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獨白》──評陸出版之《中華民國史》（二十四）

大陸方面編撰之《中華民國史》，已出版者有第二編第一、二、五各卷。第一編屬民以前開國部分。第二編三卷，屬北京政府時期。餘均有〈書評〉。第五卷爲楊天石主編，北京社科院近史所之《近代史研究》編者曾要餘撰一〈書評〉，應之。稿成，該刊編者以爲事涉「敏感」，不便刊載。臺北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執行編輯陳永發歡迎之，乃在該刊二十七期（一九九七年六月）發表。

餘之書評列爲五項：（1）新的資料和新的內容。（2）引用資料不可馬虎。（3）北伐戰爭與國共鬥爭。（4）內亂外患互爲因果。（5）過度曲護有礙歷史真相。

引用資料不可馬虎

第一項是對楊天石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的肯定。認爲本書的最大特色，用大量的新資料，這些資料不僅包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還包括中共方面的；不僅包括中文方面的，也包括英、俄、日文的。至於新的內容，例如蔣介石之出任北伐軍總司令的經過，常見的資料類多根據《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所述：「張（靜江）、譚（延闓）勸公（蔣）任北伐軍總司令，力辭；轉擁譚。譚不允，各軍長又交迫之。」此種「公式化」的描述，旨在彰顯蔣之「謙虛」，而非真實也。而本書利用多方資料描述此事之經過，就比較有真實感了。

第二項關於「引用資料不可馬虎」，例如著者記述蔣介石和鮑羅廷爲了遷都武漢之爭，發生一次正面的衝突，本書有如下之記述：一月十二日（一九二七。按應爲一月十一日），蔣介石偕彭澤民、顧孟餘、何香凝以及加倫抵達武漢，與徐謙等人晤談，要求在鄂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遷贛。武漢也仍堅持自己立場。當晚，在歡宴蔣介石時，鮑羅廷猶豫再三，終於說：革命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到武漢，「乃是因爲孫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第一是聯俄政策，第二是聯共政策，第三是農工政策」。他並說：「以後如果什麼事情都歸罪到CP，欺壓CP，妨礙農民工人的發展，那我（鮑自稱）可不答應的」。第二天，鮑羅廷與蔣介石進行私人交談，並且寫了一封長信，和孫科一起交給蔣介石，提出遷都武漢的理由。蔣介石以爲「很對」；但表示須一星期後回南昌並開中央政治會議討論。他對鮑羅廷昨日晚宴時講話耿耿於懷，聲色俱厲地要鮑羅廷指明：「哪一個軍人是壓迫農工？哪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並說：現在「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他指責鮑羅廷「跋扈橫行」；聲稱：「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我們總理聯俄政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本來還過得去。自此，雙方就都難以相容了。

鮑、蔣兩人爭執

上段記述，頗爲生動。資料來源，據注是根據蔣介石的〈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的講演詞〉，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上海《民國日報》。但就筆者手頭現有的資料來查證，上段記述，並非完全出自蔣的〈講演詞〉。其一，鮑所講的「三大政策」以及「歸罪CP、欺壓CP」，「他可不答應」等話，是見於李雲漢着《從容共到清黨》，所據資料是樑紹文的〈三大政策的來源〉，《進攻週刊》第二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其次，鮑與蔣之「私人交談」，蔣以爲「很對」的話，見拙着《鮑羅廷與武漢政權》，所據資料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第十三次會議紀錄中鮑羅廷的發言。其三，蔣指責鮑的話，則是根據蔣的前項〈講演詞〉。李着《從容共到清黨》亦有收錄。該書把這幾種不同來源的資料湊合在一起，末注據蔣的〈講演詞〉，這就顯得有些馬馬虎虎了。同時，對於鮑、蔣兩人的爭執，以及是非曲直問題，著者顯然認爲蔣有不對之處，說「事實證明，蔣介石在武漢的允諾是虛假的。返贛途中，他在牯嶺與張靜江商量，提出驅逐鮑羅廷」。

蔣介石在武漢對鮑有無「允諾」？是須加以查證的。按鮑在一月十五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發言中，還說到蔣對他所提出的「理由」有所反駁，鮑對蔣的「反駁」，表示「贊同」，並認爲「亦無不可」。這段發言記錄，該書略而未採，今補充之。鮑羅廷說：當時我（鮑氏自稱，下同）的意見：現在時局嚴重，爲節省時間起見，中央政治會議可否在武漢開會，請南昌同志到武漢來。蔣同志提出幾種理由，以爲應在南昌開會，所費亦不過兩三天。當時我亦贊同，以爲在南昌開會，亦無不可。

由鮑之上段談話，足證蔣氏並無「允諾」之事。

第三項關於「北伐戰略與國共鬥爭」，鮑羅廷及中共爲了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實以蔣介石爲鬥爭的目標，其過程由「脅」而「反」而「倒」，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仍未能把蔣扳倒者，原因何在？該書認爲：「因爲蔣介石還掌握軍權」。這當然是重要的原因，但非唯一的原因。因爲當時握有軍權而參與反蔣、倒蔣者，在北伐軍的將領中，除最具實力的唐生智外，還大有人在。即蔣之嫡系第一軍的三個師長中除劉峙忠於蔣氏外，其他兩位師長如薛嶽、嚴重均傾向武漢中央?二、三、六軍也是站在武漢方面的，在武漢能征善戰的第四軍更不用說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