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李揚、白重恩等最新研判!
來源:證券時報
12月17日,在“《財經》年會2023:預測與戰略”上,多位來自人民銀行、頂尖高校、權威機構的知名學者分別從落實擴內需戰略、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等維度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表述,併爲後續如何提振市場信心、促進經濟復甦建言獻策。
劉元春:保市場主體是穩消費和穩投資的核心前提
不論是12月14日出臺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着力擴大國內需求”,擴內需都是當下經濟領域的重點話題。在此次論壇上,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重點談到對擴內需戰略的理解。
劉元春指出,採取超常的擴張政策已經形成共識,包括髮行特別國債與3%以上的赤字率來支持財政政策加力增效;採取結構性寬鬆和總量穩健的方式支持穩健貨幣政策精準有力;加大重點產業建設和佈局保證產業政策兼顧安全與發展;加大對於科技的投入,尤其是研發投入強度保證聚焦自立自強;有效應對疫情帶來的各種重大沖擊以築牢民生防線。
劉元春提到,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的要求下,明年可預期的是M2(廣義貨幣)同比增速將會達到11.5%左右的水平,對於支持流動性是比較充分的。
劉元春認爲,要在消費和投資兩端形成一個相契合的刺激政策方案。具體包括:
第一,保市場主體是穩消費和穩投資的核心前提,2023年對於中小企業的支持和補貼必須加大力度。
第二,穩房地產是穩定消費和穩投資的一個核心抓手,2023年面對房地產深度調整,應當在目前“三支箭”的基礎上,進一步啓動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投資與住房消費類刺激的政策組合。
第三,針對農民工工業和大學生就業問題,建立專項就業基金,投資一批專門的分類的以工代賑的項目,落實就業優先戰略。
第四,尋找在人力資本投資和擴消費之間的相契合的方案,真正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養。
第五,落實《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進行進一步理論和實踐的創新,尤其在消費與投資相契合的項目上進行重點研究。
李揚:政府債務融資是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形成共促高質量發展合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對此指出,從中央經濟工作會的表述看,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宏觀協調配合格局可有多種。
爲何現在愈發強調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李揚看來,這是因爲政府債務融資是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在未來若干年內,政府作爲投資的主體的作用將更加凸顯。於是,外赤字融資,成爲我國宏觀調控極爲重要的任務。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至關重要。“金融部門要幫助財政部門籌資。”
李揚表示,政府進行赤字融資,央行不可能袖手旁觀,通常會通過二級市場交易,間接給予支持。但舉凡購債的規模、期限、時機、交易對手等等的選擇,均由央行決定。就是在這個範圍內,央行與財政存在這相當大的協商空間。所謂財政貨幣政策給協調配合,關鍵就在這個領域。
李揚還建議,鑑於國債兼有金融與財政雙重屬性,國債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不僅應考慮政府赤字融資的需要,還應充分考慮貨幣金融部門正常運行的需要,更要考慮其綜合的宏觀影響。有必要在財政、金融兩部門之上設立常設性專門機構,並建立常設機制,專司國債政策,協調兩大宏觀調控部門的關係。
白重恩:平臺企業只有規模大才有生存價值,不應限制規模本身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常態化監管水平?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對此表示,常態化監管的目標應該是企業怎樣爲高質量發展做出最大的貢獻。
白重恩指出,監管和企業社會責任是密不可分的,對企業進行監管的目的是爲了讓企業更好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企業自身會採取一些措施來承擔社會責任,社會的監督也會推動企業更好承擔社會責任。所以,監管的目標是高質量發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也應該是基於高質量發展。
白重恩表示,壟斷數字經濟企業尤其是平臺企業,天生就必須規模大,纔有生存價值。不應該限制平臺企業的規模,規模大才有效。但規模大就有可能產生一些對社會不利的影響,因此要分清楚一個企業的規模和壟斷地位的不同,不應該限制規模,而應該抑制壟斷行爲。
白重恩認爲,監管應出臺一些披露措施,讓企業更好承擔社會責任,包括平衡監管與創新,將監管決策留在專業部門,做好數字確權的監管,企業要有承擔社會責任和監管合作的戰略等。
王信: 碳減排在中長期內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建設美麗中國。在此次論壇上,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碳減排在短期內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衝擊,但在中長期內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王信指出,在短期內,綠色投資增量不一定能抵消高碳投資萎縮規模。在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傳統高碳行業萎縮或轉型。同時,新興綠色行業短期內投資、生產規模有限,帶動產業鏈相關投資乘數效應較小,可能不足以彌補傳統高碳行業投資減少。同時,高碳產品的出口也將受到抑制。
展望中長期,王信表示,綠色低碳轉型可在中長期促進經濟增長。隨着各項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落實和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大量投資和技術進步,將帶動勞動生產率提高。低碳轉型創造的新就業崗位可彌補高碳行業調整帶來的崗位損失,增加人力資本積累。
他進一步指出,降碳減排會減少高碳行業就業,但對總就業影響有限。而低碳產業勞動力吸納能力更強,可能使工作崗位淨增加。研究顯示,每投資100萬美元,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領域可創造7.49個工作崗位,而化石燃料領域僅創造2.75個工作崗位。此外,包括綠色金融、轉型金融體系本身在內的低碳轉型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壯大,也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