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龍星／境管無期限，嚴重侵害人權
▲檢察官動輒限制當事人出境，當事人卻無法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嚴重侵害人權。（Photo by I-Ta Tsai／Flicker）
國人引頸期盼的司改國是會議，目前正針對多項司改議題熱烈研議中，但實際攸關民衆切身感受的議題，卻付之闕如。舉例而言，檢察官動輒限制當事人出境，當事人卻無法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如此嚴重侵害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權，迄今仍未見司改委員提出討論。
《憲法》第8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另聯合國人權兩公約中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也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但目前有不少政府機關，可以對於民衆限制出境，限制民衆人身自由，除了司法單位外，就連稅務稽徵機關爲了追討欠稅的目的，都可以對欠稅的民衆實施限制出境的行政處分。
在司法實務上，包括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羈押等，都屬於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處分，雖然處分輕重有別，但司法人員在實施任何一種強制處分時都必須格外謹慎，以減少限制人身自由處分造成基本人權的侵害。
由於羈押是最嚴重的人身自由限制，因此刑法訴訟法規定，羈押須經法官訊問後，裁定被告是否羈押。至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等處分，因爲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較小，檢察官可以自行處分。
法律規定，若檢察官認爲被告涉及法定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或有逃亡的可能性，或有證據滅失、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可以依法向法院聲請羈押。經法官開庭訊問被告後，若認定有足夠羈押事由，裁定羈押；被告不服裁定，可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尋求救濟。
但是如果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爲被告雖涉嫌重大，但沒有羈押的必要時，檢察官可以自行決定對被告作出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等不同類型的強制處分，此時就不須再經過法院開庭訊問、裁定的程序。
雖然限制出境相較於羈押，並非是最嚴重的人身自由限制，但前者對於必須經常往返國內外洽談商務的商界人士而言，禁止其出境，因無法赴國外洽商，造成公司事務因此受到嚴重打擊，這跟人被羈押在看守所內，眼睜睜看着公司營運受到影響，兩者處境實無差異。
最令案件當事人無法理解的是，爲什麼一樣被限制人身自由，處分較重的羈押，開庭時有律師可爲此據理力爭，不服羈押也能提起抗告，尋求救濟；但是檢察官一紙限制出境令，當事人卻毫無任何法律上救濟或申訴的機會，只能默默承受？這對當事人並不公平。
雖然當事人可以依據「準抗告」的相關規定，向法院聲明異議，不過，被處分人知道使用的少，縱使異議被撤銷，案子回到檢察官，能獲准解禁者也是少見。
更何況，羈押處分有時間限制，依法檢察官聲請羈押期限，最長不能超過4個月，但檢察官的限制出境處分幾乎沒有時間限制，有些重大案件被告遭限制出境，時間動輒超過1年以上，這對侵犯人身自由的嚴重性，實難以想像。
而且案件經檢察官偵結起訴，被告遭限制出境處分並未隨着案件偵結起訴而撤銷，檢察官通常會依慣例，在案件起訴後，仍對被告實施大約2至3周的限制出境處分，以便案件移轉法院後，由承審法官決定是否對被告接續限制出境。所以說，檢察官限制出境處分，經常是「一限制就限到天荒地老」。
甚至，連被告假釋或刑滿出獄後，限制出境卻仍未取消，由於檢察官並未通知解除境管，因此移民署也就繼續列爲境管名單。直到他出獄後要出國時，被移民署官員攔下後，才發現其雖已完成刑罰，但尚遭境管，還必須自行到移民署辦理解除境管後，才能出境。
限制出境的強制性因不如羈押，因此常受各界忽略漠視，但實際上，限制出境對於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及危害，並不下於羈押。
檢察官基於辦案理由，動輒限制當事人出境，具有很大的強制處分權力，但依據現行法律卻無法可以節制，而且當事人若不服檢察官的限制出境處分，目前也沒有適當的管道，可以尋求救濟，因此司改委員若可以針對檢察官的限制出境處分，提出制衡、救濟管道的改革議題，相信將對臺灣的司法人權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