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報維迎書
文 | 馮侖（微信公衆號 | 馮侖風馬牛）
維迎，近好！
你送來的新書收到了。你這本《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我非常喜歡，細讀下來，也非常的感慨。這本書的名字和你三十多年前寫的《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正好首尾銜接。我還記得，你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研究生畢業後不久寫的那本書。在那本書裡，你提出「企業家」這個概念。
我記得當時你和盛斌一起寫，經常在中央黨校一起討論。我也偶爾參與你們的討論，第一次聽到你反覆講「企業家」這個詞，但那時的我，對「企業家」實際上並不太關心，或者說，沒有真正地理解。當時我還一心想做學術，研究政治理論，所以對「企業家」這個概念並不是很重視。
現在看到你的新書，才突然意識到，時間過得好快，一晃將近四十年過去了。這四十年裡，你和我居然都和「企業家」有了不解之緣。
你研究了四十年的企業家，我在1989年以後意外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做起了生意，並且受你影響，在你的一些思想的影響、指導下，居然做了三十多年的「企業家」。
我們兩個，一個研究，一個實踐。你把這個事說明白，我努力把這個事做明白，這真是一個奇妙又美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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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們同時考上了西北大學經濟系，經歷了4年的同窗生涯。我想，在那個時候，你不會想到未來要研究企業家，我也想不到自己未來會成爲商人。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的生命有了交集，相互之間的影響和激勵成爲了我們人生當中非常美好的一部分，也成爲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連接和回憶。
在我做生意的這三十多年裡，你在學術研究中提出的很多觀點，都深刻地影響着我。我在做企業的過程中，特別留意你對於企業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表達。對我來說，由於我們是同學，我就可以更切近地感受到你那份研究的執着和真誠。你的這些研究和表達，別人可能只是過耳一聽，但是我卻記在心裡，並且認真琢磨，然後再以此爲根據來校正自己的一些行爲。
還記得1990年春節，我們都在北京。幾年之前，我們都從西安來到北京，讀書、工作，還一度在同一個單位（體改所）上班。
那一年，因爲遇到了一些社會的變故，我們同時陷入了工作和生活的低谷，於是在過年的時候都沒有回陝西。沒有心情，另外手頭也沒錢。所以，過年的時候，我們就在你住的那個小屋，青年公寓1555室，用電飯煲煮了一些東西，然後我們兩家四個人，一起吃了頓飯。
我們一邊吃飯，一邊感嘆當時的一些變化，同時探討未來我們能做什麼，怎麼做。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你很確定地表示還是要繼續做學術，而且希望能夠去國外繼續學習。
之後不久，你果然就辦好了所有的手續，接着去牛津攻讀博士學位。
你走之後，把你那個房子（青年公寓1555室）留給我借住。我就在你的房子裡，改變了人生方向——去辦企業。我住在你的屋子裡，然後從事你曾經寫過的職業（企業家），嘗試着去做生意，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巧合。
而且，從那時候開始到你回國，這期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完成了從商人到企業家的角色的轉變。這個轉變過程中，實際上，我也在用自己的工作，印證你對「企業家」身份的定義，和對「企業家」職能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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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剛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我想到了你當時送我的書——《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我想從書裡找一找啓發，看一看我該做什麼。看書的時候，我就琢磨，難道我會成爲你說的企業家嗎？
一開始，我沒有經驗，所以我先去給別人打工。我到了南德集團，在那裡體會生意，體會企業，體會企業家。到了1991年，我決定自己創業，於是我去了海南，和功權、啓富、劉軍、小易、小潘一起，創辦了我們自己的企業（萬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探討爲什麼要做企業，並逐步建立和堅定了自己的使命和價值觀。
剛開始創業時，我們幾個人手頭沒錢，就在龍城大廈租了一個特別簡單的辦公室，註冊了一家農業高科技公司，試圖找一個叫作「種衣劑」的項目來做。
開始創業不久，我們意外地發現了另外一個項目。
有一天我在一處大排檔吃飯，很偶然地在飯桌上聽人聊到按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按揭」這個詞，感覺非常新奇，就跟講這個詞的人打聽，想了解清楚，最後也弄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這啓發了我們，於是我們就去借錢，付了首付，再通過按揭貸款的方式完成了一批房產的買入。買入的主要對象是八棟別墅，叫「九都別墅」。
我們用商業按揭的方法買到別墅之後，進行了改造，接着由小潘（潘石屹）組織賣出去。就這樣，我們賺到了第一桶金。
在這個過程中，我想到了你說的企業家的職能。
我們沒有錢，但是我們想辦法去借錢，然後我們來組織人，組織項目，所以我們是要素的組織和配置者。
那個時候，註冊公司很難。我們在各種朋友的幫助下，在海南組織註冊了一家公司。
同時我們又特別努力地學習，然後創新。我們通過學習，瞭解了按揭，隨後成爲最早在中國房地產領域引入按揭這個商業模式的企業之一，完成了第一單交易。正是因爲這個創新，我們實現了第一桶金的積累，這成爲我們起家的第一步。
所以，回過頭來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的工作，正像你講到的：企業家的職能是創新，通過組織的創新、業務模式的創新，最後完成了要素的高效配置、高效組合。
今天看來，這真是冥冥之中的緣分。那時候，我在北京、海南兩頭跑，在北京時就住在你的家裡，還得到了你的書。而我做的事，和你書中所講暗合了，我居然慢慢地變成了一個企業家。
而你在寫那本書的時候，並不知道我要做這件事情。等你從國外回來時，借住在你房子裡的我，已經完成了這樣一種角色轉換。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說，我正是在你的著作的指導下，不斷有意識地學習，最終成爲一個「初級」的很草莽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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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國之後，我們時常見面。有時在北大，有時在我們公司。我們經常討論，更多的時候是我向你請教一些企業發展的關鍵問題。
你告訴我，產權是企業家最重要的一個生存條件，「明確這個企業是你的，最後的結果跟你有關，你才能真正地關注這個企業，纔能有持久的動力去創新。因爲追求利潤，你纔敢於冒險，在冒險的過程中就會完成很多創新。」
於是，在公司發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別關注產權的問題。
1991年我們創辦的公司，實際上是一家全民聯營公司，之後不久我們把它改制成集體所有制，後來又變成私人合夥公司，到1993年，我們又把它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再後來，又引進泰達，做成混合經濟的公司形式。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都記着你說的產權非常重要。產權是我們創辦的這個公司能不能持續經營，這個公司發展的結果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的關鍵。所以，在公司發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別關注產權的形式，也使公司非常早地就完成了這一系列的改制、轉變。
也正是因爲如此，我們一起創業的六個合夥人在企業重組過程中，在利益分配上沒有留下遺憾，沒有出現嚴重的矛盾，實現了「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也就是通過股權的互相轉讓，使企業的每個合夥人都有退出機制。所以我覺得，你說的產權問題確實很重要。
今天我們也看到，有些企業之所以做得有些擰巴，實際上還是在產權的明晰、產權的保護、產權的完整性上有所欠缺。比如說海航，在產權形式上，實際上一直都有一些模糊地方，這恐怕也是導致它後來商業經營行爲比較扭曲、商業模式比較複雜，以及最後出現不可逆轉的問題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一直覺得，你對我說的「產權保護是企業家生存的重要條件」，對我來說，有巨大的幫助，也可以說，這是我在學着做企業家的過程中最受益的一件事情。
說起來也很有意思，有一陣我揣摸你的「產權理論」時常常會把我在你家住的三年經歷聯繫起來。你還記得嗎，你出國的時候家裡的所有東西都沒動，我帶了鋪蓋卷就搬進來了。後來每當我想添點東西，收拾下屋子時老婆就提醒道：「別亂動，那是維迎的，人家回來了會怪你的」。就這樣，三年裡，進來啥樣，走時還啥樣。於是我明白這大概就是你說的產權問題。房子是你的，你有所有權，我不能隨意損壞，你讓我暫住，只是把使用權交給我，我受你委託，可以管理和使用房子，但沒有處置權。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大概也是這麼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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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你研究公司的治理。有一次在光華管理學院，我們和寧高寧、王石等企業家小範圍討論，你把公司治理講得很透徹，而且專門講到我們的公司屬於朋友式企業。
你專門拿我來舉例，我就覺得這對我是一個提醒，讓我更加意識到規範的公司治理，一定要超越人情關係、朋友關係、江湖義氣，然後用理性的方式建立制度性的安排，建立起現代公司治理。
於是，我就把公司的治理放在很突出的位置。
不僅《公司法》規定的一些內容，比如股東會、董事會的建立，董事長、總經理的職權劃分，還有《公司法》沒有規定，但我們認爲在治理上其實特別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說價值觀的一致性等，我們都努力去弄清楚，然後明確規則，大家都按照規則來做。
爲什麼要強調價值觀的一致性？公司的創辦人、股東的使命、願景、價值觀是一致的，沒有什麼分歧，公司治理纔有理性的基礎，大家才容易達成共識，這樣的話，在公司的治理過程中，公司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公司在治理過程中有時候會出現僵局。這一點我印象特別深。在我們第一次準備分家的時候，我陷入困惑。我去了洛杉磯，在那跟周其仁聊了一晚上，其仁告訴我，最重要的一個規則就叫僵局規則，在面臨僵局的時候彼此出價，你買我，或者我買你，建立起退出機制，這樣就避免了在公司內部因爲利益出現股份和權利之爭時出現「太平天國式」的自我毀滅悲劇。
當然，我後來又看了你的敘述和理論解釋，我也理解了，治理不是目的，治理是爲了提高組織的效率，同時要在過程中有序化解由於經濟利益、股權或者其他紛爭帶來的矛盾。
也就是說，有效的治理，一方面要使組織更有效率，同時還可以規避風險。另一方面，出現了僵局甚至內部矛盾、衝突的時候，可以有序地化解衝突，解決矛盾，使公司繼續往前走。
所以，你關於公司治理的研究，給我的最大的一個幫助，就是讓我知道怎麼跳出朋友式的企業，從而建立現代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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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企業家的研究，在我看來，這麼多年一直在不斷深化。
六年前，在子牙學宮第一期學員的開學典禮上，你講到「兩種企業家」，對我來說，這個觀點讓我對企業家的認識更加的深刻，也更加自覺。
你把企業家分成兩種，一種叫套利型企業家，一種叫創新型企業家。
對照你的這個理論，我發現我們這一代人，也就是從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創辦企業的這些企業家，套利型的企業家很多。
在改革初期，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在由計劃體制轉向市場的過程中，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由權力分配轉到市場分配，在要素的資本化過程當中，要素在市場上開始有價格，就出現了雙軌制和套利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這一代人裡面，有相當多的企業家形成了套利的能力和套利的習慣，甚至是套利的執念。做的事情實際上都是在套利，找人去批地、批礦、批牌照，再找領導去貸款，等等，都是這樣一套思維模式。
對企業來說，這套思維模式可能在短時間內積聚很大的財富，但是它脫離了你說的創新型企業家這個真正的企業家的職能和角色。
創新型企業家會做產品研發，有不錯的客戶服務，同時公司治理也很好。跟創新型企業家相關的這些要素，在套利型企業家那裡，是被忽視的。
隨着市場經濟法治體系的建立，監管更加嚴格，反腐也讓權力尋租越來越沒有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套利型企業家的生存餘地越來越小，這也是爲什麼最近很多以套利起家的老一代企業家紛紛出現問題，甚至垮掉，變成了「兩院院士」，要麼進醫院，要麼進法院。
你的這個研究，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大的警醒。
所以，六年前在子牙學宮聽了你的這個演講之後，我也下決心徹底放棄套利思維，努力做好產品、做好服務，做好企業，最終要努力成爲一個創新型企業家。
我們退出了高週轉、高槓杆的房地產發展模式，轉而進入以資產運營和管理爲核心的後開發時代的房地產，圍繞着大健康佈局房地產，最終確定了四條產品線：健康公寓、療愈酒店、醫療mall和醫療健康產業園。圍繞着這四條產品線深耕，仔細地去研究產品、研究服務。
如果不是你的這個提醒，我也不大會在六年前放棄帶有某種套利行爲的開發模式，而轉向完全做產品做服務的模式。
應該說，你的這個研究無意中給了我一次新生的機會，這一點，我非常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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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我又看到你在和其他經濟學家的爭論當中，談到了不應誇大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的作用。另外你還強調企業家的創新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應該更鼓勵、支持企業家來創新。因爲創新有不確定性，所以應該鼓勵企業家去積極地創新，而弱化政府的產業政策的引導。
你提到，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實際上有一個假定，即假定政府可以預知創新的結果。你是反對這個看法的。
我根據自己這麼多年做企業的經歷和經驗，我覺得你的觀點是對的。
企業家的創新的確有非常多的不可預見性，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創新，在某一個點上創新突然出現，從而誕生一個新的產品，解決一個問題，滿足一個市場需求。
但是，這些東西的出現並不容易，特別是一些顛覆性技術創新，往往是不能夠預見到的。
而且，企業家們相當多的創新，其結果是預見不到的。只不過，企業家有創新的本能，產權決定了企業家創新的動力，創新的結果一定會使企業獲得某一階段的超額利潤，這是市場給創新者的獎勵。
在這種循環正反饋的激勵下，市場其實可以很好地解決創新的問題。
對此，我也有一些體會。在房地產領域，我也在努力做創新。我發現，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比較少的時候，我們這個行業的企業都在做一些創新，不管是戶型、材料、智能化設備，還是服務模式，都有很多創新。我自己做立體城市，這也是創新。
創新到底成不成，最後會怎麼樣？不確定。但這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我們都很願意創新，因爲創新以後，拿做住宅來說，可能就可以每平米多賣幾十甚至幾百塊錢。我做立體城市，希望集約化使用土地資源，可以節能環保，還能更好地管理城市，也可以創造更大的效益。這些都是我們創新的動力。
政府對我們做什麼產品、怎麼賣都沒有什麼限制的時候，我們房地產行業的這種創新是非常多的。
可是最近這幾年，政府對房地產，特別是住宅領域的限制越來越多，限購、限售、限價，以及稅務等等方面，各種限，結果就是企業家即使創新也得不到好處，甚至創新之後，在銷售審批上變得更麻煩。結果就是創新的成本增大了，但是在產品的銷售或者服務端沒有任何收益，得不到回報，也就得不到市場的獎勵，久而久之，大家就不創新了。到最後，所有的產品都千篇一律，大同小異。客戶得到的產品，不是更豐富、更好、更健康，而是更呆板、更整齊劃一、更沒有個性。
這些，都讓我想到你說的創新的不確定性。而且我覺得政府不應該在房地產這樣的行業去管制得太多太細，從而導致企業家的創新本能被抑制，企業家的創新職能被扭曲。最後，企業家喪失了創新的活力。當然，市場的競爭活力也沒有了，經濟的增長的動力也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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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隨着社會經濟的成長，社會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引發大家的擔憂。其中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於是要縮小收入差距，同時推動共同富裕。
如何推動共同富裕呢？按我們過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次、二次、三次分配來解決。
一次是工資、資本的分配；二次是政府通過稅收、財政的方式進行分配；三次是公益基金和慈善捐款。我覺得這是對的。但是最近我看到你的一個研究，得到了啓發，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你的研究，通過一些數據，非常有力地證明了，市場經濟和企業家行爲除了有擴大收入差距的誘發機制，還有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的誘發機制。
我們以往沒有注意這一點，你的研究恰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堅持的市場是有效的市場，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是清楚的，宏觀的經濟管理過程也在法治軌道上，企業家的職能是完整的，那麼，經過長期的發展，市場和企業家同時會擴大收入差距，也能縮小收入差距。
所謂擴大收入差距，實際上是相對的差距，也就是說，差距是擴大了，但是大家的收入都等比例增加了。舉例來說，有錢的人，可能是從100塊變成了1萬塊，增加了100倍。原來沒錢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從原來的1塊錢變成了100塊錢，也增加了100倍。看上去收入差距大，但實際上，窮人因爲收入增加，經濟條件也得到了明顯的提升和改善。
也就是說，你的研究，事實上改變了我們過去的一種看法，讓我們認識到，市場經濟和企業家不只會加大收入差距，也會誘發縮小收入差距。這一點，我覺得對於未來的市場經濟和共同富裕研究非常有價值，也是極富有開創性和啓發性的。
事實上，過去按照通常對發展規律的理解，我也參與到共同富裕的過程之中。我更多的是通過公益基金或三次分配的方式來參與推動共同富裕。從2004年創辦第一個公益基金起，到現在我已經參與創辦了23個公益基金會。
今天看來，其實不止於此，我把企業做好，認真交稅，其實也是在推動共同富裕。這個認識，就得益於你給我的啓發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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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你認爲，「企業家的目標不只是賺錢，企業家是有抱負改變社會影響世界的人，賺錢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手段。」這一點我也很贊同。
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願望，希望自己能夠在一生之中有精力、有能力改變社會上我認爲不合理的一些事情，我認爲這纔是有價值的人生。不管是解決社會問題、自然問題，還是科學問題，都可以。我讀的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所以我就想去解決一些社會問題。2004年的時候，我發現做公益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於是就陸續參與創建了這些公益機構，來實現我的承諾，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爲之努力。
對我來說，做公益就意味着我對社會的責任。所謂社會責任，我的理解其實特別簡單，就是你對社會有一個承諾，這個承諾表現爲：沒事找事，把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當事。
比如一條水溝被污染了，本來這與我沒有直接關係，但我把它當成自己的事，於是自己的事就不當事了——今天原本計劃去休閒放鬆的，但我們還是開會研究一下怎麼治污吧。
其實，很多企業家都是如此。舉例來說，現在全國共有7000多家公益慈善基金會，其中由民營企業創辦的佔80%以上，而且捐款總額超過了1000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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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說你這本新書。
我在過去四十年裡所理解的你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的論斷、啓發，其實都凝結在你現在這本書裡。可以說，你這本《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你集四十年企業家研究之大成。
我剛纔談到的，都是對我啓發最大，同時也影響我做企業決策，在方向性、原則性決定上產生影響的部分，比如產權、公司治理、共同富裕等問題，這些你都有深入的研究。
應該說，在我做企業家這個角色和工作的過程中，你的理論像護身符一樣一直伴隨着我。
正因爲如此，今天再看這本書，我覺得非常感慨。而且我覺得恐怕不只是我，我們這一代企業家，都要特別感謝你。過去四十年裡，你的一些判斷、觀點和一些非常有前瞻性的預言，始終閃閃發光。
你的書，還激勵了身邊很多朋友，特別是企業家朋友。陳東昇、劉永好、王石、寧高寧等很多朋友都跟你有幾十年的交往，在大家的交往過程中，我也發現，大家發展企業的過程，共同證明了你在四十年前的那個論斷——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國王。
如果說四十年前我們還沒有深刻理解你這個論斷，那麼今天再來看我們這些朋友，大家在爲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的同時，一起用四十年的時間證明了你的這一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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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時間，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雙重的壓力和挑戰。既有經濟（商業週期）上的變化，同時也有非商業因素疊加進來。於是，有很多企業家和創業者感到很迷惑，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幹，不知道今後會不會失去市場，失去企業家發展的空間和舞臺。
一些年輕的企業家也會來跟我討論這些事，我覺得應該坐下來思考一下。受到你這本新書的激勵，我也想回顧過去四十年的經歷和觀察，圍繞着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市場經濟的歷史，或者說由計劃轉到市場的歷史，來寫一本書。簡單來說，就是寫寫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史。
這本書寫給誰看呢？我想要寫給企業家、創業者，以及政策的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看。我想通過檢討歷史，找出規律，啓發方向，同時也給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建議，推動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更好地保護市場經濟的體制；保護企業家，讓企業家能更好地發揮作用，使經濟增長的這個動力得以持續地增強，從而讓中國經濟可以發展得更好。
我給這本書起了個名字，叫《資商通鑑》。
過去讀《資治通鑑》，我們知道這本書是寫給當政者看的，所謂「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就是通過了解過去的事情，有所借鑑，然後來制定好的政策來解決問題。
我想借用這個意思，所以取名爲《資商通鑑》。我想給做生意的人，以及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們講一些過去的事情，提供一些借鑑和參考。
按照過去的傳統，中國歷史有三種寫法：紀傳體（如《史記》），編年體（如《資治通鑑》），紀事本末體（如《通鑑紀事本末》）。我的這本書，打算對這三種寫法進行吸收、綜合。以事件，也就是專題爲主線，同時吸收編年體和人物傳記的方式和寫法。
全書一共分爲五章，也就是五件大事（民間資本的發端與來路、產權、法律、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社會責任），這是紀事本末的寫法，然後每一章裡又寫人物，人物又按照年代來講述。
我希望通過書中回顧的那些人物真實發生過的往事，讓大家看到，什麼樣的行爲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我希望可以講清楚過去四十年中經濟發展的一些規律。
這本書完成之後，我會在寫好的第一時間發書稿給你，並向你請教。書中將提到的這些企業家和事件，應該也能夠印證你新書裡的相關結論。
時間過得好快，距離我們大學畢業，已經整整四十年了。我們來北京也快四十年了。我們也都過了六十歲了。但當我看到你的新書，並想到自己也要開始一本新書的寫作時，我覺得，我們的生命彷彿纔剛剛開始，我們就象上學時侯那樣又一起面對現實必須完成一份作業。因爲我們還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實踐，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創新。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的幸運。非常期待，《資商通鑑》出來以後，我們可以在一起再討論。
主編｜王滔編審｜陳潤江顧問｜王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