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打獨鬥”到“社會共治”
隨着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利用或針對網絡實施的犯罪不斷滋生蔓延、愈演愈烈：從網絡造謠、傳謠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到涉及互聯網經濟金融犯罪；從利用網絡平臺實施黃賭毒犯罪，到利用網絡平臺實施敲詐勒索、詐騙等犯罪，網絡犯罪已經嚴重損害了人民羣衆的合法權益，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如何有效懲治網絡犯罪？檢察機關以狠抓辦案的實際行動表示：“網絡犯罪魔高一尺，檢察辦案就要努力道高一丈！”那麼，在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的道路上，檢察機關具體採取了哪些舉措呢？請跟隨記者來看一看。
“頂層設計”+“一線辦案”，深化懲治網絡犯罪
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涉嫌網絡犯罪（含利用網絡和利用電信實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關聯犯罪）14.2萬人，同比上升47.9%。
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網絡空間延伸到哪裡，法治就應覆蓋到哪裡。面對日益嚴峻的網絡犯罪形勢，最高檢積極參與網絡綜合治理，不斷加強頂層設計，出臺了一系列實招硬招：
――成立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統籌協調做好深化打擊整治新型網絡犯罪各項工作，全面加強懲治網絡犯罪的研究和指導。
――成立網絡犯罪研究中心，圍繞網絡犯罪典型案例、辦案規則以及檢察政策和治理對策研究等，統籌系統內外研究力量，共同開展網絡犯罪研究工作，以推動網絡犯罪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
――研究制發《人民檢察院辦理網絡犯罪案件規定》，更新辦案理念，規範辦案活動，完善辦案機制，爲依法追訴網絡犯罪提供規範指引。
――積極參與“斷卡”“打擊治理跨境賭博”等專項行動，會同有關部門，堅持懲防並舉、懲治結合，堅決遏制相關犯罪高發蔓延勢頭。
――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圍繞網絡黑灰產業鏈條整治、App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等問題提出治理建議，並抄送公安部等，利用檢察建議推動行業監管，加強源頭管控。
――與最高法、公安部聯合發佈《關於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進一步明確法律標準，依法嚴厲懲治、有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
除此之外，最高檢還連續發佈多批懲治網絡犯罪、推進網絡空間治理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指導全國檢察機關辦案。
全國檢察機關也在一線辦案中，探索出一系列經驗做法：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成立以專門辦理網絡科技案件爲業務主體的科技辦案團隊，依託專業化團隊、專業化平臺，整合辦案資源、技術資源和外部專家資源，形成打擊網絡犯罪、服務科技創新的檢察力量。
――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充分發揮捕訴一體辦案模式的優勢，辦案人員在批捕階段即可對偵查人員提出繼續偵查取證的意見，爲偵查機關更加及時地收集、補充、固定證據列明方向。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檢察院制定了《網絡犯罪案件技術語言彙編》《網絡犯罪案件證據審查指引》等，實現網絡技術語言與法律語言的融合，並自主研發了極具實戰操作性的電子數據智能分析系統，以專業化實現“精準打擊”。
“撞庫”“打碼”，你聽說過嗎？這樣的網絡技術語言，都是杭州市餘杭區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李劍在辦案中遇到的。
“‘撞庫’是指黑客通過收集已泄露的用戶信息，嘗試批量登錄其他網站，從而非法獲取可登錄用戶信息的行爲；‘打碼’是指利用人工來大量輸入驗證碼的行爲。”作爲我國首例“撞庫”“打碼”案的辦案檢察官，李劍告訴記者，在之前的司法實踐中，對“打碼”平臺一般只能從下游犯罪（如詐騙、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共犯的角度進行打擊，證據要求高，打擊難度大，但是該案卻直接打擊了“打碼”平臺，三名被告人被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提供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罪判處緩刑，並處3萬至4萬元不等的罰金，起到了良好的社會警示作用。
記者瞭解到，在辦理網絡犯罪案件中，各級檢察機關還通過主動加強與公安機關的工作聯繫，落實案情通報、案件會商、聯席會議等工作機制，準確掌握本地區網絡犯罪的現狀和態勢，開展類案分析研判，及時研究解決辦案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形成打擊合力。
勇於“吃螃蟹”，探索破解網絡犯罪治理難題
網絡犯罪猶如一隻隨時都在變異進化的“怪獸”，犯罪手段花樣翻新、迭代更新，不斷給檢察辦案帶來“麻煩”：網絡犯罪傳播速度快、涉及範圍廣、科技含量高、取證難度大，證據的海量性、易滅失性等特點給司法機關打擊犯罪、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帶來了重大挑戰；一些新興網絡行爲是否構成犯罪、新型網絡犯罪的罪名認定等問題，實踐中也容易形成爭議。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檢察機關努力跟上，以“吃螃蟹”精神探索破解網絡犯罪司法辦案和網絡治理難題。
在證據認定方面，深圳市檢察院注重發揮檢察機關“專家輔助人”的作用，幫助解決疑難複雜案件中的取證等技術難題。“南山區檢察院辦理的姚某等人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案，就屬於疑難複雜的網絡技術型案件，需對相關證據進行技術評估以及完整性鑑定。”深圳市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主任劉國江向記者舉例說道。
在該案中，犯罪嫌疑人通過“收量”，即向國內的黑客非法購買“肉雞”服務器（也稱傀儡機，指被黑客遠程控制的電腦）的控制權，獲取大量的服務器資源，再利用木馬軟件操控“收量”來的控制端服務器，集合控制端服務器下的多臺“肉雞”持續攻擊特定的目標IP，致使該目標IP的服務器網絡癱瘓。
據瞭解，姚某等人利用“收量”的14臺控制端服務器對某網站的服務器持續進行“DDoS”攻擊，致使三家網上游戲公司被封堵IP，無法正常運作。
正是通過“專家輔助人”的專業技術支持，該案的涉案證據才得以準確認定。最終，姚某等人被法院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追究刑事責任。
就案辦案不是最終目的，推動源頭治理、提高互聯網法治化水平是檢察機關更高的追求。
不僅最高檢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各地檢察機關也在辦案中積極參與網絡犯罪社會治理。比如，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曾就互聯網平臺存在的涉毒品音視頻違法情形，向行政主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有關部門落實檢察建議，清理涉毒品音視頻、文章（評論）1927條，下線7名歌手46首歌曲，技術處理或查封賬號88個。
與此同時，檢察機關注重分析網絡犯罪新趨勢新特點，針對重點領域、高發地區、特殊羣體，持續加強以案釋法，提升公衆法治意識和防範能力。比如，前不久，最高檢和教育部聯合印發一批在校學生涉“兩卡”犯罪典型案例，進一步深刻揭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危害，加強警示教育，努力爲在校學生營造更加良好的成長成才環境。又如，杭州市餘杭區檢察院在辦理網約車公司被詐騙案時，一方面通過釋法說理實現追贓挽損100%，另一方面促成網約車司機旁聽庭審，與網約車企業共同對重點人羣進行犯罪預防。
凝聚多方力量，共同守衛“第五疆域”
在努力推動形成懲治網絡犯罪檢察合力時，檢察機關也在不斷加強與外部力量的溝通聯繫，希望在更大層面上形成工作合力。
近年來，檢察機關積極參與網絡綜合治理體系建設，會同有關部門聯合開展重點督導，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還充分利用國際雙邊多邊機制，加強跨境司法協作，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最高檢網絡犯罪研究中心成立以來，也已經組織召開網絡犯罪檢察理論與實務專題研討會等會議，邀請多位專家學者、互聯網企業以及檢察官代表，共商網絡安全治理、網絡犯罪懲治等問題，共同爲網絡空間治理“把脈支招”。
“檢察機關‘單打獨鬥’是不行的，懲治網絡犯罪必須依靠更多的力量。我們也一直與相關職能部門加強溝通協作，積極參與專項行動和工作機制，並與平臺企業加強聯繫，及時瞭解前沿動態，藉助外智外力提升檢察辦案專業水平，共同嚴密完善治理之網。”最高檢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爲什麼要在更大層面凝聚更多力量呢？因爲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作爲陸、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疆域”，網絡安全事關國家安全。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誰都不能置身事外。
記者採訪時，這是相關領域專家高度認同的觀點。
“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不僅需要完善公權力機關之間的溝通機制，而且需要強化公權力機關與私營機構尤其是大型互聯網公司之間的合作機制，倡導一種新型的網絡犯罪治理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江溯告訴記者，大型互聯網公司所具有的數據優勢、平臺優勢，是公權力機關不掌握的，可以依法、規範、有效利用。
“網絡犯罪的懲治和網絡安全的維護，除司法機關和互聯網企業外，還需要動員更廣泛的力量參與進來，需要更多主體羣策羣力，發揮各自優勢，讓‘社會共治’模式成爲共識。”一位國內大型互聯網公司中層管理人員告訴記者，網絡安全離不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要不斷提升網絡用戶的安全意識和法治意識。
記者採訪的多位檢察官也表達了相同觀點，“司法機關是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的最後一環，控制犯罪源頭還需要全民共治。”
“下一步，我們會積極開展以案釋法專題工作，加強風險警示，提升全社會網絡法治意識。”最高檢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研究指導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網絡犯罪要堅持懲治結合，重在治理，只有把治理效能充分釋放出來，把治理合力充分發揮出來，檢察機關才能說更好地履行了其職責和使命。”最高檢檢委會委員、第四檢察廳廳長鄭新儉告訴記者，檢察機關是網絡犯罪治理的重要力量，最高檢黨組也將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懲治網絡犯罪作爲戰略性、長期性、系統性的任務來謀劃部署。
懲治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我們已經看到，檢察機關邁出了堅定的步伐；我們更加期待，在今後的檢察辦案和推進社會治理過程中，全國檢察機關能交出一份更加優異的答卷。（孫風娟 單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