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的冬天

《大俠檸檬水》。（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失翼靈雀》。（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網中的太陽》。（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消防員的舞會》。（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野雛菊》。（金馬影展執委會提供）

好事多磨，去年因三級警戒整整延後一年的「金馬經典影展：捷克斯洛伐克電影黃金時代」終於要在七、八月重現了。

和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結緣，大抵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在銀幕掀起政治禁忌探索熱潮的時候，對電影求知若渴的我，在MTV看了更遙遠的《大街上的商店》（1965）、《嚴密監視的列車》（1966），前者講老實木匠與猶太老婦誤打誤撞卻又相濡以沫的關係，後者拿性功能障礙調侃第三帝國統治下的卑屈，加上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嗆辣戳痛體制假象的《金髮女郎之戀》（1965）、《消防員的舞會》（1967），這批威震奧斯卡的老片不只好看，那種與我們迥然不同的、爬梳歷史瘀痂時的黑色幽默，完全吸引了我。緊接着，因絲絨革命、共黨垮臺而得以重見天日的《失翼靈雀》（1969）、《隔牆有耳》（1970）在柏林、坎城影展成爲焦點，也順勢被引進臺灣。很奇妙的，身在1990年代初的我就這樣成了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的忠實粉絲。當時沒料到，10年後首度策劃影展，會再和它扯上關係。

2002年，才第四屆的臺北電影節轉型爲「城市」影展，其實是「官方」規定的結果。但即使按題作文，也不表示沒有可爲。首次做的兩個城市，一個是理所當然的巴黎（不只是因爲法國片源豐富，他們樂此不疲的主動推廣，也降低了引的難度，自然是保險的選擇），另一個則是充滿未知的布拉格。我這個策展菜鳥，把當年看過、讀到的，編成想像的片單；在天寒地凍的12月，隨着總策劃黃建業老師飛往異國取經。

說取經真的不誇張。布拉格電影資料館館長歐佩拉（Vladimir Opěla）真是愛電影的人，沒有官腔，無需應酬，直接跟我們補充了外人不熟的電影珍品，還出面代邀大咖影人來訪。老先生沒想到有人一口氣要放這麼多捷克電影，劍及履及的程度，誇張到我們還沒啓程返臺，所有參展電影的對白本都已經備妥要讓我們帶回來了。那是電影還沒數位化的時代，厚重的拷貝意味着昂貴的運費，我們真是憨人傻福，不但有對方相助，當時臺灣駐捷克辦事處也極其熱心，不但在當地有求必應，帶我們挖了不少寶，還出手解決了運送問題。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看過雪。沒想到一下子，就闖入零下好幾度的世界。靠近聖誕節，布拉格市集出現賣熱紅酒的小販，戴手套捧着喝的模樣有些滑稽，卻爲即將帶回的電影盛宴感到興奮，呼出的熱氣也更覺香甜。

布拉格的冬天，緊接着臺北的春天。彼時電影節訂在3月，我的偶像，《嚴密監視的列車》、《失翼靈雀》導演伊利曼佐（Jiri Menzel）來了，他說已經把重心轉向劇場，電影不適合他了，誰知幾年後他終究還是把赫拉巴爾的《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2006）搬上大銀幕，與《列車》《靈雀》相互輝映；東歐首席女導演齊蒂洛瓦（Věra Chytilova）也來了，她的《野雛菊》等前衛作品豔驚全場，也開啓我們對捷克斯洛伐克電影的另一種想像，直到今天，都還有影迷跟我聊起當年看影展的豐收，確實有太多前所未見的寶藏。

爲什麼會有如此的電影奇蹟啊？捷克斯洛伐克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瓦解後才成立的國家。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1948年成爲共產國家，但路線卻與蘇聯老大哥若即若離、時有分歧。畢竟必要的開放和自覺的態度，是藝術浪潮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而布拉格電影學院（FAMU）則成爲他們的養成基地。1998年出爐的捷克影史百大電影選拔，有三分之一作品集中在1963-1970幾年間，足見當時無論在質與量都是高峰。可惜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蘇聯率領華沙公約組織坦克開進布拉格，也宣告黃金時代的夭折。有人離開，有人留下，流逝的時光，無法重來，難免遺憾。唯一稍可慶幸的是，這些影片保存得當，即使在1970年起屢屢遭禁，待雲開日出時，還完好如初。

再次耙梳，不難發現在運動伊始，新銳們先是突破共黨教條與樂觀主義，面向生活的同時，也展開對形式的探索，而出現《網中的太陽》（1963）、《薇拉與伊娃》（1963）、《黑彼得》（1964）、《強迫中獎》（1964）這類描寫青春苦悶、女性處境、城市生活的作品。而隨着浪潮席捲，更大膽更激烈的內容，也就如雨後春筍了，這也是經典密集涌出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電影在奧斯卡、坎城、柏林、威尼斯各大影展出盡鋒頭。在最開放的時候，像《失翼靈雀》、《超級好公民》（1969）、《玩笑》（1969）這種直接拿共產黨人及錯誤政策開刀的內容，都能通過審查得以拍攝；只不過完成時，已然風雲變色。蘇聯入侵後，捷克斯洛伐克電影也沒放棄發聲，只不過改用狂亂的超現實手法來暗渡陳倉，《焚屍人》（1969）、《鳥，孤兒與傻子》（1969）、《爲年輕劊子手的辯護》（1970）、《天堂禁果》（1970）看似狂亂，卻意有所指。待捷克斯洛伐克進入「正常化」時期，對創作自由的打壓，也意味他們從國際影壇銷聲匿跡。

每每回顧這段影史，有讚歎，也有扼腕。也不時有些新發現。譬如利普斯基（Oldřich Lipsky），雖然他不被擺在新浪潮看待，但在同時期拍的幾部片，卻令人叫絕。《快樂結局》把整部電影倒着放，死的變爲復活，愛恨可以顛倒，直開敘述邏輯的玩笑。而高踞整個60年代票房冠軍的《大俠檸檬水》竟然直接模仿美國歌唱牛仔西部片，惟妙惟肖，娛樂十足外，腦洞大開的結局，則是好萊塢所不敢的。

有時我會瘋狂地在後來的捷克或斯洛伐克電影（它們在1993年同意分離成兩個國家）尋找當年遺緒，也曾經把希望寄託在斯維拉克（Jan Svěrak《青青校樹》《遊子》）、霍布雷克（Jan Hrebejk《甜蜜的永遠》《分道不揚鑣》）身上。其實念念不忘的，還是當年驚掘到的奇花異卉，那真是一個精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