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美國高校對學生轉向“溫柔教養”

來源：環球時報

《紐約時報》9月3日文章，原題：導致美國大學生幼稚化的雙重標準 想象兩個20歲的年輕人：一個是全日制大學生，另一個是全職服務員。一天晚上，兩人出去喝酒，玩得不亦樂乎。如果這個大學生被校警抓到喝酒，他很可能會乘坐學校的車免費回家，而喝酒的服務員更有可能被指控輕罪。如果第二天早上，服務員沒上班，或者把訂單弄混了，他就別想幹得長遠。但是，那個在課堂上睡覺、不按規定交作業的宿醉大學生，卻有一個光明的前景。

大學不會公開將學生稱爲孩子，但他們就是這樣對待學生的。美國大學對學生的相對寬容看起來很吸引人，尤其是與我們想象中的服務員的困境相比。但也有陰暗的一面。這種寬容和控制相結合的結果，可以保護他們免於承擔責任，實際上卻使學生變得幼稚。一方面，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幾乎不可能因爲未成年在聚會上飲酒而面臨嚴重後果。另一方面，根據對社交聚會進行廣泛監控和詳細登記程序的規定，在斯坦福大學找到一個可以參加的聚會可能比在聚會上喝酒受到懲罰還要困難。原則上，這種情況不應該存在。大學早就廢除了“代盡父母責任”的原則，這種原則賦予大學對學生行使家長的權力。在許多學校，學生受到宵禁、訪客限制和其他遏制性行爲的規定。

20世紀60年代，“代盡父母責任”的做法受到了挑戰，並最終被不干涉課堂外學生生活的做法所取代。在這一時期(被稱爲“旁觀者時代”)，學生的課外生活相對不受行政干預，即學生飲酒、性行爲等一般來說都不會被懲罰。但自由滋生風險，而風險有時會導致傷害。在一系列訴訟之後，大學被迫放棄了不干涉的做法。

到20世紀90年代，“旁觀者時代”讓位於“看管者”或“引導者”時代，一直持續到今天。“引導者”模式的目的是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爲學生提供各種個人成長的機會和選擇，同時排除那些可能導致永久傷害的選擇——最初是對身體的傷害，但越來越多的是對精神、聲譽和成績單的傷害。

在“引導者”模式中，並不是說學生沒有權利，只是安全第一。大學並沒有爲了學生的道德品質或學術標準而限制學生，而是以健康和安全爲名恢復了控制。這些社交控制是治療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它們是大學與學生關係中的“溫柔教養”。但也有人認爲，這種模式只是一種暗中爲害的家長制作風。（作者瑞塔·科甘宗，陳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