髮展變化。這兩年，中國西部周邊地區發生了三件大事：新冠疫情，阿富汗塔利班復辟和俄烏戰爭。這些事件對中國西部周邊戰略態勢產生嚴重影響，也對中國對外戰略的實施增加許多變數。面對以上新形勢，中國有必要增強對西部周邊戰略態勢的感知，要特別關注中亞地區的戰略地位，助力提升中亞五國的國際話語權，適時調整對中亞的戰略，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一、西部戰略態勢的感知

戰略態勢主要指戰略部署和戰略行動造成的狀態。它由地理環境、競爭對手之間的力量對比和競爭態勢、以及戰略指導者駕馭全局的能力等因素所決定。而國家層面決策者對戰略態勢的感知，則是基於地理環境、地區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家間競爭格局等因素，對國家安全風險進行動態性洞察的能力。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非常複雜，不確定因素衆多，具體表現爲領土爭端、軍事緊張局勢、經貿不平衡關係及政治和文化的交互影響等。西部周邊地區安全風險相對比較高。往西縱深處，它與歐亞大陸相連。

歐亞大陸是一個遼闊的地區，覆蓋了北半球的絕大部分。它西起大西洋，東至太平洋。歐亞大陸內，存在若干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地區。圍繞這些地區，許多國家施展戰略縱橫手段進行競爭，以爭奪對區域內資源的控制權。

歐亞地區衝突由來已久。各國爭權奪勢，影響深遠。歐亞國家主要指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南亞國家以及若干西亞國家。這些國家大多處於經濟發展階段，其對外政策往往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傾向：或具有某種程度的保守性，或向外張力十足。同時，這一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巨大的發展潛力吸引着西方發達國家的參與，它們也成爲歐亞大棋局的重要棋手。如此錯綜複雜、競爭激烈的歐亞地區戰略態勢，勢必會對中國西部地區周邊的穩定與安全造成嚴重困擾。

中國西部外圍位於歐亞地緣政治的重要交匯點，由於歷史和現實的限制，加上西部地區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其發展水平大大滯後於東部沿海地區。因此，對於西部周邊戰略態勢的觀察不能僅僅侷限於邊境安全和社會穩定問題，而應該擴大視野，將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納入其中，把中國西部及鄰近地區視爲一個整體。它構成了一幅全景式、立體式的西部周邊戰略態勢的畫卷。

地緣政治板塊爲感知戰略態勢提供了觀察座標。歐亞地區包括幾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不同，從而形成幾個相對獨立卻又相互影響的地緣政治板塊。

從相鄰性、親近性和獨特性來看，西部周邊存在着三個各具特色的次區域地緣政治板塊。一是以印度爲龍頭的南亞板塊；另一個是巴阿伊板塊：即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三國的總面積爲71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1億。在地域上，它們原屬於南亞、西亞和中亞三個不同的部分，但現在與這三部分並不搭調。它們不具備地區領導者的權力，卻不依附於任何大國。巴基斯坦從地理行政區域上看屬於南亞，長期發揮着對衝印度的作用；從戰略態勢上看也不從屬於印度主導的南亞地區。阿富汗地處中亞、南亞和中亞的交界地帶，但似乎又遊離於這三個地區，而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密切。伊朗雖然是西亞國家，但與阿拉伯國家在地緣文化上有明顯差距，反倒是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頻繁往來。因此，從地緣戰略態勢的角度看，將巴阿伊視爲一個整體、一個獨立的新興地緣政治板塊，是合理的。

第三個是中亞五國板塊。它們曾經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作爲一個後起的國際角色，中亞國家處於國家建構過程中。它們受種種發展問題的困擾。它們害怕回到蘇聯時代，努力想擺脫俄羅斯的控制，卻因自己地緣政治的劣勢而難以做到。俄羅斯因其歷史慣性而成爲蘇聯的繼承者，對中亞具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俄羅斯理所當然地將中亞視爲自己的戰略後院和勢力範圍。儘管隨着時間的推移，俄羅斯影響力在下降，但它仍然是左右中亞局勢的一個主要角色。

處於上述三大板塊的國家不一定全都與中國西部相鄰，但至少有8個是中國的直接鄰國，而另一些則可以看作間接鄰國。與遙遠的非洲和拉美相比，這些國家畢竟離中國很近，因此，中國與這些國家開展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具有天然的便利性。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中亞國家都是中國理想的合作伙伴。

中亞這一概念是德國地理學家洪堡提出來的，各方理解不一。本文所談的中亞地區是前蘇聯的5個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總面積大約4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7741萬。而廣義的中亞，除前蘇聯的五個「斯坦」外，還包括中國新疆地區、阿富汗北部和蒙古西部等。與南亞和巴阿伊板塊相比，中亞板塊沒有突出的體量。但就中國西部周邊的戰略態勢而言，中亞之重要是顯而易見的。

中亞因其地緣政治地位特殊，被國際戰略家視爲貿易和安全的重要路口。世界主要大國、以及歐亞強國從未缺席過中亞地區的戰略博弈。在19世紀，英國中尉亨利•波廷傑和俄國將軍切爾尼夫亞先後踏上中亞大地，謀求他們帝國在中亞的戰略利益。更早時候，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橫掃中亞及歐亞大陸。在14世紀，中亞人也創建了自己的帝國——帖木兒王朝，雄霸一方。到了19世紀末，中亞被沙俄征服併入俄國。二十世紀初，俄國改朝換代，從沙俄變成蘇聯。中亞又換主人，融入蘇聯這個大家庭。直到20世紀末，中亞才藉蘇聯解體的東風獨立建國。中亞人最終成爲這片土地的主宰。

二、中亞轉型與文化認同的相關性

中亞自獨立以來已經走過了30年，儘管其間經歷了許多政局動盪，但與其他區域相比，中亞局勢還是比較穩定的。然而，進入2022年後，風向開始變化。

1、中亞新形勢

2022年1月，哈薩克斯坦爆發政治騷亂。起初是部分羣衆上街抗議油價上漲，後蔓延至政治訴求。在俄羅斯軍隊協助下，託卡耶夫總統迅速鎮壓騷亂。而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也被剝奪大部分權力。一個月之後，俄烏戰爭打響。託卡耶夫還在戰事之前，就拒絕承認頓巴斯地區兩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似乎並不領普京的情。從那時起，在烏克蘭主權問題上，哈薩克斯坦一直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在出席聖彼得堡論壇期間，託卡耶夫當面指責普京分離烏克蘭，並主張頓巴斯地區主權歸屬於烏克蘭。俄羅斯對哈薩克斯坦的舉動非常不滿，關閉了從哈薩克斯坦騰吉斯油田到俄羅斯黑海港口新羅西斯克的輸油管，長達1個月。梅德韋傑夫對哈薩克斯坦也警告說，哈薩克斯坦北部可能是下一個輪到的目標。哈薩克斯坦毫不示弱，關閉了設在莫斯科的貿易辦事處。原定於5月9日舉行的紀念二戰勝利的傳統活動也被取消，反而在阿拉木圖舉行反戰集會的申請被批准。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也在公開場合批評普京對小國的不尊敬，長達7分鐘。這些曾被馴服的前加盟共和國忽然變臉，似乎要和俄羅斯拉開距離。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令世人驚訝。這樣，中亞國家是否集體轉向以實現戰略轉型，就成了一個重點問題。

中亞在建國之後歷經坎坷，發生了很多政治事件：從塔吉克斯坦內戰、阿富汗反恐戰爭，到導致吉爾吉斯斯坦政權更替的兩次「顏色革命」；從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到2022年1月份上旬哈薩克斯坦的街頭騷亂。這些事件都沒有影響中亞國家總體戰略的選擇，即在維護中亞獨立開放的前提下，堅決站在中俄一邊。如今風向已經改變。俄烏戰爭觸發了歐亞地緣政治的重新洗牌。在中亞，出現戰略轉型的苗頭。

2、中亞轉型的可能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帶給中亞國家極大的震撼，其原因在於：俄羅斯並非以懲罰和教訓爲目的，而是要直接推翻澤連斯基政府。不僅如此，俄羅斯還要併入烏克蘭東部大部分領土。這極大突破了中亞國家的底線。於是，中亞國家被推到歷史的風口上，不得不作出抉擇。

對於俄羅斯這個老東家，中亞國家真是又愛又恨。中亞曾與俄羅斯一起生活了100多年。沙俄文化和蘇聯文化早已在中亞民族生活方式上留下了印記。作爲俄羅斯的近鄰，中亞被籠罩在俄羅斯強大的氣場下。哈薩克斯坦是唯一一個與俄羅斯接壤的中亞國家，兩國的邊境線長達7644公里，僅次於美加邊境線。中亞的能源運輸、水力發電和其他大型基礎設施都依賴俄羅斯的照顧。俄羅斯還是中亞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此外，俄羅斯也是中亞的主要勞務市場。

因此，雖然中亞國家對俄羅斯的舉動不滿，但仍然在國際場合表現得比較剋制。它們在聯大幾次有關俄烏戰爭的表決中都選擇投棄權票，表明中亞國家在西方與俄羅斯的較量中選擇了中立的立場。這一狀態也許要維持一段時間。然而，隨着烏克蘭戰場形勢的改變，隨着西方國家對中亞國家壓力和誘惑的劇增，中亞國家不得不作出歷史選擇。中亞戰略轉型將成爲必然。

其實中亞去俄化自獨立後就開始了，衹不過西方並沒有把這一地區作爲戰略重點，因而對中亞國家的扶持力度不夠。西方大國的很多做法脫離中亞現實。但目前情勢卻不一樣了。關於中亞，美國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戰略構想。西方瞭解中亞國家的心理：它們害怕被國際社會淡忘而回到蘇聯時代。現在美國的帶頭下，西方對中亞戰略地位開始重視，這令中亞各國欣喜不已。從歷史上看，中亞一度敵視西方。中亞文化嚴重排斥西方文化。現在不同了，中亞經過30年的交往，終於向西方露出內心的微笑。

3、中亞的文化認同

在後蘇聯時代，中亞發生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深刻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認同變得十分突出。獨立後的中亞猶如新生嬰兒，需要有一個成長過程，特別是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與母體分離的中亞在迎來自由身歡愉的同時，也陷入文化認同歸屬的窘境，出現亨廷頓所說的「無所適從」的狀況。

自古以來，中亞地區一直被多個帝國征服，因此受到各種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多元化的文化來源。然而，中亞地區沒有一種文化形態能夠統治整個地區。在文化層面上，蘇聯文化、突厥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已深深融入中亞各民族的血脈中，形成了歐亞主義和伊斯蘭主義並存的特徵，並逐漸演變爲中亞地區的主流文化。中亞國家的執政者也試圖通過加強對主流文化的支持，來塑造國家的意識形態。然而，西方國家則藉助全球化、現代化等理性工具，對中亞進行深刻的「格式化」努力。雖然中亞並非美國的重點戰略地區，但中亞始終處於美國的戰略後備名單中，隨時配合不同時期的美國戰略而發揮作用。自本世紀初實施國際反恐戰略的阿富汗戰爭以來，中亞的角色正在逐漸改變，如今美國製定應對東亞局勢的印太戰略，這同樣在影響中亞的角色。

關於文化認同問題，西方國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從社會底部向中亞採取一種漫長而周密的演變戰略來推動中亞的整體轉型。這一轉型戰略設計很是巧妙。它將西方文化中的雨露，潤物細無聲地注入中亞大地。作爲蘇聯大家庭成員之一，中亞文化受蘇聯文化改造和形塑，其傳統文化逐漸式微，更加趨向於世俗和現代。雖然中亞國家在獨立後擁抱伊斯蘭和突厥文化，但並未排斥西方文化。目前，中亞社會55歲以下的人口已經佔到65%以上，其中很多人在蘇聯解體時還是青少年，所以他們對西方文化的「溫柔」攻勢缺乏集體免疫力。總體而言，中亞國家的文化認同開始偏離傳統而向西方傾斜。這一趨勢成爲本文判斷中亞國家戰略轉向的重要依據。

三、面向民心相通中亞的戰略構思

面臨中亞地區可能出現的戰略轉向，中國應該處之淡然。中亞也是中國的近鄰，中國已經在中亞建立了厚實的戰略基礎。中國衹要抓住主要矛盾，中亞地區局勢變化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1、中國在中亞的戰略優劣勢

中國對中亞戰略優勢十分明顯。經過30多年的經營，中國與中亞五國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政治關係。中國和中亞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每隔一兩年互相出訪。一些中亞國家甚至在領導人發生變化後，新任領導人就馬上出訪中國，今年1月初，土庫曼斯坦新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率6位副總理訪華。另外，在上合組織的框架下，雙方建立了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各部門委辦等組成的不同層級政府對話機制，並每年舉行例行會談。中亞國家上層互信程度比西方、印度等更高。從經濟合作與援助方面看，中國比俄羅斯更有實力。中國在中亞已經投入了幾百億美元，並承接了衆多交通運輸、能源工業等大型基建項目。另外，與美日歐相比，中國的自然優勢之一是地理親近性。常言道：遠親比不上近鄰。中國西部與中亞三國接壤。從烏魯木齊或喀什起飛，飛機衹需兩個多小時就能抵達中亞主要城市。這些戰略優勢使得中國能夠長期維持與中亞關係的穩定。中亞堪稱是周邊比較放心的地區。

但若更深一步可以發現，中國在中亞也存在戰略劣勢，其中較爲突出的表現是，中國在中亞的民意基礎還不是很穩固，雙方的文化認同差異較大。原因很複雜。一方面，中國長期把重心放在政治高層和大企業管理高層上，未能潛入中亞基層深耕細作，也沒有與中亞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西方國家則不然。西方深知自己缺乏地理位置的便利，因而在中亞採取了迂迴的戰略。美國戰略規劃沒有將中亞列爲重點區域。美國沒有在中亞投入很多硬實力。但美國充分利用其體制之便，以及對國際體系的主導權，加之對文化軟實力的巧妙運用，所以在中亞的影響力穩步上升。美歐日不求一時之利，但求天下之最。它們將落腳點放在中亞市場經濟和民間社會上。它們通過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等行爲角色對中亞進行持久的滲透、分化和改造，以求最終實現中亞的整體轉型。

在文化認同問題上，中國面臨着巨大的挑戰。由於中亞都是穆斯林國家，其中四國又是突厥國家，中亞人民的血液裡流淌着伊斯蘭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基因。他們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與中國截然不同。更何況，中亞國家的年輕人較父輩們似乎更加願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的部分知名高校直接使用美式教育體系以及使用英文授課。它們高校學分與北美高校相互承認。中亞精英的信息來源除俄羅斯外大多爲西方媒體和社交平臺，如臉書、推特甚至ChatGPT。而中國衹有藉助於前蘇聯文化基因，才能和部分中亞精英和人民獲得共同語言。可是再過20年，當原蘇聯文化的殘餘已經消失殆盡後，可以預料中國與中亞在文化認同上的差距將會更大。故此對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說，民心相通須爲中亞戰略之首要。

2、民心相通爲戰略目標實現的基礎

「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在表達次序上將「民心相通」置於「五通」之末無可厚非。這並不是輕視民心相通，而是根據事物發展的先後順序把民心相通放在最終要實現的目標上。然而在具體運作中，對民心相通簡單地被理解爲對外宣傳，故而把民心相通的工作歸結於講中國的故事，講中國的好事，講中國的好故事等，這就有點望文生義之嫌。其實民心相通包含着一種深刻的理念，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底蘊，藉助於中國和中亞在地緣文化方面的親近性，運用文化軟實力的手段，與中亞共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範式。這一新型現代生活方式既包含了建立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工業文明的內涵，也融入了中華文化之精髓，也包容其他文明形態的文化基因，並得到中亞民衆的共同認同。

中國文化傳統常常強調贏得人心之必要，將爭取人民的支持作爲戰略規劃的首要目標。正如孫子所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在實踐層面上，古代有爲之君也非常重視文化軟實力，在實踐中將文化軟實力與其他手段相輔相成，交替使用。雖然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是歷史合力的結果。它受到經濟、商業以及武力衝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從漢朝到唐朝，中國的君王、官員和使臣在與周邊地區往來中，總是要展示文明形象，以禮相待鄰居。他們常常通過一種看似溫和但實際上非常強有力的外交方式贏得鄰國的尊重，從而給中國周邊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爲了傳播中國文化而遠嫁外邦，爲周邊睦鄰友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現代，儘管中國已經具有大國的外形，但國家實力很弱。可是，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卻能在國際列強面前保持堅定，爲國家利益據理力爭，並取得顯著成果。顧維鈞的底氣來自於他的知書達理，來自於國際社會對他信譽的認可。

周恩來在非常艱難的國際環境中，踐行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萬隆會議上，他帶領一批剛走上外交舞臺的青年人，以其引人入勝的外交風範和求同存異、兼容幷包的胸襟，很快贏得了國際社會對他的尊重，這也爲以後中美關係的改善埋下伏筆。周恩來主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亦得到各國承認，是戰後國際秩序中的一塊基石。

如今，實際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對於漢武唐宗時代，中國在外部具有更加強大的力量手段尤其在硬實力方面。但這並不等於說，現在中國的選擇餘地要大於先人。首先，中國戰略關注的範圍不斷擴大，投放的力量也較爲分散，這樣投放到中亞的資源比較有限。二是近期中亞成了「香餑餑」，全球各大競爭對手紛紛插足中亞。中亞周邊的一些國家如土耳其、沙特等也不甘落後，對中亞的戰略投入毫不遜色於中國。第三，中亞國家一時成爲「香餑餑」，它們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倘若僅限於經濟利益，中國未必能滿足中亞的需求。從民族構成看，中亞存在衆多的民族。每個國家都有幾十個乃至上百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價值觀。所以要做到民心相通絕不是講幾個故事就能解決的。不將民心相通提升到國家戰略終極目標的高度，中國就無法對中亞地區產生長久影響。

3、中亞戰略的邏輯鏈及民心工程

在確定民心相通作爲中國面向中亞的戰略目標之後，接下來應該採取哪些步驟呢？中亞戰略的邏輯鏈又是如何形成的？爲了贏得中亞民衆對中國的親近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因此，如何設計這項民心工程的戰略規劃，需要進行深入細緻的思考。

一個國家在其對外戰略中提出口號容易，而將其轉化爲具體政策並且在實際工作中能夠取得實效卻是件難事。前面已經說過，中亞地區地緣政治形勢、民族宗教狀況都異常複雜。這裡不僅存在着主要大國之間的明爭暗鬥，而且周邊中等強國還依託其地理經濟文化的優勢對中亞深度干預，並收割部分民心。因此，如果沒有一個整體的對中亞戰略，中央和地方、部門和企業各行其是，各自爲戰，那麼即使對中亞投入再多的資源，也不一定收到理想的效果。當務之急是要醞釀中亞新戰略，統籌和協調各方資源，迎接中亞局勢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在中亞戰略中，民心相通是邏輯起點和歸宿。這條邏輯鏈包括了一系列有序節點，連接了經濟、文化和外交等要素。雖然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優勢，但宗教、民族和文化方面存在意識形態差異的客觀制約。因此，中亞戰略的設計應以構建中亞消費市場爲主線，並以此爲基礎逐步開發能夠吸引中亞人民心的系列產品和項目，從而培育中亞人民對中國的親近感。與其他強國相比，這將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優勢。

消費市場與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遠古時代起，消費市場一直是中亞民衆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礎。大巴紮在中亞無處不在，無論是繁華的都市還是偏遠的鄉村。大巴扎爲許多家庭提供了獨特的購物體驗，由此衍生出具有中亞特色的集市文化。大巴扎消費市場是衆多中亞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

在中亞，大巴扎往往是周圍地區的重要文化和經濟中心。當地人和遊客趨之若鶩。他們到大巴扎瀏覽景色，既購買消費品，也銷售自己特產。這一傳統市場以五彩繽紛的攤位，及附近街頭小販與街頭藝人而聞名。大巴扎裡面很熱鬧，有新鮮食品、香料，也有紡織品、服裝和工藝品。除了大巴扎，現代購物中心、超市、沿街電子產品、手機修理店都受到中亞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青睞。

消費市場和地方民生經濟息息相關。中亞地處歐亞大陸內陸，遠離海洋和國際市場，這是中亞落後的重要原因。在蘇聯時期，涉及民生的第二大部類工業沒有發展起來，導致獨立初期中亞消費市場的供應不足。中亞消費者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嚴重依賴進口。中國成爲最重要的消費商品進口來源，佔據了中亞中低端供應鏈的高地。較早時，新疆、浙江、四川等省市的商人紛紛到中亞去尋找商機，一度形成氣候。可惜的是，那個時候國家關注點在央企和基建項目，中亞的華商未得到重視。這樣在中亞消費市場上，中國客商的優勢逐漸被土耳其、韓國和日本的客商趕超。問題出在比起上述國家，中國商人在文化共性上落入下風。

缺少文化共性，就不容易與當地民衆結緣、投緣。再者，中國商人也沒有被組織起來。他們分散在中亞各地，在中亞消費市場上缺乏話語權。總之，文化共性與消費市場存在着互動關係。消費市場的日常行爲孕育着消費者的文化共性。消費者在商品交易中彼此認識，瞭解各自的價值取向，最終形成共同的文化習性，而文化共性又能促進消費市場的發展。顯然，中國在中亞消費市場的參與度和活躍度不足，正是缺了文化共性的助力。

最後的結論是，中國對中亞戰略需要新思路。這個思路是高度重視中亞的文化認同問題，大幅度提升民心相通的戰略地位，並將參與建設中亞消費市場的生活必需品供應鏈作爲具體路徑。爲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鼓勵包括臺商在內的中國各地商人進入中亞市場，併爲他們提供政治風險和商業風險的擔保。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中國商人在維持成本覈算平衡的前提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善中亞民衆的基本生活狀況上去。新戰略的意圖是通過中國商人與中亞人民在市場交易中建立互信和友誼，讓中亞人民理解中國商人的行爲模式，展示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者爲大陸教育部區域和國別研究培育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亞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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