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縣設區”急剎車之下, 什麼纔是縣城的未來？| 文化縱橫

✪ 周立、羅建章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導讀】隨着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推進，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已由“鄉土中國”轉變爲“城鄉中國”，而“縣域”作爲聯結城鄉的行政層級和社會單位，逐漸成爲新城鄉二元結構的中間層，也成爲城鎮化的新一輪承接載體。這種類型的城鎮化被稱爲“小縣大城”，即附近鄉村人口流入縣城、爲縣城製造業發展提供勞動力的就地城鎮化模式。幾十年來，這一模式創造出不少山區縣後發趕超、後發先至的城鎮化奇蹟，但也面臨“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不可能三角”，留下空心化的村莊和脆弱的生態環境。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攀升和縣域主導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情況下，“小縣大城”正面臨十字路口的抉擇。

可以說，以縣城爲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模式在中國城鎮化的上半程中做出積極貢獻。但是在城鄉中國時期，縣域這一中層社會空間將走向何方？“小縣大城”是否會成爲中國大多數縣城的未來樣態？本文基於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的縣域城鎮化案例，給出一定判斷。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原題爲《“小縣大城”：新型城鎮化的未來樣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小縣大城”：

新型城鎮化的未來樣態？

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已經由鄉土中國轉變爲城鄉中國。“縣域”作爲聯結“城”與“鄉”的行政層級和社會單位，逐漸演變成城鄉中國時代新城鄉二元結構的中間層。理解縣域社會，不僅要有村莊和鄉鎮的基層視角，更要有總體視角，而縣城作爲一個縣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是這種總體性集中表現的地方。隨着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的推進，未來城鎮化的潛力雖仍在農村的人口城鎮化，但承接的載體將轉換爲具有成長潛力的縣域和中小城市羣，由此需要關注這種類型的城鎮化——“小縣域、大城關”，即空間體量較小、城鎮化率較高的“小縣大城”。

“小縣大城”作爲中國大多數縣域未來發展的可能形態，不是一種新現象，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七山一水兩分田”的浙江等東南沿海不少山區縣，“小縣大城”已有近四十年的實踐。其邏輯是，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山區勞動力向平原地區的城關鎮快速集聚，爲縣域主導產業提供豐富的勞動力，由此促進了以加工製造業爲主的第二產業發展。同時，城鄉之間差距較大的勞動報酬，使城鎮不斷虹吸鄉村人口流入城鎮，實現了人口和生產要素高度集聚的就地城鎮化模式，並創造出不少山區縣後發趕超、後發先至的城鎮化奇蹟。

“小縣大城”經過近三十年城鎮化進程中的一路狂奔，逐漸出現了高城鎮化率和高鄉村空心化率並存的“圖釘式”城鄉空間格局，形成了“城進村衰”的局面。產業是“小縣大城”的核心依託，在縣域主導產業需要提質增效或迭代升級的背景下，“小縣大城”模式也走到了一個方向抉擇的十字路口。立足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歷史進程，我們應當思考：“小縣大城”是否會成爲中國大多數縣城的未來樣態？中西部廣大地區的縣域發展如何汲取沿海地區經驗教訓？

▍“小縣大城”的形成過程

（一）“小縣大城”的緣起

“小縣大城”作爲一種要素集聚帶來經濟社會形態變遷的空間現象，並非城鄉中國時代的獨有現象，而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萌芽推動農業社會出現手工作坊和經營式農場，爲農業勞動力流出鄉村提供了可能。同時，江南沿海地區的一些城鎮，因手工作坊和工商業發展，成了商品集散地和加工中心，吸引了更多人口集聚到城鎮，伴隨着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商品流通更加順暢，“小縣大城”的城鎮化漸具雛形。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由於缺少健全的要素自由流動和資源配置機制，從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近兩百年時間裡，“小縣大城”的規模和影響力都較爲有限。直至改革開放後，伴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小縣大城”開始形成新模式，帶領縣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進入“快車道”。

“小縣大城”的城鎮化形態最先出現在東部沿海的山區縣，並在近期延展到西南一帶。這與資本主義萌芽下由市場自發驅動形成的“小縣大城”雛形不同，改革開放以來，“小縣大城”是“經濟-政治-社會”的多重製度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小縣大城”需要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對外開放程度高，在較爲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鏈條引進的支撐下，更容易形成以製造業爲主的縣域經濟主導產業。其次，“小縣大城”離不開地方政府工業化和城鎮化偏向的政策引導。在市場經濟不完備的情況下，政府高位推動是“大城關戰略”的核心驅動力。縣域經濟增長離不開產業支撐，地方政府對優勢產業給予稅收優惠和政策支持有助於形成產業集羣。同時，伴隨着大城市向周邊縣區延伸，進一步推動了小縣城的人口集聚。東部沿海地區的社會稟賦具備優勢，在集聚人口的同時，一些企業爲了獲得更大的市場優勢，開始向小縣城延伸，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聚和規模效應。最後，更爲關鍵的因素是，“小縣大城”的核心在於縣域基本公共服務的虹吸效應。隨着人口流動和集聚的趨勢不斷加快，縣域承接了本地非農人口轉入和外來人口遷入；同時，伴隨着教育的撤點並校、縣域醫共體及房地產的擴張，城關鎮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迅速與其他區域拉開較大差距，進一步促進了縣域人口往城關集聚。由此，在“政府-市場-社會”大三角的不斷正強化下，形成了以高人口城鎮化率和高鄉村空心化率並存的“小縣城、大城關”形態。

（二）“小縣大城”：新型城鎮化的未來樣態？

根據虞大才的界定，“小縣大城”戰略，即政府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基礎上，合理整合生產要素，把縣城作爲增長極來建立和發展，形成強大動力源，以此充分發揮城市在縣域發展中的龍頭作用，加速推進改革和現代化步伐，促進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虞大才歸納了“小縣大城”的四個特徵：一是小縣域大城關，主要表現爲建制縣以縣城爲核心，實施經濟要素向縣城集中戰略，形成了較大面積的縣域建成區；二是少人口大集聚，主要表現爲有限的縣域人口在建成區內高比例的集聚；三是小產品大產業，主要表現爲縣域針對細分產品形成了規模較大的產業集聚，併成爲縣域經濟的支柱產業；四是小環境大發展，主要表現爲在高人口城鎮化率的城關形成了基礎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健全的區域。

從經濟結構變遷來看，“小縣大城”的過程就是農業活動逐步向非農業活動轉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從社會結構變遷來看，“小縣大城”的過程是農村人口轉變爲城鎮人口並共享城鎮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過程。這兩種變遷在空間結構上，都表現爲土地、資本、人口等各種生產要素向城鎮聚集的“小縣大城”特徵。依據城市化三階段演進的國際經驗：第一階段是人口向各種規模城鎮集中；第二階段是小城鎮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第三階段是人口以流向中小城鎮爲主，包括大城市人口的逆向流動，並逐漸呈現出多元城市生態。當前中國城鎮化正由第二階段轉型進入第三階段，“小縣大城”將是以縣城爲載體的新型城鎮化的未來樣態。

作爲未來縣域城鎮化的可能樣態，“小縣大城”戰略是山多地窄、人多村散、產弱稅少的縣域行之有效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在東南沿海的福建德化、長泰，浙江雲和、天台、泰順、武義等地，形成了“小縣大城關”的典型模式，它們是山區小縣優化資源要素、脫貧甚至後發趕超的典型案例。這些地方的經驗，被西南山區的四川邛崍、貴州凱里等地效仿，產生了全國性影響。

經過近四十年的探索實踐，“小縣大城”戰略的先行縣經歷了哪些階段變化，得到了哪些經驗啓示，未來存在哪些發展瓶頸？筆者將主要以德化的“小縣大城”實踐作爲“解剖一隻麻雀、抓好一個典型”的案例對象，展開討論。

（三）“小縣大城”的德化實踐

德化是千年古縣，位於福建中部、泉州北部，後唐長興四年（933）置縣，取名“德化”，有“以德化民”之意。縣域面積2232平方公里，戶籍人口35.43萬，常住人口33.21萬，轄18個鄉鎮、217個村（社區）。據統計，2021年，德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爲78.6%，城關經濟產值佔全縣經濟總產值爲78.6%，形成了鮮明的“小縣大城”縣域城鎮化發展格局。2019年，德化縣獲評中國縣域經濟發展50強，成爲福建省唯一入選的縣，同時作爲全國爲數不多的“大城關”發展模式，被中央黨校作爲典型案例編入叢書，爲“小縣大城”戰略的探索提供了德化實踐。德化“小縣大城”的發展經驗有如下特點：

第一，以人興業，以業興鄉。計劃經濟時期，德化縣長期實行壓縮城鎮人口的方針，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城鎮人口占全縣人口的比重長期保持在5%左右。與此相應的是，德化縣以農爲主的社會結構和產業結構，同時德化陶瓷企業經營模式單一，產品缺乏特色，陶瓷生產以國有瓷廠爲主，而傳統“民窯”幾乎喪失了發展空間。陶瓷不興，積聚難成，德化城鎮發展失去了依託，城鎮化進程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改革開放後，德化縣以陶瓷業爲核心的輕工業迎來了難得的發展良機，地方政府基於比較優勢確立了將陶瓷業作爲支柱產業重點扶持的大方針，挖掘本土能工巧匠，推動以人興業。德化被壓抑了多年的民窯如雨後春筍、火後原草，迅速復興，涌現出一批陶瓷製造鄉鎮企業，並帶動了當地農村工業的發展和城鎮的初步繁榮，實現了以業興鄉。但德化鄉鎮企業的發展也存在着這一時期我國鄉鎮企業的“通病”，如費孝通所言的“小城鎮、大問題”。具體表現爲，一批批耕地轉爲了非農用地，不僅影響了農業穩定和糧食安全，而且伴隨着鄉鎮企業高污染、高能耗對鄉村生態環境威脅較大。此外，分散的作坊式鄉鎮企業規模小、技術落後的先天不足決定其市場競爭力有限，難以實現規模效應和整體轉型升級。各類問題一一顯現，表明了德化單純靠鄉鎮企業發展，走農村工業化的道路難以持續。

爲何在鄉村工業化過程中，小城鎮會出現大問題？原因在於“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缺乏良性的城鄉要素互動機制。當時國家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轉移採取嚴格限制，雖然德化陶瓷產業通過農村工業化的途徑得以發展，但從事陶瓷業的農民“離土不離鄉”，初步富裕起來的非農化轉移羣體並不能充分享受城鎮化的成果，農民仍然依附於土地，城鎮無法引入新鮮血液，使得這段時期的德化城鎮化缺乏深化發展的空間和動力。對此，從20 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德化實行陶瓷產業集中發展政策，引導陶瓷企業向城關地區集中，同時確立了“小縣大城關”的戰略構想，這標誌着真正意義上的德化城鎮化進程正式開啓。

第二，以縣興產，以產強縣。在實地調研基礎上對德化縣誌和文獻進行梳理髮現，“小縣大城”的德化實踐大體經歷了以縣興產、以產興城、以城聚人、以產強縣四個階段。在近四十年的“大城關”戰略引導下，人口城鎮化率從21.6%飆升至80%以上，縣域生產總值也從1980年的23.6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245億元，年均增長率22.34%。

德化“小縣大城”的過程，經歷如下四個階段：

（1）以縣興產（1978年~20世紀90年代初期）。1985年，德化縣提出“首先支持城關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特別是陶瓷企業”，由此確立了舉全縣之力、集中發展陶瓷業的方針，人口、技術及資金開始向縣城集聚，改變了以往“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瓷窯分散佈局，縣城逐步成爲縣域的中心，但是由於“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勞動力政策，整體仍處於城鄉分割樣態。

（2）以產興城（20世紀90年代中期~21世紀初）。20世紀90年代起，德化縣針對山區縣立地條件差、產業基礎薄弱、整體發展突破難等問題，於1992年提出實施“小縣大城關”發展模式，通過以大整合大保障推動農村人口市民化。隨着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德化縣實行了城鎮優先發展的“三集中”策略，即“引導企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耕地山林向集約化經營集中”。2003年，德化縣開展了陶瓷產業能源替代行動，用電氣替代柴火，破解了過去瓷廠依靠木柴能源只能選取山區的分散佈局，通過建設陶瓷產業集中區，進一步引導企業向城關搬遷和集中，陶瓷產業逐漸形成了縣域經濟的增長極。

（3）以城聚人（21世紀初~2010年前後）。隨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伴隨“小縣大城”戰略帶來的鄉村空心化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經濟繁榮與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後並存、產業規模效應面臨着生態制約等問題逐漸顯現。縣城人口規模擴張速度遠高於建成區的擴建速度，如2010年前後，1400多家陶瓷企業和超過9萬名員工集聚在縣城，縣城的產業集中度（企業數和從業人員的全縣佔比）超過了90%。對此，德化縣開始施行“三統籌”的城鎮化戰略，即“統籌城鎮與鄉村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統籌經濟與生態發展”。主導產業優先和城鎮偏向的“大城關戰略”，開始注重從非均衡優先發展過渡到注重全局、綜合平衡、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小縣大城”戰略。

（4）以產強縣（2010年前後~）。從20世紀80年代起，爲提高陶瓷藝術設計水平，德化便採取“派出去”和“請進來”的辦學方式，以及培訓聯辦等渠道，多方位地培養中高級陶瓷人才，爲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基礎人才保障。2011 年，德化縣委、縣政府出臺《德化縣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年）》，把人才強縣戰略緊密融入城鎮化發展的全過程和各環節。同時，德化重視環境保護技術在環保工作中的推廣應用，政府大力扶持企業研發和應用節能環保的新技術，特別是在污染治理和發展循環經濟領域，形成了“三支撐”策略，即“人才支撐、基建支撐及技術支撐”。隨着《泉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30）》的出臺，德化縣的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得到了推進，旅遊產業成爲德化縣的一張名片，逐漸形成了“文化+旅遊+產業”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鎮化格局。僅在2015~2020年的五年間，德化縣接待遊客達230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突破200億元，入選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初步形成了“世界瓷都·自在德化”的旅遊品牌。

由此可見，城鎮產業偏向的非均衡趕超模式使得德化縣域經濟強勢崛起，但不容忽略的是人的因素——德化縣歷經了近四十年的實踐，通過以產業吸引人、以制度留住人的方式實現了在地的縣域城鎮化。當前，中國處於人口達峰和城鎮化高位的階段，已經進入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城鄉中國時代，作爲聯結城與鄉的紐帶，走上兩極分化的“小縣大城”，能否成爲人們“進能進城、退能返鄉”樞紐呢？

▍“小縣大城”的“馬太效應”與“不可能三角”

（一）“產業-勞動力-城鎮化”的“馬太效應”

“小縣大城”戰略符合增長極理論帶來的正反饋循環預設，簡而言之，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這一方面印證了人們通常認爲的“兩極分化、贏家通吃”的結果上的“馬太效應”，另一方面卻忽略了“積累優勢，用進廢退”的過程上的“馬太效應”。在“小縣大城”發展策略下，政府扶持和資本投資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這促進了人口的聚集和縣域建成區的擴大，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資和人口進入，形成了正反饋循環的局面，在結果和過程上，都體現爲經典的“馬太效應”。這種正反饋循環使“小縣大城”政策力度不斷強化，從而形成了一個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製造業吸納鄉村勞動力→勞動力集聚推動就地城鎮化→產業擴大再度吸納勞動力推高城鎮化水平。

“產業發展→勞動力集聚→城鎮化率提高”的正反饋循環能否可持續？一方面，隨着縣城建成區面積的不斷擴大和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資源投入和發展機會將會更加向城關中心聚集，虹吸效應使得城關以外的地區發展可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大城關”戰略旨在通過人口非農化轉移和縣域工業化帶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振興。但在實施過程中，由於長期以來的要素單向流動和反哺鄉村的機制不完善，將會出現城鄉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因此，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產業-勞動力-城鎮化”的正反饋循環逐漸形成了一個“不可能三角”，“小縣大城”到了謀新求變的時間節點。

（二）“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又稱“三元悖論”，一般指現實情境存在互斥的三個條件下，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其中兩個條件，產生了“得二不能兼三”的結果。“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國際金融領域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國不能同時兼顧三者：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以及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筆者也曾經提出過一個“糧食安全-食品安全-食物主權”不可兼得的食物體系不可能三角。轉換到“小縣大城”的研究情境下，我們也能發現一個“人口城鎮化-產業發展-鄉村振興”的不可能三角。

1.鄉村空心化：兼顧產業發展和城鎮化下的農民進城落戶

城鎮化通常與產業發展緊密相連，但小縣城往往缺乏資源和資金，難以吸引外部投資和發展新的產業，於是汲取鄉村人口進城落戶，使用勞動力替代其他生產要素投入，同時推動縣域產業發展和城鎮化，其結果是鄉村空心化，農村勞動力和生產力被削弱，某種意義上阻礙鄉村振興的進程。

2.就地村鎮化：兼顧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農民離土不離鄉

鄉村振興需要大量資金和人才支持，但這些資源通常都傾向於聚集在城市，導致鄉村資金和人才缺乏，限制了鄉村振興的發展。不過，出於自身的鄉土情結，農民往往會將務工收入投資到家鄉，如建房置業主動選擇居住在公共服務設施良好的中心村，形成了“就地村鎮化”。如此一來，就地村鎮化先於逆城市化到來，縣域產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要素支撐。

3.產業生態化：兼顧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生態保護之策

經濟增長可能會導致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加速，進而加劇土地、環境、資源等生態問題，也會對鄉村經濟造成衝擊。在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高位時，如何推動縣域產業生態化轉型是破題關鍵，但對於一般的建制縣而言，縣域產業如何提檔升級，已有土地如何騰籠換鳥，都要經歷較長一段陣痛期，甚至無力推動生態化轉型。

因此，當前“小縣大城”在“不可能三角”中，兼顧了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兩大要素，在促進縣域經濟的騰飛的同時，留下了空心化的村莊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也難以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攀升到高位和縣域主導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情況下，“小縣大城”將面臨站在“十字路口”的抉擇。

▍蜜糖還是毒藥：站在十字路口的“小縣大城”

“小縣大城”的縣域人口城鎮化戰略是通過產業集聚和城鎮化推動中小城市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的“蜜糖”。與此同時，頻繁的人口流動有助於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鄉村延伸，爲城鄉融合提供契機。更重要的是，“小縣大城”戰略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提高主導產業初始資源的利用效率，政府主導的城鎮偏向產業發展模式更易於反哺鄉村。但另一方面，長期的發展要素向城關集聚，已經嚴重製約了鄉村的可持續發展，並引發了日益嚴重的“鄉村病”：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農村主體老弱化、村莊用地空廢化……

（一）產業單一對縣域經濟提質增效的支撐能力不強

陶瓷業“大而不強”和旅遊業“小而不精”並存。雖然德化縣全縣三千多家企業通過園區集聚的方式形成了較大的產業規模，但屬於單體規模偏小、市場競爭力偏弱的小作坊企業，同時還存在超級仿製和價格競爭等現象，未能像景德鎮那樣形成較爲完整的上游產品設計、原材料採購到下游銷售的完整產業鏈生態，不利於自主品牌打造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另外，雖然德化旅遊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但產品開發能力較弱，鄉鎮之間旅遊產業發展日趨同質化，同時旅遊業與陶瓷文化的融合不夠，未能對縣域經濟提質增效提供良好的支持，縣域經濟也潛在地因服務業比重日升而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鮑莫爾病”風險。

（二）生態紅線制約與市場需求不足並存影響縣域經濟發展後勁

德化縣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大城關”戰略，大量人口進城。一方面，經過近四十年的人口城鎮化高速發展，若計入中心城鎮，常住人口已經八成以上住在城鎮了，出現了建設用地供應緊張，生態紅線制約下的縣域內佔補平衡難以爲繼，“小縣大城”模式的建設用地指標用盡，城鎮化支撐條件已經不足。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在縣城的高度聚集，致使交通擁堵、高房價等“大城市病”出現在小縣城，這直接影響到縣域的宜居宜業水平，間接引發難招到好項目、留不住好人才等漣漪效應。土地資源短缺、市場需求不足，也使得德化不得不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難以形成縣域內的經濟生態循環，影響縣域經濟發展後勁。城市和鄉村，如何在城鄉中國時代同時建設、並行發展，成爲一道難題。

（三）城關長期的虹吸效應致使農村“空心化”嚴重

德化縣長期的縣域主導產業的政策偏向，一方面大量解放了農村閒置勞動力、拓寬了農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同時爲德化縣域內留下了78%森林覆蓋率的綠水青山。而另一方面，由於農村“空心化”，即使德化鄉村有着綠水青山和古居古建築，卻無法爲農民增收作貢獻。這也留下了“小縣大城”模式下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如何實現的新命題。

▍結語

堅持城市偏向還是轉向鄉村振興？抑或是城鄉融合發展？在面臨諸多條件約束下，“小縣大城”站在了需要抉擇的十字路口。“小縣大城”戰略符合增長極理論的預設，同時也被其缺陷所支配。雖然政府支持下的非均衡發展有助於縣域經濟崛起，但其本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區域發展策略，人隨業走必然會帶來區域經濟的脆弱性和區域內部的發展差距。

針對非均衡發展的窠臼，解藥是什麼？是堅持工業偏向的提質擴容，實現“願意來、過得好、有奔頭”的以人爲中心的縣域城鎮化？還是以產業融合促進縣域產業生態化與生態產業化，實現縣域經濟的質的發展？抑或是，統籌推進縣鄉村三級空間治理，引導縣域要素迴流鄉村，實現城鄉融合的高質量發展？上述三種選擇，既可以是繼替推進的，又能同時推動，也能擇其一而不斷探索深化。

鄉土中國時期，縣域作爲一個集生產、生活、生態及生命功能於一體的行政層級和社會單元，可能以“小縣大城”模式，在中國城鎮化上半程中未算落伍。城鄉中國時期，大量人口將回歸家鄉，在城鄉社會空間體系中重構一個以縣域爲中心的新社會空間和新社會形態。如何在以縣城爲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的下半程，探索出符合城鄉融合發展、城鄉要素充分雙向流動的“小縣大城”新樣態，走出一條求解“不可能三角”的新路，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原題爲《“小縣大城”：新型城鎮化的未來樣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