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冰封下的通氣管 「陸」地求生的臺商組織
▲上海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25週年慶典。（圖／本報資料照）
文／楊家鑫
隨着2016年蔡英文上臺，缺乏共同政治基礎的兩岸官方中斷協商對話，陸委會與國臺辦、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互動，只剩下口水互噴與傳真機收發。而當臺人在大陸遇到緊急危難時，出面協助的往往是「臺協」與「臺企聯」，例如包機協商、在疫情期間千里送藥等。但在兩岸對立現狀下，臺灣社會對大陸臺商組織的印象依舊模糊，譭譽參半。
六四之後 官民合意共推臺協
臺協是「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的簡稱，其誕生與全球化、臺灣解嚴、大陸改革開放的臺商西進潮有關。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和外匯管制，並開放赴陸探親，兩岸經濟關係迅速升溫。大陸國務院隔年6月順勢公佈《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爲臺商赴陸投資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政策條件。
即使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臺商也未停下赴陸投資的腳步。臺灣官方於1990年1月正式開放臺商有條件間接對大陸投資，形成臺商西進投資的第一波熱潮。臺協此時應運而生，衆所周知，第一家臺協是1990年3月成立的「北京臺協」，但它並非是第一家「籌備」的臺協。
曾任深圳臺協籌備組秘書長的九江臺協會長蔡正富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六四事件後，人心惶惶，不少外資撤退，當時深圳臺辦就找還在當地的十幾名臺商座談，詢問：「想不想成立臺協？」
事實上，大陸國務院《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已提及允許臺商申請成立臺商協會。蔡正富說，此時又問，應該就是爲了「安臺商的心」。而當時在座臺商異口同聲說好，臺辦就找有商會經驗的他與另一位臺商呂勝瑞負責籌辦，一同起草大陸第一個臺商協會組織章程。
但此時出現一段插曲，國臺辦接到消息後說「深圳特區可以摸索成立，但北京必須先成立」，所以後來兩人先跑到北京協助籌辦。「因此深圳是第一家籌組、第二家成立的臺協」。
談及臺協成立究竟是官方先建議，還是臺商主動提及，蔡正富說：「當時臺商都害怕大陸無法堅持改革開放，誰敢呀？」不過後來臺商希望能有組織，來維護自身權益，地方政府也樂於「以商引商」，雙方都有意願，加速各地臺協的成立，也穩固了臺商留在大陸發展的信心。
大陸全國臺企聯常務副會長、前東莞臺協會長翟所領也表示，臺協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拓展人脈、相互幫助，且便於與官方互動。畢竟臺商離鄉背井，人多力量大。
組織遍佈大陸 近五年增速大減
根據大陸相關法規，臺協是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組織（社會團體）。但最特別的是，臺協是唯一臺灣人在大陸合法成立的民間團體，企業會員必須是臺資，個人會員須有臺胞證，這意味着，他們都有臺灣戶籍。
其主要功能有三，一是作爲臺商與地方政府溝通的橋樑，反映臺商意見，維護其合法權益；二是從事公益，如敬老救濟、興建希望小學等；三是促進兩岸交流，舉辦各項活動。
本刊透過公開資訊與電話訪問，分析全大陸152家臺協的成立時間、會員數、現任會長產業類別等數據，發現包括企業成員與個人成員在內，152家臺協至少有24,000個會員，其中，東莞、上海、廣州、崑山、深圳、廈門、蘇州等臺協會員數逾千。
在地域分佈上，除了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之外，所有省級地區都有臺協蹤跡。數量最多的前三大省市爲廣東22家、江蘇20家、山東16家。
而從臺協在不同階段的成立數量來看，1990年代是珠三角地區如雨後春筍，此時以中小傳產臺商爲主。1995年開始則是江蘇等長三角地區增速最快，多爲資通訊電子產業。2005年之後爲華北與中西部並起，原因是大陸內需市場快速發展，臺商也從製造業分散到服務業。
從圖2來看，在前5個5年，平均都有28家臺協成立。到了2015年之後，受到兩岸關係再次趨冷、大陸經濟結構轉型，臺商拓展大陸版圖的動力下降，只有11個臺協成立，新增數大減。
另一方面，從152位臺協會長所屬產業來看，有82位從事石化、紡織、機械、食品等傳統產業；47位從事房地產、教育、觀光、金融等服務業；18位從事電子、環保、太陽能等新興製造業；僅有5位從事農業。
針對臺協會長多爲中型傳產，有臺商認爲，大企業本身就受到政府重視，對於臺協平臺也就不那麼在意。也有臺商表示，也更因主要是中小企業主，捐錢、捐時間，可以自己講了算，所以在臺協比較活躍。
臺企聯溝通中央與地方
在地方性臺協之外，2007年4月16日大陸還成立了「臺企聯」（全稱爲「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是各地臺協組成的聯合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扮演聯合各地臺協與大陸中央部門溝通的平臺。
目前臺企聯的會員已增至近300家，除了152家臺協的會長，還有企業會員以及少部分榮譽會長等。目前內部劃分爲北京、上海、廣東等11大區，由常務副會長統籌。並設有臺商服務、青年、婦女、轉型升級、兩岸交流、一帶一路、社會公益、金融等13個工作委員會。
探尋臺企聯的成立緣起，參與籌備的榮譽會長丁鯤華對本刊表示，這是臺商爭取的，尤其是廣東臺商。當時的東莞會長張漢文認爲，包括海關稅則、勞保、人身安全等問題，不是當地政府能夠解決的，大陸中央也不會因爲一個地方商會的建議就修正，所以必須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後來，臺商也說服了國臺辦。
據臺企聯說法，其宗旨是增強會員交流，溝通會員與政府部門，反映經營的建議，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舉辦社會公益活動，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接受國臺辦與民政部業務指導和監督管理。
丁鯤華強調，臺企聯的目標非常單純，一是服務檯商，二是彙總各地臺協問題，轉達給國臺辦，由國臺辦協調其他部門，爲臺商爭取權益。例如向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人社部）表達對勞動基準法、合理配置「五險一金」的建議；向海關總署提出對關稅的意見；向國務院表達對地方政府取消臺商優惠政策的意見等。
然而，相關法規明定臺商組織「不得危害國家的統一」、「擔任會長必須遵守一箇中國原則」、「臺辦是業務主管單位」、「爲方便聯繫政府有關部門，臺辦人員可擔任臺協職務，但不領取報酬」。在兩岸關係越發敏感之下，都被臺灣輿論冠上所謂「統戰」疑慮。
丁鯤華直言，各地臺協只是地方民間組織，沒有任何行政力量，在行政平級原則下，單靠臺協名義，大陸地方政府根本不理會，有臺辦人員在臺協擔任職務，才能與當地部門對等溝通。
他進一步表示，邀請國臺辦主任擔任榮譽會長，是當初臺商們規劃章程時設立的，國臺辦主任是最瞭解兩岸關係的人，即便離任，也還有運籌帷幄的空間，可確保其臺商政策延續，也是臺企聯發展的指導。
他說，臺企聯還想盡辦法找大陸海關總署、出入境管理部門、公安部等相關單位來當顧問，雖非正式管道，但可以直接聯繫諮詢。「當時有很多前置條件，是現在兩岸人士想像不到的困難」。
雖說臺商不斷強調「不涉政治」，但在兩岸官方政治「不通」的時期，臺商組織也確實擔任某種交流介質的角色。
丁鯤華指出，希望成立臺企聯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爲兩岸官方關係冰封。雖然1992年曾出現辜汪會談，兩岸氣氛一度轉好，但1996年李登輝講「戒急用忍」，又遇到飛彈危機，加上2000年陳水扁上臺後的「有效管理」，從李登輝到2008年，海基會有十多年雖然存在，卻無法有效服務檯商。
他說，這令臺商非常頭痛，當時臺人赴陸遇到病故、交通意外、證件遺失等急難時，海基會都無法處理，也沒有能力到大陸協助，只得委由臺協負責。
上海副會長蔡世明也表示，2000年後，兩岸官方基本就斷了，這種情況下，臺灣有些團體到大陸，會藉由臺協瞭解大陸情況，大陸相關部門也會透過臺協瞭解臺灣情況。同時，臺人遇到困難，只能透過臺協幫忙，協調大陸部門，再通知臺灣部門，臺協的兩岸交流角色就慢慢凸顯出來。
他說，到了2008年馬英九上臺，海基會、海協會可直接交流，臺商組織就退居二線。但時代在輪迴，民進黨再次執政，兩岸官方陷入冰封，臺協又有了角色，例如海基會也請上海臺協幫助到上海搭「類包機」的臺灣人。
此外，面對近來大陸臺商不斷被臺灣輿論「赤化」，丁鯤華感嘆，臺商並不是代表大陸講話，也代表不了大陸，北京真的要做什麼動作，臺商也不知道。他們只是想讓臺灣民衆從另一個角度看事情，希望兩岸執政者不要衝動，給臺灣多爭取一些空間。
臺商陷「代理人」危機
不可否認，臺協、臺企聯等大陸臺商組織的成立初衷與主要目的，是當時到大陸打天下的臺商們爲了相互照應、交流訊息、互通人脈，並與大陸政府溝通協商，維護其應有利益。
然而，由於兩岸官方關係起起伏伏，臺協身爲遍佈大陸各地，且系持臺胞證的臺人唯一合法民間組織，成爲兩岸官方機制停擺下，協助在陸臺人的平臺。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兩岸官方的「通氣管」，還能將「氧氣」送到亟需幫助的臺人身上，緩和兩岸氛圍。
當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兩岸再次冰封，原以爲臺商組織將再次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民進黨2019年重新祭出「反中」牌，修正「國安五法」，通過《反滲透法》，深化兩岸敵我意識，而首當其衝的就是臺商羣體，且正在發生。今年5月就有長沙臺協會長等7人被檢方以收受臺辦資金賄選而起訴，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但不乏政治警告意味。
姑不論前述臺商是否被定罪，但一系列的輿論操作，都讓「中共代理人」標籤在大陸臺商羣體上「越貼越緊」，使得臺商組織的兩岸「通氣管」功能不斷弱化，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會被民粹輿論解讀爲「統戰」、「賣臺」。
平心而論，近年來隨着政府強化反中氛圍，臺商、臺師、陸配等「兩岸族」正逐漸被邊緣化、被標籤化，這些熟知兩岸情況的人羣正被迫自我消音，溫和理性的思考退場。臺協這類的涉臺組織，亦在兩岸夾縫中艱難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