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與「草民百姓」──國民政府是怎樣失掉大陸（六）
在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秘書處副秘長的徐復觀，依他參與高層應對時局變化的經驗指出：
有四件事，已決定了政權的命運，不是地位低微的我所能力的。
第一、由瘋狂劫（接）收更進一步爲瘋狂的物質享受的追逐。
第二、由頑固而又非常自私的整編政策，變成無可用之將，無可用之兵。當時硬性遣散遊離部隊的口號是要﹃讓這些東西去害死共產黨﹄，山東、東北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害大了的。
第三、『三個月消滅共匪』，『六個月消滅共匪』的作戰指導方針，輕突盲進，軍力受到大量的消耗。
第四、黨內瘋狂的選舉競爭，在生死關頭，選到從中央地方的虛脫狀態。
針對第一點，徐復觀認爲：
國民政府「接收」人員，如果能以「同胞」的身份和態度來進行「淪陷區」的政權和治權轉移，則中國就可能平順的走上覆興的道路。事實上「接收」人員卻是以「勝利者」的心態進入「淪陷區」，「先搶漢奸的財產，繼搶敵人留下的物資……這批『劫收』闖將，從工廠、交通機關等搶入私囊者不過百分之二、三，但是工廠、交通機關的百分之九十七、八皆隨百分之二、三的抽筋折骨而殘廢」
楊鵬在「淪陷區」成長，又曾經在汪政府中工作，他的切身經驗當然比徐教授深刻得多。當時他看到的是；自從國軍還都後，南京街景變了，後方來的人一天天增加，大街上突然出現美製的吉普車，車上坐的都是軍官，穿着美製的緊身小夾克，腰間圍着一條皮帶，掛着一支小手槍。神氣極了。沒有多久，車上就坐上了年輕漂亮的女郎，招搖過市，車子所到之處，不斷按喇叭，要其他人讓路，如有不順，立即用四川口音開罵。市民也多逆來順受，因爲他們是高人一等的「抗日英雄」。
在茶樓、餐廳、舞廳、夜總會、電影院、公園等等公共場合，他們若非着軍裝而穿西裝，則必在胸前別一枚勳章，口操幾句四川話，稍有不稱心意，則開口罵人；如欲頂嘴或言語對抗，他們就會出口罵出「你們這些日本走狗」、「你們是小漢奸」、「你們受的是奴化教育」、「敵僞學生」等等。受者只有忍氣吞聲、俯首受辱。楊鵬在淪陷區生活八年，而且是地下抗日份子，心中非常瞭解：汪精衛政府的下級官員未必很優秀，但沒有對老百姓壞到如此地步。
淪陷區的老百姓受辱之餘目瞪口呆。料不到離散了八年的「父母」，竟是這樣的一付面目，楊鵬認爲：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匆忙之間，就要派出部隊到廣大的淪陷區各大城市，去「接收」，沒有完整的策劃，沒有周詳的政策要領。各級首長或部隊長對下屬也沒有正確的教育訓練和指示。
他們的心中沒有「愛」、沒有「仁」。一個個把抗戰勝利的套在自己的頭上。勝利是屬於他們的，而不是全民的。在淪陷區的「草民百姓」面前，他們是英雄、是豪傑、是功臣、是救星；他們所到之處要恭維、要讚美、要崇拜，要人敬畏。要五體投地的感恩載德。這些不知天道地厚、自我膨脹的害羣之馬，到達首都南京、上海，就搞得民心全失，最後都被共軍打敗。
「肅奸」與「抄家」
看完還都先遣部隊中下級軍官的惡跡敗行。接着是文官逐批來到南京，開始「肅奸」，驚天動地，大張旗鼓的逮捕「漢奸」。所有汪政府的官員，上自代理主席陳公博，次及院長、部長次長等高官，下及處長、主任科長等等，都是日夜搜捕的對象。所有高官如周佛海、褚民誼、陳璧君、李士羣等上百人，都是坐在家中等候軍警入門，俯首就範。一個個被囚於老虎橋等大大小小的監獄中，聽後審判。
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本來是日本人，可是執行的軍警卻把報仇泄恨的火焰移轉到原是自己人頭上。淪陷區民衆和汪政府官員相處多年，卻是怨少恩多。自從有了他們，萬惡的日軍才退至幕後，人民才能免於亡國奴的痛苦。農工商學一一恢復生機。幾年下來，豐衣足食，到處一片繁榮，可以說是滿清和民國以來，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時期。然而，這一批在淪陷區扭轉乾坤的政治家和財經專家，最後卻揹着「漢奸」「賣國賊」的污名，落得囚禁坐牢的下場。
伴隨「逮捕」行動，乃是「抄家」。跟着「抄家」行動，即是「貪污」。霸佔房舍傢俬，沒收金銀玉器，搜刮現鈔，勒索金錢。不久以後，市民間就傳言：許多年輕美貌的婦女也都成爲了有權官員的俘虜。（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