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拜登眼中的一流團隊，不過是一羣腐朽的外交建制派

（原標題：斯蒂芬·沃爾特：拜登團隊任重而道遠，但願他能證明我錯了）

早在2001年初，我和一個即將要加入布什政府的朋友一起參加了一個專爲外交政策專家準備的晚宴。他對自己未來的同事抱有極大的信心，對未來的期望值也很高。他認爲克林頓政府是由一羣善良但天真的業餘人士組成，他們一再錯誤地處理了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他在這次聚會上對一衆支持者說，他們可以放鬆下來，一旁休息，看看事態發展會有多順利，現在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科林·鮑威爾、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康多莉扎·賴斯、迪克·切尼等人）又重新掌權了。

唉，我們現在都知道後來結果如何了，但在當選總統喬·拜登的外交政策團隊名單出爐後，我看到大家對此作出的反應，就不由得再次想起了這一幕。對一些觀察家來說，新團隊成員都是天選之人；在特朗普/蓬佩奧時代充斥着反覆無常、推特治國和大多數情況下毫無意義的混亂，新團隊成員正是那個時代過後美國所需要的人。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編輯大衛·羅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將拜登的初選名單看作是一份“全明星名單”，還認爲“他們正在遴選一個一流團隊”。前高級官員稱讚國務卿候選人安東尼·布林肯是“對所有國家安全問題都有獨到見解”的人，並稱贊拜登提名擔任國家情報總監的艾薇兒·海恩斯是“一時之選”和“精明幹練”。

拜登團隊出爐

新團隊贏得了專家們的謹慎讚揚，這些專家們一般很少（如曾有過的話）贊同這種提名，這些專家包括昆西研究所的特里塔·帕西（Trita Parsi）和“聯合反對核子伊朗組織”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華萊士（Mark Wallace），後者認爲拜登的初選團隊成員都是“有才華、有思想、有理性的”。其他支持者則認爲他們是有經驗的、過去曾合作過的專業團隊，他們已得到了當選總統的充分信任，並準備修復美國與其傳統夥伴的關係。

然而，與此同時，進步派和主張施行剋制外交的人則表達了更多的疑慮。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和康納·埃科爾斯（Connor Echols）在他們的“進步現實主義者”成績單上給布林肯的總評分是C-。其他人則指出，拜登和他的幾乎所有團隊精英都公開支持2003年打響的伊拉克戰爭。卡託研究所的道格·班多（Doug Bandow）更進一步，他警告說，拜登的這些早期任命標誌着“好戰派已迴歸並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而那些右翼人士，共和黨參議員馬可·魯比奧和湯姆·科頓、即將下臺的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甚至在拜登團隊成員宣誓就職前就已開始對其進行譴責，蓬佩奧這麼做無疑是爲了增加自己四年後當選總統的機率。

誰對誰錯？實際上，那些急於對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發表意見的專家，沒有一個真正瞭解拜登團隊將做什麼或他們能不能做好。過去的態度和選擇具有借鑑意義但卻不是決定性的：問題不是他們過去做了什麼，而是他們明年和以後會做什麼。儘管我自己也對新政府心存疑慮（具體疑慮是什麼見下文），但對他們的評價不應基於他們過去的錯誤，而應基於他們未來的表現。

正如英國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一句俏皮話所說的：讓政府偏離正軌的是“事件，親愛的孩子，是事件”。沒有一個政府能預見到所有它將要解決的問題，某人上任第一天制定的周密計劃往往會被意外事件打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2000年競選時反對民族建構計劃，並承諾奉行“謙遜”的外交政策，但911恐怖襲擊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使他的一整套外交政策偏離了正軌。前總統奧巴馬沒有預見到阿拉伯之春會發生，但該事件最終消耗了美國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生命和政治資本，而他的外交手腕卻沒有爲他贏得任何聲譽。即將卸任的特朗普總統絕未料到自己會遇上一場全球性疫情，而他應對無方導致自己無法連任。無論拜登團隊認爲他們將執行怎樣的外交政策，成功都不可能取決於他們的計劃，而是取決於他們如何處理那些意外事件。

也就是說，新一屆政府的傾向明顯值得擔憂。拜登和他最親密的智囊仍在努力塑造美國的全球領導者形象，而實際上，美國的這一形象即便在過去也並不像他們認爲的那樣成功，而現在這一形象早就過時了。在當年，美國的經濟體量佔世界經濟總量30%以上，美國還以其行政有力和外交嫺熟而當之無愧的享有盛譽，這使其能發揮巨大的全球影響力，但現在如果還以爲美國能發揮這麼大影響力就太沒有自知之明瞭。雖然拜登等人可能已經認識到單極時代業已結束，美國無法獨自解決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他們自己的聲明表明，他們很可能仍心存幻想。

想想拜登在《外交事務》2020年3月號上發表的文章——《爲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這個標題本身就很耐人尋味，這就是拜登自信地聲明其外交政策“將使美國重新回到上座”。請注意，這不僅僅是上座，更關鍵的是上首。這一本能是誘發過度承諾的原因：如果美國堅持在每一個重要問題上都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會立即引發一些國家（如中國、俄羅斯）的抵制，並會誘使其它國家再次讓山姆大叔承擔過大的責任。

拜登在文章中提出了許多非常明智的觀點（例如，結束久拖不決的戰爭、重新培養我們的外交人才隊伍、重建基礎設施、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研發等等），但他也希望美國“繼續提升全球婦女和女童的地位，把重點放在“反腐敗方面，要將其視作國家安全核心利益”，把自由世界團結在“電子化的自由理念”大旗下。所有這些目標都是有價值的，但要實現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要干涉其它國家，告訴其它社會該做什麼和如何做，或者就要在國外從事前途未卜的社會改造工程。而在我們推進這些崇高理想的同時，拜登還打算重申美國對北約的“神聖”承諾，信守我們“對以色列安全的堅定承諾”，“對我們在亞洲的條約盟友進行再投資”，和“做更多努力，將我們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友邦拉入到更廣大的民主國家同盟中。”

而這還只是他計劃的一部分。如果拜登和他的團隊將這份待辦事項清單撕掉一半，只處理剩下的事項，那他們仍然會非常忙碌。

拜登挑選傑克·沙利文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此人與他未來的老闆志同道合。2019年1月，沙利文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試圖重新確立美國例外論，以便說服越來越狐疑的公衆繼續肩負起領導全球的重任。用他的話來說，“只有當公衆相信美國不僅僅是一個承擔一般責任的普通國家時，他們纔會同意爲外交政策付出巨大代價。”然而只要仔細檢視就會發現沙利文的“例外論”本質上還是那個換湯不換藥的老偏方，即美國“獨具能力和責任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沙利文寫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問題的世界，而我國則有很多智多星。”

但即使這是真的，那也不意味着全世界的所有問題都能由美國方案妥善解決，更不意味着解決所有問題符合美國的利益。有時候美國會去解決問題，有時候可能某一外國勢力更方便和更有動力去解決問題。沙利文和拜登都承認，美國並不完美，也曾經犯過錯誤，但我們不應沒完沒了地去琢磨這些錯誤，也不應去追究責任。畢竟，沙利文寫道：“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由不完美的人做出的所有不完美決定所左右的，這些人掌握着不完美的信息，面對着不完美的選項。”這是理所當然的，但這並不能免除他們（和我們）的責任去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拜登團隊的真正優勢（熟悉詳情、有從政經驗等等）也可能是一種負擔。儘管在戰術選擇，甚至在更宏觀的戰略目標排序方面，下一屆政府內部肯定會有分歧，但參與討論的這羣人都具有極爲相似的世界觀並肯定會懷念美國曾經擁有過的霸權地位。正如沃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經警告過的那樣，危險在於，“當所有人的想法都相同時，沒有人會去深思熟慮。”人們即使不完全同意 “團隊應由衆多互相競爭的對手所組成”這一理念，也會認同拜登政府如果任命一些反對派會大有好處，這些反對派在之前討論北約擴大、伊拉克戰爭、干涉比利亞或2009年增兵阿富汗等問題時都提出了異議。

拜登對民主的公開承諾也令人有些擔憂。誠然，一改特朗普任性粗野的作風，不再豔羨各類專制統治者，恢復美國與其它民主國家的友好關係是有意義的。但拜登承諾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就會召開一次全球民主峰會，他還經常把“自由世界”之類的陳詞濫調掛在嘴邊，它們所引發的麻煩可能比它們能解決的麻煩還要多。

首先，鑑於美國本國的民主制度已處於危機四伏之中，拜登還召集其他領導人到華盛頓來“重振自由世界的精神和共同目標”就顯得有點不自量力。其次，嘉賓名單裡是隻有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家，還是也包括印度、土耳其、波蘭、匈牙利，以色列等民主程度尚無法達到自由主義理想標準的國家？第三，讓民主成爲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將使美國與中國日益加劇的競爭演變爲意識形態上的較量，這使兩國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更難展開合作，使中美長期共存的可能性變小。以這種方式強調民主也可能使本屆政府重新滑向各種形式的體制更迭深淵。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電子化的自由理念”，那他們怎麼能剋制住自己的衝動，不去支持那些密謀推翻獨裁者或促進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團體呢？

於是，我的最後一個顧慮產生了。拜登甫一上任，他和他的同僚們就會收到大量求助者源源不斷的請求。歐洲人想知道他會如何處理烏克蘭問題，解決在愛琴海發生的希臘—土耳其衝突和彌合歐美對待科技巨頭的分歧。亞洲國家則想要更多的援助去抗衡中國，阿富汗人、索馬里人和其它國家的人想遊說美國繼續打擊塔利班、“伊斯蘭國”、索馬里青年黨等。美國在中東的傳統盟友將竭力阻止拜登重返伊核協議；如果拜登一意孤行，那他們就會遊說美國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和額外的安全保障作爲補償。然而，你不會看到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個會爲了幫助山姆大叔而自願多事，如果以史爲鑑的話，它們將不會兌現自己的崇高承諾去爲本國安全承擔更大責任。

問題是：拜登及其同事將如何處理這些堆積如山的請求？哪些地區將拔得頭籌？又是哪些國家會被告知要自食其力？在拜登團隊的世界觀裡似乎基本不存在避重就輕的觀念。因此我擔心他們會花太多時間去向別的國家證明特朗普只是暫時出現的反常現象，而花太少的時間去幫助盟國自力更生。

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希望拜登團隊能夠幫助美國克服其在單極時代的自我膨脹和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的低效混亂，即使最終證明我是多慮了，那我也會很高興的。事實上，儘管我曾經用整整一本書的篇幅來論述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執着於一個失敗的大戰略，抵制承擔任何責任和進行任何改革，但拜登團隊如能改弦更張，那我將不勝驚喜。來吧，拜登：證明我錯了吧。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政策”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