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臺》：一部劇帶熱一座城
現實主義創作不完全等同於寫實主義，不是一比一，更不是照葫蘆畫瓢，而是有鏡有鑑，有理想底色、有態度，是對現實進行提煉、重塑和加持。由陳彥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裝臺》日前在央視一套播出，引發熱議。
作爲文學和影視聯姻的成果，《裝臺》充分說明了影視創作中文學營養的重要性，原著爲電視劇改編提供了獨特的視角、罕見的形象和豐沛的生活細節。電視劇在忠實原著、抓住原著精髓的前提下，從影視藝術轉化需要出發，對個別人物的性格走向作了部分改寫，結合當下生活元素，開拓和發掘小人物的生活空間和精神世界。作爲電視劇的《裝臺》，它的價值和貢獻是用影像語言，塑造了一個獨特的人羣――裝臺工，演活了一種理想人格並塑造成情感共同體和理想型文化――刁順子，構建了一個生動的生活空間――西安城裡的城中村。
時代變遷，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急劇變化，由此帶來的人的生活和命運變化，成爲文藝創作的對象。電視劇《裝臺》目光下沉、內移，用溫潤的筆墨，塑造城市夾縫中堅忍樂觀地生活着的裝臺工形象，通過日常生活和工作狀態，一幀一幀地刻畫時代變化背景下的新型裝臺工和他們的生命、生活空間，既從微小的側面表現時代徵候，又充分描繪出人物的生命哲學和生活方式。
文藝創作無法獨立和遊離於具體的歷史現場，因此創作者常常通過把握和聆聽時代脈搏，發現創作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裝臺》通過刁順子這個人物形象，刻畫小人物身上的忍辱負重、人性的自強和自救，從四個層面構築刁順子的“情義世界”，對“義利觀”進行辨析。一層是“信”，主要表現刁順子的職業操守；一層是“義”，刻畫裝臺工弟兄們的情義；一層是“仁”，通過刁順子寬恕、不離不棄的態度，表現出他的仁者之心；一層是“禮”，刁順子與朱老師的交往、接手兄弟的債務，其實是“禮”，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民間傳承。
電視劇《裝臺》實事求是地演活了刁順子的七情六慾、愛憎甚至他的狡黠和幽默，他的性格符合生活真實的邏輯。因此，我們看到的刁順子，是大好人，但不是爛好人，更不是無用的好人――而這往往是寫人物正向特徵時容易誤入的歧路。如果沒有這種性格特質以及堅忍的生存能力，刁順子早就被生活壓垮了，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爲富有人格魅力的典型形象。好的作品，優秀的作品，在寫時代和生活重重矛盾的同時，一定會着重寫出逆境中的人性光輝。
一部優秀的影視作品，通常會用影像語言建構自己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電視劇《裝臺》從不同側面細緻地展現人物、事件和情節的同時，也形成對這個時代下西安這座城市的觀察和記錄。在時代轉型中，小人物最容易被拋出正常生活軌道，受到考驗，但他們對生活的變化，最有體會和表現力，作者陳彥以西安爲天花板，目光向下，刻畫長期生活在城中村的西安老居民刁順子形象。因此，電視劇《裝臺》，是小人物刁順子們的西安，是篤定不移、溫潤如玉的古城，也是充滿情義和文化魅力的現代西安。這裡面有摸得着看得見的古城牆、大小院落，也有聽不懂唱得響的方言、戲曲、村話、哩語，還有廚房的勞作，舞臺的表現，有女性化的矛盾，也有男人的粗蠻，古都西安和現代西安交雜的日常生活和盤托出，富有質感。
目前，部分表現城市生活的影視作品停留在城市生活的表層，如青春劇、都市愛情劇和職場劇。面對變化中的社會構成和社會生活，除了北京、上海、深圳這種特徵突出的大城市外，其他衆多城市和居民生活更加需要具體、詳備、可信的藝術表現。《裝臺》以西安爲表現對象，從西安複雜多元的題材空間裡深鑽進去，再用熱度拔出來，已經是打碎、提煉、融合、重塑的西安，不只是風景、風俗和美食，還有獨特的人羣、文化和精神。“一部劇帶熱一座城”，果真如此，當然是對現實主義創作的一種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