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英國金融局原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氣候融資與工業脫碳成關鍵丨1.5°C Talk

21世紀經濟報道特約記者王梓媛 記者李德尚玉 巴庫報道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庫舉行。GF60專家委員、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英國金融局原主席阿代爾·特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獨家專訪,並表示中國的技術領導力與排放挑戰並存,中英歐合作將決定綠色轉型的成敗。要將升溫完全限制在1.5攝氏度內已極爲困難,但我們必須盡力將升溫幅度控制在最低水平。中國是全球綠色技術的領導者,但鋼鐵和水泥行業的脫碳進程需要加速。碳定價和國際合作對推動工業脫碳和實現全球公平轉型至關重要。

《21世紀》:你對今年氣候談判的進展有哪些期待?實現《巴黎協定》溫控目標還有哪些必要舉措?

阿代爾·特納:要將升溫完全限制在1.5攝氏度內,已極爲困難。我們在今年已經突破了這一臨界值。當前的重中之重,是要盡一切努力將升溫幅度控制在儘可能低的水平。

我認爲COP29(巴庫)在全球變暖限制承諾方面不會有重大突破。回顧COP26,許多國家加入淨零戰營,如中國在格拉斯哥(COP26)再次明確2060年碳中和承諾,印尼和印度也做出淨零承諾,同時達成了逐步淘汰煤炭的全球共識。

而在第28屆迪拜會議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成果:首先,宣佈了向超越化石燃料的能源體系轉型的承諾;其次,設定了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提升三倍的目標。

我希望本屆會議能在一些技術性議題上取得進展,例如全球電力電網和儲能的投資目標。本次會議有意提出一項關於全球儲能投資增長和電網擴展的明確目標。此外,會議可能還會在氣候融資方面發表聲明,這被稱爲“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根據能源轉型委員會(ETC)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我們認爲NCQG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明確區分所需的不同類別的融資類型。但這並不是一個能夠用單一數字概括的問題。要制定合理的氣候融資方案,必須對各類資金需求進行細緻拆分。

《21世紀》:你怎麼定義氣候投融資?鑑於中國強調公正轉型,你認爲發達國家應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如何確保氣候資金支持不會加重脆弱國家的債務負擔?

阿代爾·特納:我們必須區分三種性質、規模不同,且融資方式各異的資金類別。許多人在使用“氣候融資”這個詞時,常常混淆了這三種:

1.減緩投資(Mitigation Investment)

這些資金並非補助或饋贈,而是用於可再生能源、氫能、新型船舶和飛機等實現淨零排放所需的投資,通常以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的形式存在。這部分資金規模龐大——全球每年需要投入約4萬億美元,大部分依賴私人部門的投入。目前,這類投資主要集中在中美歐,低收入國家仍未從中受益,亟需將資金引入低收入地區。

2.適應性資金(Adaptation)

主要用於修建防洪設施、海岸防護等基礎設施,大多數由各國政府自行籌措。低收入國家需要來自富裕國家的低息甚至無息貸款,每年需求數千億美元。

3. 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

用於幫助脆弱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導致的損害,通常爲富裕國家提供的贈款。在COP27上,已達成由發達國家向脆弱國家提供資金的共識。

比如,當人們說發達國家在哥本哈根承諾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時,我認爲他們指的是對極低收入、脆弱國家的贈款。這與面向中等收入國家(如印度或印尼)的數萬億美元投資完全不同——這些投資絕不會是贈款,而是私人資金流動,輔以多邊開發資金流。如果在COP29上達成的氣候融資協議僅提出一個籠統的數字,而沒有明確說明這些資金的用途,究竟是投資、回報,還是贈款,那麼這樣的協議將毫無價值。

爲了確保氣候資金支持不會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發達國家需要明確資金的來源和分配方式,並在融資結構中平衡公共財政與私人投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也需在融資過程中承擔相應責任,共同推動全球氣候目標的實現。

《21世紀》:你怎麼看待談判首日通過的《巴黎協定》第六條下的兩條技術標準?

阿代爾·特納:在本屆大會首日,各方通過了《巴黎協定》第6.2條和第6.4條的措辭。第6.2條涉及政府間的碳信用購買,第6.4條則針對自願碳市場。

這些條款爲未來的行動提供了一個框架,但不會產生變革性的影響。只有少數國家會通過第6.2條規定的購買方式來實現其淨零排放承諾。比如,英國目前計劃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主要通過自身的減排措施實現目標,而非國際碳信用的購買。

第6.4條自願碳市場的影響力也有限,因當前更需聚焦“碳移除”(removals),而非“碳抵消”(offset)。購買“抵消”類碳信用可能沒有額外推動減排。例如,如果一家英國公司購買了印度或非洲的可再生能源碳信用,這確實有一定的價值,但這些可再生能源項目本來就會實施。而”移除“二氧化碳的項目,例如直接空氣捕獲(Direct Air Capture),或生物炭(biochar)技術,會創造實際“負排放”。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發展“移除”信用的供需市場。

《21世紀》:中國在鋼鐵、水泥和交通等關鍵領域的脫碳進程還有哪些主要挑戰?國際社會如何支持中國加速這一轉型?

阿代爾·特納:中國在許多實現淨零排放所需的技術和投資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中國在太陽能和風能的部署速度全球最快,擁有生產太陽能光伏組件和風力渦輪機的卓越企業。這些企業產品不僅性能最佳,而且價格最低。中國在電池技術方面,無論是性能、能量密度還是成本,均處於領先地位。此外,中國還是世界上第一個讓電動汽車比內燃機汽車更便宜的國家。

中國有許多優秀的企業,例如隆基、遠景、寧德時代(CATL)、比亞迪(BYD)等,這些企業爲全球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中國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

中國綠色轉型最大的挑戰之一是鋼鐵和水泥行業的大量碳排放。中國擁有一流的高科技企業,但在房地產和建築領域的投資過多,導致空置的住宅和過量的建築活動。因此,中國必須減少對房地產和建築行業的過度投資,從而降低對鋼鐵、水泥和混凝土的過度依賴,同時將資源重新分配到高質量的綠色增長以及高科技產業中。這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戰略。因此,部分答案在於重新平衡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

第二,中國需要大幅降低鋼鐵和水泥生產的碳排放。雖然目前全球在這一領域的進展有限,但我們已經有能夠實現鋼鐵和水泥脫碳技術。例如,在鋼鐵領域,我們可以使用氫氣代替煉焦煤來生產鋼鐵。我曾訪問過河北鋼鐵集團,他們正在嘗試氫氣直接還原技術。我還訪問過上海的鋼鐵企業,與那裡的領導層討論如何應用該技術。

因此,技術是現成的,但部署需加速,關鍵在於激勵機制,尤其是碳定價。到2032年,歐洲所有水泥和鋼鐵企業都將需支付每噸超過100歐元的碳價,這將推動歐洲鋼鐵和水泥行業實現脫碳。我們能爲中國提供的最大幫助是協助其發展碳市場。中國若在2030年前建立有效碳市場,可藉助新技術大幅減少排放。

《21世紀》:在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背景下,你認爲中英兩國可以在哪些具體領域加強合作,以實現更具包容性的綠色轉型?

阿代爾·特納:不僅是中英,還包括整個歐洲的合作都尤爲重要。在美國氣候行動領導力不足的時期,全球進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歐的合作和行動。

中國在許多關鍵技術領域是全球的技術領導者,這非常了不起。但歐洲也希望在電動汽車(EV)、電池等產業領域發展自己的工業。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歐洲希望部分附加值和就業機會留在歐洲,而不僅僅在中國,雙方合作應保持貿易、投資和創新的開放流動,同時在合理的關稅框架下鼓勵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創造當地就業和附加值。如果沒有這種協作,能源轉型的成本將顯著增加。

此外,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家也應參與,共同推動非洲等地區的技術革命,將中國的低成本技術與全球資金結合,推動化石燃料依賴的轉型。

《21世紀》:在COP29上,你認爲發達國家會否推動開放的多邊框架,避免氣候行動成爲貿易壁壘或技術壁壘,並促進綠色技術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市場自由流動?

阿代爾·特納:坦率地說,無論COP還是WTO達成什麼協議,都無法約束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動。我們可以呼籲全球開放自由貿易,但美國人民已經選擇了不同的方向。

儘管如此,英國和歐盟必須堅持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框架,同時採取支持本國供應鏈的措施。即便美國提高關稅,全球仍需盡力保持開放流動,這是實現綠色目標的關鍵。

《21世紀》:對於COP29談判結果你有什麼期待?

阿代爾·特納:我擔心氣候融資聲明會像以往一樣含糊不清,無法明確達成的協議內容。在國際談判中,爲了達成協議,協議文本通常會被寫得模棱兩可,以便不同的參與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讀。氣候融資的聲明也存在被模糊化的風險。我希望聲明能明確投資需求、私營部門和多邊開發銀行的角色,以及富裕國家的公共財政支持規模,以幫助最貧窮國家應對損失與適應氣候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