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伍慧萍：誰會成爲德國新總理？誰來應對“特朗普2.0”？｜全球理性視野

美國大選結果出爐之時，德國政壇罕見激烈震盪。

根據德國執政聯盟對提前大選的安排，預計本屆德國政府將於12月16日迎來信任投票，新一屆大選則於2025年2月舉行。

2025年1月20日，美國舉行新總統就職儀式。換而言之，在德國舉行這場罕見的提前大選後，未來的新德國總理將擔負起引領德國政壇，應對“特朗普20.0時代”的重任。

德國交通燈聯盟的“聯姻”爲何沒能走到底？在目前的潛在候選人中，誰的勝率最大？面對勝選歸來的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德國是否做好應對準備？

第一財經就上述問題專訪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她表示，現在德國政治出現了一個空白期，明年領導德國的不一定是目前的德國總理朔爾茨。

她表示，如果沒有什麼大的意外，德國聯邦總理候選人、基民盟主席默茨很可能會成爲下一屆德國總理。

政治聯盟破裂主因是錢

過去三年以來，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三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的穩定性不斷下降。其中特別是自民黨與其他兩黨在施政理念的底層邏輯方面就分野巨大：在德國，社民黨和綠黨均屬於左翼政黨，其主要施政方針包括在社會政策和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時提供融資支持；但自民黨在此方面幾乎持有完全相反的觀點。

在矛盾到達頂峰之後，當地時間1 1月6日，朔爾茨肖宣佈解僱德國財政部長林德納，他表示，林德納經常以不恰當方式阻礙法律實施，林德納采取狹隘的黨派政治策略，經常“辜負我對他的信任”。

伍慧萍表示，此次三黨聯合政府最終破裂是因爲財政問題。她解釋道，未來德國要出臺此後多年的財政預算，但是三黨在財政預算上爭執點非常多。

譬如，“爲了去拯救現在下滑的經濟，朔爾茨作爲總理召開了一個經濟峰會，但他沒有邀請他的財長參加，德國財長就針鋒相對召開自己的一個經濟峰會，其內部很多觀點上是完全不合的。”

近年來，社民黨和綠黨在債務制動問題上爭吵不休。同時，考慮到俄烏衝突、德國基礎設施翻新、應對氣候變化與能源問題，上述議題都需要大量資金，但自民黨拒絕讓步，堅決選擇推行緊縮政策的措施。

“譬如最近的一次。德國財長拿出一個立場文件，實際上是推翻其他兩黨的一些在社會政策方面的基本想法。”伍慧萍表示。

確然，林德納10月發佈了一份政策文件，該文件列出了一系列財政和經濟建議，包括要求削減福利金、減少氣候保護措施以及爲企業減稅。這些提倡遵守財政紀律的經濟改革要求，卻難與其他兩黨達成一致。社民黨和綠黨將這種行爲視爲一種挑釁，預算談判隨之陷入僵局。

朔爾茨在解釋解職林德納的決定時稱，向後者提供了一份“全面的計劃”，以“彌補2025年預算中100億歐元的缺口”。內容包括舉借額外債務以降低能源價格，挽救瀕臨破產的汽車行業的就業，以及爲投資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但這份計劃也同樣被持有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林德納拒絕。朔爾茨稱，林德納的利己主義達到了“完全不可理解”的程度，德國企業需要立即得到支持，但林德納“沒有表現出爲了國家利益而實施其他任何提議的意願”。

誰會成爲德國新總理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詢問的德國問題專家均認爲，在未來的大選後，社民黨和朔爾茨能夠繼續執政的概率非常小。

伍慧萍對此表示，在選舉後，社民黨有可能會作爲比較小的執政黨，但是主要執政黨肯定不是社民黨，目前該黨民調支持率只有16%~20%，已經不足以支撐起一個主要執政黨。

綜合各方民調顯示，目前德國最大在野黨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的支持率在32%左右，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排名第二，支持率在18%左右，朔爾茨的社民黨支持率排在第三（16%），不過考慮到所有黨派表示不願同德國選擇黨聯盟執政，即便該黨可以進入議會，但也無法執政。

如果默茨當選，他將帶領德國政府面對特朗普政府。

對此，伍慧萍表示，默茨首先還是想要儘量去爭取特朗普，因爲默茨等人還是相對較爲親美的。

她對記者解釋道，默茨本人曾經在美國的私募基金巨頭效力10年左右，彼時他是該機構在德國負責人，“我覺得一開始他還是要嘗試同美國維繫歐美盟友關係”。

如何面對“特朗普2.0”和關稅威脅

當前德國經濟嚴重依賴出口，很容易受到美國對進口產品徵收潛在關稅的重大影響。

德國聯邦統計局在10月時曾表示，美國作爲德國貿易伙伴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自2021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德國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但今年上半年超過了中國。根據其數據，按價值計算，2023年德國約有9.9%的出口流向美國。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最近在一份報告中表示，如果特朗普兌現其威脅，對所有貿易伙伴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徵收20%的基本關稅，這些措施將意味着僅在德國就會造成330億歐元的巨大經濟損失，該所並估計德國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會因此減少約15%。

在此情境下，汽車和化工是受特朗普潛在關稅影響最大的兩個行業。

伍慧萍表示，此前德國雖然可能在一段時間以來對特朗普再度上臺的可能性做過展望，但是“感覺他們還是有一部分僥倖心理，覺得在美國民主黨宣佈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參選後，他們一度希望還能夠維持現狀，保持在相對的舒適區裡面。”

她認爲，特朗普再次上臺之後，德國人需要接受這樣的新現實，直面特朗普2.0時代，爲特朗普上臺之後歐美關係的變數做好準備，實際上，”現在感覺他們是沒有做好準備，也沒有辦法想象將來怎麼去跟特朗普打交道，疊加其內部分歧，就把大選提前了。”

她提醒道，雖然德國這邊會盡力希望能夠維繫歐美盟友關係，但特朗普上臺之後，會對現在的歐美盟友體系造成極大衝擊。

其中，“在貿易衝突的問題上，我覺得無論現在還是未來的德國政府肯定要嘗試同美國取得一定妥協，緩衝歐美之間出現貿易戰的可能性，但是隨着特朗普的上臺，貿易摩擦爭端和懲罰性關稅的場景，也是越來越變成了一種現實場景了。歐洲人也不得不爲之做好準備。”她表示。

同時，德國在安全問題領域也會面臨越來越多問題，她談到，“美方在安全領域會逐步減少對歐洲目前地緣安全問題的支持和投入，慢慢撤出，把歐洲安全責任完全交給歐洲自身，德國作爲歐洲大國，在此方面要穩定歐洲安全局勢，這對德國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感覺現在德國真是內憂外患，而且本身經濟又極其不景氣。”她表示，未來聯盟黨如果上臺後，其做法跟左翼政黨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其在經濟治理方面能力更強，在提振德國經濟競爭力方面，至少比現在的紅綠燈政府會好一些。

“帶領德國走出目前經濟困局，可能是聯盟黨上臺之後最主要的施政重點。”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