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數學家楊樂院士：中國將成爲數學強國
採寫｜章劍鋒
出品｜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楊樂，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當今的普通大衆不一定知道他，但他的背景，卻很不一般。
他是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的同事，是中國現代數學先驅之一熊慶來的研究生，論輩份，還是陳省身、華羅庚、錢三強、趙九章等大師的同門師弟。
在1977年，歷史性的運動剛剛平息，人們意識到，國家要發展，還得靠科學，知識界的生機開始復甦。楊樂和陳景潤、張廣厚（也是數學家）等人一道，被樹立爲科學家的典型，受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大力報道和推崇，風靡全國，成爲青年人的學習偶像。在第二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更是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安排兒童專門向他們這些典型人物獻花。
插一句，當時還是基建工程兵的華爲創始人任正非也參加了這個大會，和楊樂一樣，都是獲得表彰的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
一開始楊樂壓根兒沒想到對自己的宣傳態勢會那麼大，新華社一位記者對他們進行反覆的採訪，他原以爲也就是在不公開的內參上發表一個小豆腐塊就完事兒了，結果報道發表出來，幾大主流官方報紙都是放在頭版二條，讚揚他們在函數領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貢獻。
1977年，陳景潤由助理研究員被國家破格提升爲研究員，楊樂和張廣厚從實習研究員破格提升爲副研究員，成爲中國恢復職稱評定製度的首批人員。1980年，楊樂和陳景潤同時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陳景潤當時47歲，楊樂41歲，當時是最年輕的院士。有趣的是，評選他當院士的時候，楊樂自己在國外訪問，還不知道有這回事。
這些典型人物的受追捧，當年對中國社會的風氣有着不小的影響。北京大學前校長、中科院院士王恩哥曾回憶說，他自己讀大學那時候，報紙上對年輕人樹立的立志榜樣是陳景潤、楊樂、張廣厚這樣的科學家，“與今天媒體上傳播的偶像人物完全不同。想一想，那個時代的很多精神，在今天看來依然寶貴。”①
在那樣一個知識分子被歧視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像罪犯一樣在秘密搞數學研究，三個人的學術成果分別是：陳景潤以其“陳氏理論”證明並推進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論文爲《大偶數表爲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二個素數的乘積之和》）；楊樂和張廣厚合作，則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數值分佈理論中的兩個主要概念———虧值和奇異方向之間的有機聯繫，推動了函數理論的發展，轟動了國際數學界的有關領域，被稱之爲“楊張定理”。
1978年，在數學理論和應用上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勵的數學家楊樂、張廣厚、華羅庚、陳景潤、陳德泉（從左至右）
隨着時代的推移，一代風華人物華羅庚、陳景潤、張廣厚等陸續謝世，楊樂如今也已經是皓首華髮。
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社會上流行追逐“熱門專業”，純數學的研究一度顯得落沒，唯一比較受關注的也是可以作爲升學敲門磚的奧數比賽，功利的東西越來越多。楊樂就曾提出，這種全民皆舉的數學培訓，“基本是一些解題技巧的灌輸，已經脫離了數學教育思維鍛鍊的本質，尤其以得金牌爲目標的培訓更是不可取。”②
在數學研究上，真正考驗功底的世界數學界的三大頂級獎項——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和阿貝爾獎，中國本土沒有一個人獲得過。
楊樂認爲，這是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數學強國的重要指標之一。
他從1996年開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和國際著名數學大師、菲爾茲獎首位華人獲得者丘成桐教授合作，在中科院設立晨興數學中心，主持相關工作，致力於培養國內數學人才。他也是丘成桐國內辦學的重要支持力量，和丘成桐一道擔任丘成桐大學生數學競賽學術和命題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數學對人的創新能力的培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寄希望於年輕一代學者接過創新發展的重任，而他們要培養自己的創新能力，可能最重要的一門學科就是數學。”
在楊樂等數學家看來，數學是一個國家強大起來的基礎。綜觀世界發達國家，基本上也都是數學強國。1978年和他們一道出席全國科學大會的任正非，後來之所以能夠將華爲壯大，也與重視數學等基礎研究及應用不無關係。華爲的研究佈局中，分別在法國和俄羅斯設立了數學研究中心。任正非承認，“這30年，其實我們真正的突破是數學，手機、系統設備是以數學爲中心。”他甚至向媒體說，自己退休後，想找個好大學，學習數學。
楊樂有一個判斷，他對本站科技《科學大師》記者說，中國現在數學大國的目標已經達到了，但要成爲數學強國，還需要努力和時間，這其中，有些觀念和傾向上的偏頗與失調，更需要扭轉。
數學到底有什麼用？
《科學大師》：您研究數學大半生，在您眼中這是一門什麼樣的學科？
楊樂：數學當然是一門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學科。比如說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就是計算機，而且應用越來越普遍。那麼你要用計算機，你就得要利用數學這個重要的工具。因爲計算機只能進行數字運算，你要把一個學科中間的實際問題變成能夠運算的，能夠讓計算機算的，你要建立它的數學模型，你要挑比較合適的運算的方法。算了以後，你還要看這個算的結果跟這個問題真正的解答之間所謂的誤差怎麼樣，或者說它的收斂速度怎麼樣。這些都需要數學的工具。
在以計算機爲中心的信息科學、在航空航天科學、在大氣環境科學、在海洋科學、在能源科學等等，當然更不要說典型的工程問題、工程科學，以及現在的金融、財貿，像投資、股票、證券、保險，這些都需要數學作它的工具。
管理也是最主要要借用數學的工具。還有物流，它都要借用。比如最近的二三十年有了互聯網，不僅有計算機了，而且在計算機基礎上能夠全部聯網。這些實際上都是讓數學的作用更突出地發揮出來了。或者你是華爲的科技方面的設計人員，當然這個數學水平非常重要。
現在各門科學、高新技術，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其中，比如說數字化、精確化。你要搞得很精確，包括國防上，所謂叫精確打擊，我們不能傷及無辜，我們最後要命中目標。醫學上面，你診斷腫瘤在什麼地方，你開刀，這些都需要精確。還有一個就是智能化。
數學最重要的作用還不是這些能看得見的地方，它看不到的效用其實是更大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對於人的培養的作用。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數學方面掌握得比較多了，那你的很多能力都增強了，包括你的幾何直觀能力，你分析問題的能力，你的邏輯推導能力，你的計算、證明這些能力。所有這些能力綜合到一起，我覺得就能夠體現一個人的創新能力。
《科學大師》：就是綜合素質。
楊樂：對，就是綜合性的素質。
爲什麼我們的數學研究發展得不是那麼理想？
《科學大師》：從社會上來看，人們對於純數學研究似乎欠缺熱情，不願意坐冷板凳。
楊樂：實際上，社會上有一種比較焦急的心態，有一點缺乏理性、缺乏理想的那樣的心態，都希望唸書念得很好，要能賺大錢，覺得你學數學賺不了大錢。它整個好像成了社會的一種指南似的，這個就有些過分了。
我們那時候的社會風氣是比較好的，跟這種輿論的引導是很有關係的。當然另外一個方面，也跟當時的一些體制和做法是有關係的。比如說，當時你無論是學金融的、學財貿的，或者學其他的，都是國家包的，而且工資都是一樣的。不像現在這樣，存在賺大錢或者賺小錢的問題，大家的收入是完全一樣的。而另外一方面，對這樣一些人，好像是在精神上有很高的鼓勵。
《科學大師》：現在你們數學家，在不斷地呼籲，在做一些實際的工作，試圖扭轉這種風氣，叫大家不要唯“熱門專業”。
楊樂：這個就是國內，大家對於這個的理解不夠全面，他沒有想到一種比較長遠的，好像能夠有續（發展）的（必要性），一窩蜂的，改革開放了，他看到有人確實好像經濟利益獲得很多，好像富有了，似乎他們很多人就覺得應該短期內取得很多這個效果。
但他沒有想到其實社會（發展）是多方面的。實際上，即使在美國或者西歐那些高度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沒有像我們這樣表現得這麼強烈。他們都會覺得，比如說你應該尊重每個人的興趣，讓他向他自己覺得比較合適的方向來發展。而我們國內，幾乎是90%多的家庭都認爲這個孩子最好能夠不付出太多的勞動，今後能獲取很高的利益。實際上，這種想法是有害的。對孩子也不利，對整個社會當然更加沒有什麼好處。
中國數學有可能強起來嗎？
《科學大師》：我們國家的數學科研和發達國家如美國、西歐相比，差距怎麼樣？
楊樂：差距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我們沒有出像他們那樣非常突出的、原創性非常強的研究成果。第二個方面就是人才的水平，有一些差距。
《科學大師》：我們曾經也涌現過一批著名的數學家，甚至不乏大師級人物，爲什麼會落到這個局面？
楊樂：這就是人家（數學）是從牛頓的時代就開始的。牛頓到現在300多年了，人家有300多年的學術的傳統和這個方面的積累，培養人才、辦學，他們都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經驗。而我們中國，從數學來看，那是從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差不多到了（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右的這個階段，也就是說差不多是國民黨1927年掌握了政權以後，才逐步地發展起來的。
而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發展，既使沒有發展多久，中國那時候已經到了一定的水平，已經開始涌現了、培養出了像華老（華羅庚）、陳省身這樣的人才。可是從1931年開始，日本就侵略中國了。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情況開始好轉一點。但是在前17年，就是從1949年到1966年這個中間，一直不斷的就是運動。整個重新開始是改革開放，到現在這是40年的時間。這個之前，幾乎就沒有比較完整的時間。
華羅庚夫婦與陳省身夫婦於1972在北京的合照
而現在改革開放，當然總體說來，國家對教育、科研的投入，尤其到新世紀以來，增加得很快。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中間也還是有一些，比如說經濟體制的改革，原來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這個中間必然對基礎研究和教育是有一些衝擊的。
比如說過去數學和物理的生源差不多是所有科系中間最好的生源。但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尤其在90年代，這一段中間，當然比較好的大學也還好，但是這方面的生源有的時候比經濟、MBA、金融這些，已經是有所損失了。
《科學大師》：那我們這個數學專業科研水平還能趕上嗎？
楊樂：那當然沒有問題。中國人是勤勞的，也能夠吃苦的，也是有創新能力的，這些都沒有問題。中國現在對於創新、對於人才已經給予了非常大的關注，給予了足夠的重視。我想這樣的一個風氣應該持之以恆，而且不能要求太急。就像我們現在對創新、對人才給予了非常大的關注，我們如果寄希望於三五年就有根本改變了，我覺得還是不太可能的。
數學這一塊，現在當然情況已經有相當的好轉了，現在並不是僅僅只有中國科學院或者少數的三五所國內非常有名的大學有一些研究的人員，能夠做出比較好的科研成果。甚至於就是一些平時並不是太知名的大學，它那裡的數學系裡也有國內或者國際上很好的大學裡出來的、培養的博士生、年輕人，到那去做教學工作，同時他也做科研工作。這樣的一些年輕人已經相當多了。
要在全國範圍中，都要形成一個比較好的讓這些年輕人能夠繼續向上發展的（環境），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平臺。這些人中，總會涌現出一些做得非常出色的人。我們如果持之以恆這樣發展下去，最後我們就能夠成爲一個數學強國。
現在數學大國的目標已經達到了，就是說我們的數學隊伍確實數量已經比較龐大了，已經夠了。但是我們還要向數學強國來努力。
《科學大師》：數學強國的標準是什麼？
楊樂：標準還是兩個方面。就是你要有很好的數學成果。這個數學成果就是說，你在國際上有那種好像最有標誌性的理論建樹。有那樣一些人才，有那樣一些成果，我們就可以說成了數學強國。
“爲什麼沒有中國人的名字呢？”
《科學大師》: 您本人早在1960年代就已經和張廣厚合作，在數學上做出了有世界影響力的成果，在那樣一種比較封閉和壓抑的環境下面，還能出成果，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楊樂：你說的這一項工作，發表是在1965年，這是我們研究生時做的工作。到了差不多1975年秋，我們才知道，國際上值分佈論這個領域中的一個比較權威的學者，就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叫Walter Hayman，在1964年倫敦舉行的一個國際函數論會議上提出的一個問題，被我和張廣厚1965年的文章解決了。當時這個會，我們根本連知道都不知道。那時候跟國外談不上有任何交流。
《科學大師》：當年你們做研究的條件怎麼樣？能閱讀外國的資料嗎？
楊樂：當時國外的文獻，就是國外公開發表的論文，除掉那種涉及到國防應用和不公開發表的，當然就是說我們這也可以（查看）。那時候的條件當然不像現在這樣好，比如說國外一個期刊，定價是非常貴的，中國往往只訂一套，經過海運過來，這就需要時間。海運過來到了國內，當時在重慶有一個情報研究所，把它影印了，然後在國內這樣（傳播）。比如說數學所的圖書館，訂的不是原版期刊。那時候也沒有外匯，是用人民幣訂的那個重慶影印的，那相對是比較便宜的。
《科學大師》：您年輕時，有過什麼樣的理想嗎？
楊樂：理想就是我們覺得應該是所謂學有所成吧。我讀中學的時候，看的課外書籍是1949年以前印的，那個書上很多包括概念，包括一些定理或者名詞，都還是用的外國人的名字。那時候當然很年輕，也很幼稚，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爲什麼都是一些外國人的名字呢？難道不能有中國人的名字嗎？中國人佔了差不多1/5的人口，爲什麼沒有中國人的名字呢？希望能夠成爲跟國際上也可以相比的這麼一個（數學家），有這樣一種心理吧。國家原來培養我們，就是想讓我們能夠發揮一點我們的所長。而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做點這種數學的研究工作。
華羅庚曾經數學也考過不及格
《科學大師》：您覺得天才和庸才之間有界限嗎？
楊樂：無所謂天才和庸才。當然每個人的天賦是有所不同的。每個人的能力，他在不同的地方有所表現。而數學更重要的是，要你長期的努力。
比如說華老，現在大家當然都認爲他是一個天才。但是他自己就說，他在初中的時候，他也考過數學不及格，他也不是一個在現在人們心中認爲不得了的所謂的天才。
爲什麼呢？他之所以後來能夠成爲很高水準的一個學者，他主要還得到了清華大學的培養。雖然他沒有正式註冊，但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去聽課。他非常用功，他當時可能是清華校園裡最用功的一個人。他用了兩年功，把那個大學裡數學的那些課程，他不僅都掌握了，而且學得很好。清華當時是全國第一的大學，等於是那裡的畢業生。雖然他自己常說，他只有初中畢業的文憑。他以後又有機會到當時的劍橋大學，在那呆了兩年多的時間，做研究工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也不能按照普通人理解的，他是那樣的天才。他自己就說，如果他當時一直留在江蘇金壇的話，充其量是一個教得比較好的中學老師。當然我們也不能看輕中學老師，說中學老師就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他就不是一個這樣舉世聞名的數學家了。
所以需要他自己刻苦努力，特別是對數學。數學不像有些科學，你還可以摻雜一點所謂忽悠那些東西在裡面，數學完全硬碰硬的，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就是更加需要苦功夫。
華老就說，他那次考不及格，他怎麼辦呢？別人花一個鐘頭做的事，他說我花兩個鐘頭來做。一定要一直長年累月的，人家花多少時間，他都花差不多雙倍的時間來做。那麼過了一兩年以後，他說人家花一個鐘頭做的事，他20分鐘就做得比人家還好了。
院士頭銜不是衡量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
《科學大師》：您是“文革”後中科院恢復院士選舉制度當選的第一批院士，院士這個頭銜在您自己心目當中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楊樂：在我自己心目中的概念，應該說跟國外的那些院士的頭銜是一樣的。國外評上一個院士的話，實際上沒有任何影響，就是待遇方面，或者說他退休的年齡方面，這些沒有任何改變。他就是多了一個頭銜，他是某某科學院的院士。我覺得這是對的。我們原來國內也是這個樣子。比如說我被評上院士，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我被提名，我也不知道。這些都是正常的。
作爲我自己來講，覺得被評上院士以後，我的責任更加重大一點。我對我們國內這個數學方面，我應該更多地關心一點和更加發揮我的作用。這個方面，應該鞭策自己多做一些。而不是因爲我是院士了，其他人就得聽我的。那樣就很不好。以及在待遇方面，給這個人有多少特殊的照顧。這也不對。
《科學大師》：成爲院士，好像是一種重要的身份標配。
楊樂：實際上，評上和評不上院士，有的時候並不是非常絕對的，並沒有一個截然的標準說這些人就應該評上、那些人就應該評不上。比如中國科技大學有一位數學家，是一個很好的教授，他評了大概將近10次左右的院士，沒有評上。當然他現在早已經去世了，他自己常常耿耿於懷。現在科技大學有相當多的各系的學者都評上院士了。但是他原來是科技大學像他這個年齡中聲望可以說是最高的一個學者，結果不是院士。
再比如說，我們這次（2019年院士增選）初評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學者、很出色的學者，在第一次投票中就被刷掉了。而這些學者，毫無疑問，已經達到了院士的水平。
《科學大師》：這實際上還是說明有沒有院士頭銜，並不是衡理科學家實際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
楊樂：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而且現在在評選中間，也不能做到國家提倡的好像風氣非常清廉、非常正常那種情況。這方面還是有缺陷的。但是這個並不是個人能夠（扭轉的）。
《科學大師》：院士對於一個學科的發展是不是很有話語權的？
楊樂：本來也不應該是這樣子的情況，但是現在確實可能有這樣的情況，院士的話語權比較多、比較大。其實本來是誰說得比較正確，哪怕是一個很年輕的、一個剛拿到博士學位的人，他發表的意見很正確，他很有創新性，那我們就應該很重視這個年輕人。應該是這樣子。而不應該是看這個人的身份，說他是院士或者他不是院士，這樣子並不好。
扭轉學風需要幾代人努力
《科學大師》：說到國內的學風問題，您有什麼看法？
楊樂：我覺得確實現在學風中，而且甚至於在高層的所謂學風中，比如剛纔提到的選院士，也並不是非常理想的狀況，還是有很多的毛病和缺陷的。我覺得這個當然跟大的社會環境是有關係的，也跟我們年輕人的培養和成長有關係。
現在包括一些從國外深造，甚至於在國外工作了一二十年、再回來的人身上，應該說這些人，有的現在也是很有名的學者了，在國外期間還是相當努力的，在專業領域方面是有相當的或者說有一定的造詣，但是應該看到他們在基本的做人的方面，我覺得他們注意得並不夠，有欠缺。
比如說到國外去、到美國去，除了你學人家一些比較尖端的研究領域或者高新技術的成就以外，你應該學習人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說把學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學術上，你不能夠論資排輩。你在學術上應該是大家互相平等，你這個爲人應該與人爲善，應該很好地看到人家的長處，使整個集體很好地前進。
2008年4月16日，北京中關村，楊樂院士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爲研究生們作演講。來源：科學時報
《科學大師》：您覺得學風的問題能解決嗎？你們當年的學風怎麼樣？
楊樂：當然國家如果花力氣，是能夠解決的。但是並不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也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關鍵還是要有一個社會的大環境。第二個，有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也就是每個人要自律。
其實我們那時候，應該說這些都是最起碼的要求。即使按照舊的道德品質，比如說按過去孔夫子那樣的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那麼就是每個人自律，做好自己的事情，對整個社會、整個學科領域來很好地發揮作用，這個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情。
參考資料：
①：中國科學報
②：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