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中國經濟內在的增長引擎

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究竟是什麼？是否存在一種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的中國發展模式？近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中國經濟是否會像某些評論家預言的那樣，在中美大國博弈、企業債務負擔重、政府幹預過多的壓力下，進一步放緩？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有必要理解什麼是中國快速崛起背後的驅動力。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朱天在其新作《趕超的邏輯》中分析並回答了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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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超的邏輯：文化、制度與中國的崛起》

ISBN 978-7-301-34535-1

朱天 著

中國增長之謎

1978年時，沒有人預測到中國會是此後四十年裡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中國在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英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中國近年的增長速度下行到6%左右，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屬於高速增長。

關於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的原因有很多流行的解釋。比如，我們都將這個成就歸功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當然沒有錯。但是，改革開放只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爲什麼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比之前更快，而不能解釋爲什麼同時快過其他國家——不只是快一點，而是快很多。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四十年裡也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開放政策，很多國家的市場自由化程度比中國還要高，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

一些評論家將中國的快速崛起歸功於國家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奉行積極的產業政策，鼓勵出口，通過國家的扶持手段來支持國內企業的發展。但是，如果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能創造出增長奇蹟，爲什麼其他國家沒有通過這種模式或嘗試通過這種模式取得類似的成功呢？實際上，在許多學者看來，國家主導不是中國的優勢所在，而是中國經濟體制的一個弱勢。

除此之外，流行的解釋還包括豐富的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機遇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等。我在《趕超的邏輯》一書中逐一評價了這些解釋。在這裡只需要指出：如果這些解釋是正確的，那麼至少有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應該可以實現像中國一樣的高速增長。與發達國家相比，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收入都比較低，勞動力都很廉價，而且絕大多數國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帶來了潛在的人口紅利，它們也都可以靠出口來拉動增長。尤其是體量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它們不大會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一樣，成爲外國保護主義政策的攻擊目標，因此按理說更容易實現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真正的謎題不是中國的增長爲什麼比發達國家快很多，而是爲什麼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快很多。換句話說，是什麼獨特的優勢讓中國而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此迅速地追趕發達國家？ 我把這稱作“中國增長之謎”。

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因和根本動因

經濟學家通常將經濟增長的動因劃分爲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稱爲直接動因，包括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投資積累物質資本，通過教育積累人力資本，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我在《趕超的邏輯》一書中提出，中國經濟真正的特色是有全球最高的投資率。而這個高投資率是由同樣高的儲蓄率做支撐的。中國的另一個優勢是具有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最高的基礎教育質量。這兩個因素使得中國在學習和借鑑西方已有技術的能力上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起自主創新的能力，從而實現了快速的技術進步。正是投資、教育、技術進步“三駕馬車”拉動了中國經濟40年的高速增長。

但又是什麼導致一個國家的物質與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和技術進步速度快過其他國家呢？這就是第二個層面的經濟增長動因，也稱爲增長的根本動因，包括制度、地理和文化因素。

我的分析結論是，體制和政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快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差異化因素。其他因素如地理、氣候和民族同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增長之謎。剩下可以考慮的主要因素就只有文化了。當然，文化論的觀點並不新穎。儒家文化曾被社會學家用來解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經濟體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增長奇蹟。但儒家文化究竟是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呢？如何證明中國及其他東亞經濟體比別的發展中經濟體更加勤勞節儉、重視教育呢？如果儒家文化那麼有利於經濟發展，爲什麼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發生在1978年之後，而不是更早的時候？儒家文化與制度政策之間是替代關係還是互補關係？我在《趕超的邏輯》一書中進一步回答了這些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在於強調勤勞、儲蓄、教育、信任和仁政的儒家文化。正是這種傳統文化將中國及其他幾個東亞經濟體與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區分開來。出於這個原因，中國式的增長無法輕易複製。當然，重視儲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有在工業社會才能成爲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但遠遠不是充分條件，還需要市場化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及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

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前景

解釋中國增長之謎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過去增長的原因，也能幫助我們預判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前景。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近些年來開始下行，引起很多人對其未來前景的擔憂。後疫情時代日趨緊張的中美關係，也使人們擔心這是否會使中國的崛起進程停滯或放緩。

在《趕超的邏輯》一書中，我的分析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既不能簡單地歸因爲正常的經濟週期，也不只是外需減少或者某些內部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同時還是政策選擇的結果。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是可以增長更快的。只要市場化改革不發生逆轉，再過十年左右，中國完全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爲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跨過這一里程碑之後，中國仍有潛力在之後二十年比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增長得更快。

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經濟和政治摩擦可能會成爲未來幾十年的常態，這種摩擦就像前進道路上的減速帶，也許會減緩中國崛起的速度，但不會使其逆轉方向。最終，由儒家文化和體制改革驅動的投資、教育和技術創新等內在的增長引擎，將決定中國進一步崛起的速度。

（原文發佈於新華社客戶端，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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