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騙局 | 重一組紀實：深挖惡魔男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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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爲“檢察官筆記”連載第8期。
01
“有些人光是遺忘，就要拼盡全力。”
王梅一直極力想要抹除2018年7月末那兩天的回憶。案發後整整半年，她依舊時常從噩夢中驚醒，那些一直努力想要遺忘的場景，在黑暗中清晰復現，反覆錘擊着她。
在此之前，王梅的人生順風順水：名校畢業，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男友朱佳宇家境殷實，容貌陽光俊朗，身形健壯，在名企做設計工作；還有閨蜜韓桐，是王梅“最重要的依靠”。
韓桐和王梅從讀寄宿高中時便已相識，後被同一所大學錄取，畢業後又進了同一個單位上班，這些年不管做什麼都形影不離。“我跟小桐的性格是互補的，平常我不太喜歡和別人打交道，但小桐的性子比較開朗，她怕我悶，經常跟我講話，太安靜會讓她不自在。”而對於和朱佳宇的相識和相戀，王梅更是將其稱爲“命運的饋贈”。
直到2018年7月29日那天，將所有的美好全部擊碎。
回憶的開始，王梅是在昏昏沉沉中被一股奇怪的氣味弄醒的，“有點像是皮革放久了發黴的氣味”，在渾濁的空氣中瀰漫。眼前是陌生的毛坯房，地上放置着幾塊廢棄的木板，尾端還有鏽爛的長鐵釘。室內像是堆積雜物的舊倉庫，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屋內寂靜得駭人，除了她自己的呼吸之外，沒有任何聲響。
“我很害怕，那個房間非常壓抑，我感到快要窒息了。裡面也沒有燈，以前我怕黑，一個人在家一定要把所有房間的燈全都打開的。”王梅在案發後回憶說，那天醒來後，她發現自己坐在一個陳舊的棕皮沙發上，沙發表面積了一層厚厚的塵灰，頭枕和靠手的地方已裂開，露出深黃色的海綿，上面留着幾個被人用指甲摳出的破洞。
她起身環顧四周，思索着昏睡的原因，以及昏睡前幾個小時發生過的事，卻只記得一些模糊的片段——星期六下午，她和韓桐去了朱佳宇新租的房子。由於和家人鬧了矛盾，朱佳宇獨自在城郊租了一棟聯排別墅，搬了出來，別墅地上三層，帶地下室，北側有一個小庭院。房租6500元，押二付二，租了一年半，平常朱佳宇會約上幾個好友到家裡聚會。王梅只記得自己上一刻還置身於寬敞明亮的客廳，玻璃茶几上放着一副撲克牌。之後的事，她就記不清了。
手機屏幕上顯示無信號。王梅心中駭然，不慎將手機滑落到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她沒有馬上去撿，反正手機已經和磚頭沒什麼兩樣——她知道自己和外界的唯一聯繫被切斷了。
“當時我只想着逃，其他的都不敢想，越想越害怕。”王梅覺得這屋子“像封死的棺材一樣”，即便自己在這裡變成一具腐屍，也沒人會察覺，“眼下的場景讓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
王梅的童年是在父母的爭吵聲中度過的。父母彼此依賴又互相貶損，王梅擠在中間的裂隙裡。在她的早期記憶中，沒有什麼比發怒的父親更令她感到驚恐。那時的父親完全成了陌生人，隨手抄東西砸到母親的臉上，王梅蜷縮在牀腳，看見母親被打得滿臉是血，看不清模樣，嚇得大哭。父親嫌煩，變得更加惱怒，揪起王梅的衣服，又打開衣櫥的門，把她扔了進去，威脅她：“再吵就悶死你。”
在衣櫥窒悶的黑暗中，年幼的王梅不敢再大聲哭，更不敢用腳蹬門，生怕父親又對她和母親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來。她當時沒有能力去抵抗父親，只能縮在櫃子裡，偷偷地抽泣。哭累了，她便昏睡過去。等她再次睜開雙眼，已經躺在母親懷中。母親頭上纏着繃帶，瘮人的暗紅色洇了出來。而那個密閉狹小的空間，成爲她揮之不去的陰影。
如今，又一次置身黑暗中的王梅忍不住想起，自己曾經向韓桐訴說起童年的這段經歷，那時即便自己竭力做到心平氣和，最後還是沒忍住眼淚，在韓桐溫暖的擁抱中哭了很長的時間。眼下，她只想儘快逃出這間地下室，找到韓桐。
02
王梅確定，自己在昏睡前，身邊只有韓桐和朱佳宇兩個人，但無論如何，她絕對不會懷疑韓桐，她們感情很深，對方沒有任何理由傷害自己。
同樣，男友朱佳宇也沒有捉弄她的理由。他們倆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原生家庭，朱佳宇經常在朋友圈“秀恩愛”，發戀愛生活的點滴。
“這個時候，我聽見了外面的腳步聲，是高跟鞋的聲音。我懷疑是小桐在外面，因爲我記得她來玩的時候，穿着一雙中跟的鞋。但我又覺得不是她，那腳步聲非常重，很急促，不像是小桐平常走路的聲音。”王梅回憶說。
王梅撥開面前的雜物，終於摸索到了門把。她小心地轉動，門鎖內的槽孔發出細微的響聲，門打開了，過道的光線很暗。她刻意放輕腳步，怕附近的人聽見。前方有光源，是從她右手邊的門縫透出來的。她輕輕地走過去，站到門前，整個人都愣住了。隔着門縫，王梅屏息凝神，窺見一個高大的身影，“那個人身上穿着一件很寬大的粉白色長袖，這本來是小桐平常穿的衣服”。
韓桐一直留着男孩子式樣的短髮，習慣穿鬆垮的休閒服，身材瘦小，雙腿細長，每次穿這些衣服，就像披着一件巨大的長袍。但此刻在王梅面前的明顯是一位成年男性，短髮微卷，像是梳過髮油，很高，將近1米8，肩膀寬厚，背肌健壯，讓寬鬆的休閒服變得很合身。王梅看不見男人的面龐，但也無需看見——這個偉岸健碩的背影讓她如此熟悉，正是她的男朋友朱佳宇。此刻男友穿着閨蜜的衣服，而閨蜜卻不知所蹤。
地下室很靜。王梅捂住嘴，怕自己驚異過度發出粗喘。即便是極其輕微的呼吸聲，她覺得也會引起對方的警覺。遠處的背影發出一聲冷哼，“聽到這個哼聲，我就確信是他了，他以前跟我交往的時候，也發出過這種聲音，我和他提過很多次。我是一個聽覺很敏感的人，怕噪音，也討厭他這種哼聲，像不屑、輕蔑。”王梅說。
“當時我心裡恐懼到了極點，覺得他很不正常，不再是往常那個朱佳宇了。我又不敢亂跑，那樣反而會暴露自己，只好盯着他的舉動，怕他突然轉過身發現門後有人在偷窺他。”
很快，王梅回想起另一件事。那是上個月的週末，她想拍一個小視頻上傳到短視頻平臺。還是韓桐提議，讓朱佳宇男扮女裝，沒想到朱佳宇很爽快地答應了。拍攝完成後的第二天，朱佳宇還是穿着這套女裝跟她們見的面，韓桐還調侃了他幾句，王梅也感到有點奇怪，但當時並沒有放在心上。
眼下，王梅既不知道韓桐究竟在哪兒，也不知道爲什麼她的衣服會在朱佳宇身上，“我想過躲起來或者逃跑，可是小桐對我很重要，我想要找到她。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安全，對我來說是很懦弱的”。
就在王梅轉身去找韓桐時，不遠處忽然有輕微的響動，緊接着她的腰眼突然被尖銳的東西抵住，一個陰沉可怖的聲音傳到她的耳邊：“不要亂動。”這是朱佳宇的聲音。
王梅厲聲問他爲什麼要把自己關在這裡，朱佳宇的臉色卻非常陰沉，什麼也沒說，走過來逼迫王梅走進地下室的第二個房間。
王梅覺得很害怕，不願意進去，“他就拿着刀頂着我，然後把門打開了”。那是一間毛坯的房間，門旁依次放着磚塊和金屬工具箱。朱佳宇把王梅推進房間，王梅掃視着室內的環境，撞見了最可怕的一幕——韓桐癱倒在平板躺椅上，穿着朱佳宇的咖啡色短袖，全身纏繞着透明的封箱帶，和躺椅粘在一起，露出的腳踝也繞着膠帶。韓桐的頭髮、耳朵和嘴巴均被膠帶封住，嘴角留有模糊的血漬，眼皮浮腫紫青，眼皮壓下來，她吃力地睜着雙眼，看向王梅，頭部微微晃動。
“當時我太害怕了，不確定小桐的眼神是向我求救，還是叫我快跑。”王梅向警方回憶，“我知道朱佳宇是故意讓我看的，當作心理虐待。他下手非常狠，把小桐打得渾身上下都是傷。小桐穿着朱佳宇的衣服，褲子被剪過，我不清楚他有沒有性侵過小桐。”
這在後來給王梅留下嚴重的心理創傷，導致她時常“看見”這個畫面，有時在記憶中，有時出現在夢裡。她向很多人描述過，“現在我經常會看到小桐頭上粘着透明膠帶，側着臉，她的眼睛讓我聯想到菜市場裡放在冰塊上的魚。這種畫面幾乎每天都出現，一直趕不走，我懷疑是自己的大腦出問題了，非常恐懼，又覺得這是我的報應。”
朱佳宇舉着刀，讓王梅脫掉上衣，換上沾滿油污的藍白色運動服。接着又遞過來一把折刀，注視着鋒利的刀面，用左手背對着喉嚨，向王梅做了“割喉”的動作，再把細長的折刀扔在地上，讓王梅撿起來去割小桐的頸部，“用力一點，速度要快”。
王梅看着韓桐，向朱佳宇搖了搖頭。“我看着朱佳宇，他也看着我，又看了看那把折刀，意思是在說，要我去殺小桐，假如不這樣做，他就會殺掉我。小桐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就像我的親姐姐一樣，以前我在學校被別的女生欺負，她總是站出來保護我。我知道如果殺掉小桐，這對我意味着什麼。”
“你做不做？”朱佳宇手裡的水果刀面貼着王梅的後頸。王梅清楚地意識到：這一切都是朱佳宇預謀的，把她和小桐帶到別墅之前，他已經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王梅後來向警方供稱：“他讓我殺小桐的原因，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我一開始以爲他這麼做是想殺掉我，我認爲朱佳宇的精神有問題，自從我在地下室見到他，看到他穿着小桐的衣服，打扮成女人的樣子，就覺得他有精神病。站在地下室的朱佳宇跟我以前認識的朱佳宇完全就不是一個人，他已經瘋了。”
王梅蹲下來撿起折刀，“當時我如果不割下這一刀，朱佳宇就會殺我，我想保護好自己，同時盡力減小對小桐的傷害，我從來沒有想過去傷害她”。
王梅走到韓桐的身邊，撫摸着她的頭髮，哽咽了，眼淚滴在她的臉上。韓桐嘴上纏着膠帶，不能說話，淚水也流到膠帶裡。王梅的手劇烈地抖動，在朱佳宇的逼迫下，她閉緊雙眼，用刀在小桐的頸部輕輕劃了一刀，但只劃破了表皮。
“朱佳宇又逼我劃第二刀，在喉部的位置，長度有4到5釐米左右。我看到小桐動了一下，血是慢慢流出來的，我割完以後，刀就掉到了地上，我痛哭起來。”王梅到案後交代。
“哭什麼？你讓她得到解脫了。”朱佳宇說完，讓王梅去探韓桐的鼻息。王梅用手輕輕地放在她的鼻子下方，發現還有呼吸，就撒謊說“已經死了”，“那時候我就想着儘快逃出去，或者馬上找一個有信號的地方，然後報警，這樣小桐至少還有救”。然後人愣在原地，產生了一種恍若夢中的心理感受，身體好像漂浮起來，眼前的事物都失去了真實感，空間是扭曲的，周遭沒有聲音，只有昏眩感籠罩着自己，“就像喝醉了一樣”。
朱佳宇走過來，又探了一次韓桐的鼻息，反手掌摑了王梅，又自言自語地說了些什麼。隨即當着王梅的面，隨手抄起地上的棒球棍，對着小桐的頭部和胸部猛砸了幾下。接着，他讓王梅換回原來的上衣，跟自己上樓。
03
朱佳宇捏住王梅的左肩，右手持刀抵住她的頸項，帶她穿過灰塵撲鼻的地下室，走向三樓朝南的房間。屋內放着一張大牀，平鋪着一條棕黃色的珊瑚絨毛毯，牀櫃有一隻摺疊式檯燈，靠近門窗的地方都放了很大的隔音棉。王梅被朱佳宇拽了進去，“聞到一陣空氣清新劑的味道”。
朱佳宇命令王梅平躺在大牀上。她躺下後，身體不由自主地戰慄，腦海裡自動倒放着前幾個小時的畫面。這時，“反芻”已開始盤踞她的思維活動，在案發後長達數月。她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我親手用刀傷害了自己最好的閨蜜。”
王梅凝視着面前的朱佳宇，他已經和平常的“男友”判若兩人，更令她恐懼的是，朱佳宇似乎在享受這一切。
朱佳宇脫下牛仔褲，露出肉色的絲襪，又坐在牀沿，把絲襪從腿上脫掉，扔在地上。王梅這才注意到，他扔絲襪的地方，放着一排各種顏色的高跟鞋。“最早看到他（朱佳宇）穿小桐的粉色衣服的時候，我還只是以爲他有異裝癖，直到我目睹了他後來那些行爲，再看到他穿絲襪和高跟鞋，就覺得很噁心。那時候他可能注意到我的表情，就朝我這裡過來了”。
牀邊的燈開着。王梅藉着慘白的光，瞥見朱佳宇的眼神。此刻王梅不再感到恐懼，只有一種深深的厭憎。朱佳宇赤條條地站在牀前，盯着王梅，用一種怪異的語調，說“不要騙我”、“爲什麼都騙我”之類的胡話。王梅並不清楚朱佳宇到底要表達什麼，只能默不做聲。除了沉默，她現在什麼也不能做，求生的本能在心底撞擊着她，“朱佳宇他的精神已經不正常了，我只想着逃出去，不然會被他折磨致死”。
王梅看着朱佳宇騎在自己身上，褲子被褪去，她知道朱佳宇接下來想做什麼。以往他們也發生過性行爲，但今天的性質變成赤裸裸地性侵，朱佳宇顯露出了真面目，“我不敢反抗，怕反抗了就被他殺了”。
朱佳宇注視着王梅，揮手抽了她幾個耳光。王梅並沒有反應，似乎正在走神，像一塊木頭。朱佳宇很惱火，他畸變成一個“以折磨他人爲樂”的人，沒有了對方痛苦的反饋，他臆想的“傷害權”便被剝奪了。
後來王梅回憶稱：“那時我好像在發呆，他打我的時候，我甚至感覺不到疼，就一直在回憶以前和朱佳宇交往的細節。”可回憶裡，她卻沒有發現明顯的破綻——除非朱佳宇是天生的演員，否則他怎麼會如此巧妙地扮演成一個“正常人”？
朱佳宇停了下來，和王梅並排躺下。王梅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大腦一片空白，眼前的什麼都糊塗了，就像靈魂出竅一樣，直到今天我也經常有類似的感覺”。
“爲什麼？”王梅盯着天花板，眼淚無聲無息地流下來。
“不爲什麼。”朱佳宇轉過頭警告王梅，“你也別想着逃，逃也逃不掉。也不用報警，這棟房子每個地方都有我裝的手機信號屏蔽器。”
王梅又問了一遍：“爲什麼要殺掉小桐？”
“她可不是我殺的，是你殺的。你剛纔用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最多隻是用棍棒補了一兩下。我在地下室裝了監控探頭，這些都可以看到。”朱佳宇看着她，“你現在已經殺人了，警察早晚會把你抓進去。假如你不想這樣，現在做什麼都得聽我的，得幫我的忙。”
王梅沒有說話。朱佳宇起身穿衣，扔下一句：“你要是想活下去，就配合我把屍體處理掉。我現在出門買分屍的工具和消毒粉，你最好聽話一點，不要亂動。”
看着朱佳宇離開，王梅望向四周，窗戶整修過，從外部被封住了，只留下兩指寬的窄縫，而且“三樓太高了，我也不敢從窗戶那裡逃”。
手機沒電了，王梅並不清楚自己在“魔窟”待了多久，也許是一整晚，也許已經過了24小時乃至更長的時間。“外面的鐘表在走，我聽着秒針的聲音，心跳突然變快，害怕朱佳宇回來，又怕他一去不回，把我活活餓死在這兒”。
她又飢又渴，房間裡沒有吃的，牀頭櫃上放着半瓶朱佳宇喝剩下的礦泉水。她本不想喝，可她現在必須活下去，一口喝完後，“我很想吃東西，腦子裡一直在想，朱佳宇開車回來之前，我能用什麼辦法從這裡逃出去”。
王梅擰動門把，這是一個老式的圓球形把手，“上面有很多的鏽點，鎖孔在外面，朱佳宇是從外面用鑰匙鎖門的”。地上有一塊棕紅色的薄木板，王梅撿了起來，像發泄似地照着門把狠砸，門把發出奇特的聲音，木板裂了，飛屑揚在眼前。接着她又從窗戶附近找來一把鏽蝕的螺絲刀，戳着門把手的連接處，還是沒用。王梅急壞了，一邊擰動門把，一邊踢門，或許是出於憤怒和求生欲，她有了力氣，踢得越來越重。老舊的圓球門把連帶着碎木片，硬生生地被她拽了下來，掉落在她的腳背上。
王梅拿起螺絲刀，在門把的內部亂捅，又補了幾腳，不知過了多久，她終於把門鎖徹底弄壞，出了房間。
現在她必須趕在朱佳宇回來之前，儘快逃離這裡。“跑到一樓的時候，我聽到一些聲音，懷疑朱佳宇藏在周圍，就想找件東西用來防身”。
此時，屋外傳來汽車的引擎聲。王梅走到窗邊觀察，從窗戶的縫隙能望見附近的別墅和車道。不遠處，一輛白色的豐田牌越野車顯得格外醒目。那是朱佳宇的車，他曾開着這輛車來接王梅下班。
逃生的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王梅再度陷入危險的境地，不管自己出現在房屋的任何地方，朱佳宇很快會找到自己，然後殘忍地折磨，就像他對待韓桐那樣。可王梅不甘心放棄，她低腰躲在窗戶右側，汽車的聲音很大，她用耳朵緊貼在窗邊聽着。
車的聲音越來越近，王梅心臟瞬間抽緊，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突然想起朱佳宇剛上樓時隨手放在一樓附近的折刀——就算自己打不過他，至少能保護自己。她貓腰下樓走到客廳，看見那把折刀在茶几上放着。她握起刀，手劇烈地顫抖。刀太短小了，她完全沒有把握能一刀將朱佳宇斃命。
屋外傳來關車門的聲音——朱佳宇下了車，馬上就會進屋——王梅渾身顫抖着，情急之下，她想到一個辦法，至於能不能奏效，她只能賭一把。
王梅快速走下地下室，幾個小時前，朱佳宇持刀挾持她上樓，並沒有帶上那扇門。地下室一片濃黑，散發着嗆鼻的血腥味，彷彿有一條奔涌的血河流經此處。在王梅身後的左邊，那個狹小的房間，躺着韓桐的屍體。王梅不敢去看，“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爲”，眼淚又一下流了出來，她很快擦乾，現在並不是哭的時候，她迫使自己鎮定下來。
她聽到朱佳宇走進一樓的房間，大致在客廳方位，“他的腳步聲很重，我聽得很清楚，還有自己的呼吸聲”。她所在位置的上方正好是樓梯，一串沉悶的腳步聲在她的頭頂響了起來——朱佳宇上樓去找她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必然會像頭野獸，橫衝直撞，四處追擊着獵物。
此時此刻，她推開地下室的門，動作很快，幾乎沒有動靜。她與一樓大門的距離只有幾米，現在正是她孤注一擲的時候。
幾乎是同一時間，樓上的腳步聲變近了，那個聲音越來越急促——這表明朱佳宇正在下樓——王梅猛地竄出去，飛奔到大門，就在她握住把手的一瞬間，零亂迅疾的腳步聲已出現在背後，她沒有回頭，一把推開沉重的房門。
04
逃出昏暗的“魔窟”，戶外的光線很烈，晃得睜不開眼。她幾乎成了盲人，在無際的黑暗中奔逃。
“逃出去的時候，我不那麼驚慌了。”王梅到案後回憶稱，“屋子外面肯定有很多人，附近還有一個地鐵站。我想朱佳宇再瘋狂，也不會當着大庭廣衆，拿刀捅我，不然他也不會處心積慮把我和小桐騙到別墅裡。假如他真敢這麼做，我就求別人報警。”
朱佳宇在後頭追着，王梅拼命狂奔，感受到“背後有隻手一直想要夠到我”，這樣下去，她肯定會被朱佳宇抓住。
王梅看到面前停着一輛垃圾清運車，一位司機剛從車上下來，她趕緊上前向對方求救。案卷中記錄了垃圾清運車司機黃國海的證言，證實了王梅從朱佳宇控制下逃脫的經過：“我平常是上午七點半左右，把清運車開到小區的。那天我剛開到那裡，就被一個女的拽住衣服。那個女人差不多二十多歲，看上去很驚慌，我就問她遇到什麼情況。她說自己遇到壞人了，讓我幫幫她。後面又衝過來一個男的，個子很高，說他們是夫妻，還警告我不要多管閒事。我說這個小區的人我大部分都認識，怎麼沒見過你？男人沒理我，想把女人拉走。我對他說你再這樣，我就直接報警。男人罵了我幾句，轉身走了。女人就對我說：‘師傅你能不能把我先帶出小區，我打個出租再走。’我帶着她往小區門口走，她一直拉着我的衣服，手不肯鬆，然後邊走邊回頭。出了小區，我問她要不要報警。她支支吾吾的，又說不用。這時候，正好一輛綠色的出租車開過來，她就坐車走了。”
王梅一上車就癱在後座，對出租司機說盡快遠離這裡。她快要虛脫了，即將昏睡之際，司機叫醒了她，“當時那個司機對我說，我們後面好像有輛車在跟蹤，我回頭一看，發現是朱佳宇的車，我嚇壞了，不知道該怎麼辦。司機說，要不要用減速和靠邊停車來試探對方是不是在跟蹤我們？我說不用試了，那輛車就是在跟蹤，裡面的駕駛員是個變態，我好不容易纔從他那裡逃出來。”
司機問王梅要不要報警，或者他直接把車開到派出所。王梅猶豫了，如果她現在報警，那麼被抓的不只是朱佳宇，還包括她自己。她不敢想象，母親要是知道這件事，會有怎樣的反應。
王梅在大腦裡快速搜索着可以尋求支持的人。除了韓桐外，她還有一個好友叫徐嘉晨，是一名律師。“我想她肯定能幫我想到好辦法”。
王梅借司機的手機，聯繫上徐嘉晨，說她現在有急事，最好馬上能見面。對方說自己在律所，這會兒抽不開身。王梅下意識地看了手機屏幕上的時間：2018年7月31日，上午8：13。也就是說，她在“魔窟”中待了近48小時，而她卻一無所知，還以爲今天是星期日，徐嘉晨在家。
“就算徐嘉晨在家，我也不能去。朱佳宇很危險，他要是跟進來，我等於把徐嘉晨也害了，那時我心裡已經確信，朱佳宇壓根就不是一個正常人，什麼事都能做出來。我更不能回自己家，朱佳宇知道我家住址。”王梅回憶稱。
“那我們就在律所見面吧。”王梅說，“我正好有一點法律上的問題想問你。”
徐嘉晨同意了。
出租車駛到市區，豐田車還緊跟着，司機拐到一個十字路口，“那時綠燈快結束了，出租車司機搶了一下，我們才把朱佳宇的車子甩掉”。
開到律所門口，已經是9點半了。徐嘉晨出來迎接，幫王梅墊了車費。進門前，王梅警惕地回望身後，朱佳宇的車並未出現。
打了照面，細心的徐嘉晨發現很多異常，問王梅怎麼了，王梅也不說。王梅被帶到接待室，徐嘉晨說手頭還有事要忙，到10點半來找王梅，並且隨口問道：“小桐怎麼沒來？你們平常做什麼都黏在一起，拉都拉不開。”
聽到“小桐”，王梅忍不住哭了。徐嘉晨給她倒了杯開水，安撫幾句，先回了辦公室。
王梅靠在沙發上，不知不覺中便睡着了。
沒過多久，徐嘉晨叫醒了她，說正好臨近飯點，不如先到旁邊的餐館吃飯，邊吃邊說。
據徐嘉晨在派出所提供的證詞，當時她們去了一家粵菜館，“那家店就在我們律所隔壁，王梅剛坐下來，就說她遇到變態了，自己被人脅迫在密室裡殺了人，連她自己也差點被殺。我起初都不敢相信，覺得她講的就像電影裡一樣，又感覺她不像在說謊，因爲她的狀態很不穩定，吃飯的時候心不在焉，看起來非常惶恐，筷子都抖掉了，很久才緩過勁來”。
徐嘉晨告訴王梅，你這樣是被脅迫的，法律上屬於脅從犯，是受到保護的。
在徐嘉晨的陪同下，王梅進派出所投案。民警要求王梅當場打電話給朱佳宇，讓他儘快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王梅說，別墅安裝了信號屏蔽器，他手機沒信號，不一定能打通，只能試試看。沒想到電話卻接通了，民警便手持錄音筆在一旁錄下整個通話過程，王梅問朱佳宇將屍體怎麼處理了，朱佳宇說正在分屍，並讓王梅儘快回他家，接着電話掛斷。
刑偵三大隊趕到後，帶着王梅到現場確認案發位置，卻沒有找到朱佳宇，於是他們來到了充滿血腥味的地下室。
據公安局刑科所出具的《現場勘查筆錄》顯示：“地下室大房間內有五包黑色塑料袋包裝的屍塊和用一個白色無蓋鐵皮桶裝的一塊人體軀幹段屍塊，屍塊表面均粘附有白色顆粒狀晶體。南側地面上有三片已拆封的刀片，一個空的‘中華’煙盒（煙盒上發現指紋），西側地面上有一把展開的不鏽鋼折刀，全長15釐米，刀身和刀柄處均有紅色斑跡……”
2018年8月1日下午，朱佳宇在另一個暫住處被警方抓獲，於當日被刑事拘留。
05
2018年7月31日，王梅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刑事拘留，公安局在8月24日向區檢察院提請批准逮捕。區院認爲王梅被脅迫殺人，屬於脅從犯，做了不批捕決定，並且在《不批准逮捕理由說明書》上寫明：“目前無證據否定犯罪嫌疑人王梅的辯解並指向其具有故意殺人的主觀故意，同時本案的案發過程也客觀印證了嫌疑人王梅的供述，其所有行爲均系在犯罪嫌疑人朱佳宇的控制脅迫下實施，因此不足以認定王梅的行爲涉嫌故意殺人罪。”
進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朱佳宇就在監室內發生了鬥毆行爲。睡在他身旁的犯人向管教打報告稱，半夜3點多，他睡得很沉，忽然覺得耳垂奇癢難耐，他忍不住去撓，感覺溼漉漉的，睜眼一看，嚇得不輕——朱佳宇正匍匐在他身邊，用舌尖舔着他的耳垂。
朱佳宇被抓了現形，竟然毫不慌張，反而像吊死鬼那樣吐着長舌，形貌悚然。被舔耳朵的犯人感到奇恥大辱，叫醒了所有人，大夥蜂擁而上，將朱佳宇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凌晨4點15分，管教民警找朱佳宇約談，他揉着滿是淤青的臉威脅管教說：“我不習慣跟別人擠在一起。你趕快把我調進單人監室，不然我就自殺。”
管教並不同意他的申請，事後向駐所檢察官說明了原因：通常情況下，將新收的嫌犯關進單人監室，是非常冒險的。儘管每個監室都有24小時監控，但是新犯剛入所，管教尚未完全掌握情況，加上單人監室沒有其他犯人的“照看”，犯人更容易做出自殘自殺的行爲。
訴求落空，朱佳宇並沒有罷休。次日下午2點，駐所檢察官例行巡監，剛走到他們監室門口，朱佳宇便大聲嚷嚷起來：“報告檢察官！我要舉報管教民警，他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體罰還有精神虐待。”
等到朱佳宇坐進了談話室，檢察官讓他詳列管教的“罪狀”，他卻開始變得支支吾吾，眼看瞞不過，就胡亂說了一堆自相矛盾的話，很快就被識破了。
檢察官做了訓誡教育，囑咐他遵守監規監紀，朱佳宇卻又換成一張笑臉，說：“我就想到外面，隨便找個人聊會兒天。監室裡又臭又悶，還是這裡涼快一點。”
此外，朱佳宇還存在其他更過激的行爲，比如他在管教民警巡查時，突然放聲歌唱，邀請管教跟他一起唱卡拉OK。管教把他訓了一頓，他委屈地大哭，乾脆脫光了囚衣，赤條條地站在原地跳舞，事後對他人說自己是被“鬼附身”。
那天下午，一個二進宮的犯人湊到他身邊，幽幽地說：“新來的，你是不是想裝精神病，逃避法律的制裁？”
朱佳宇朝他擺了鬼臉，舌頭吐在外面，撕扯對方的囚服。犯人們想把他按住，可他一邊竭力掙脫，一邊朝犯人臉上吐痰，說自己有傳染病，“誰碰上誰倒黴”。
由於朱佳宇的恣意妄爲，先後被管教上過三次械具，最後一次是“臨時固定”。據管教回憶，被“釘”住以後，朱佳宇很不服氣，在監室放出詭異尖利的歌聲，管教對他說：“過段時間做精神病鑑定，就知道你是真瘋還是假瘋。”
幾天後，朱佳宇接受司法精神醫學鑑定。鑑定的主要負責人叫袁立軍，2005年就進所工作，練成了一雙“火眼金睛”。後來我在審查複覈證據的時候，跟他做過電話討論，袁立軍告訴我：“我最早看了訊問筆錄和公安提供的訊問錄像，就感覺他在演戲。”
當時，警方向袁立軍提供的刻錄光盤共有5張，包括訊問和辨認錄像。袁立軍觀看錄像後，結合案卷材料，推測朱佳宇可能在“裝精神病”，於是他給民警寫了補充偵查申請，“我要求民警對他（朱佳宇）的身邊人做調查走訪，如果他患有精神疾病，在生活中就會有一些反常的跡象，他的家人朋友不可能沒有察覺”。
現場鑑定那天，袁立軍和其他幾位鑑定員坐在朱佳宇對面。見到鐵欄對面的陌生人，朱佳宇歪着頭，衝着他們傻笑，袁立軍問了幾個問題，朱佳宇要麼沉默，要麼就圍繞着“有人害我”。
比如，袁立軍問他：“爲什麼要住單人監室？”
“因爲有人要害我。”朱佳宇說，“你也要害我對不對？”
袁立軍觀察着朱佳宇，順着他的思路，繼續問：“他們爲什麼要害你？”
朱佳宇白了他一眼：“我怎麼知道？”
“他們是不是覺得你在裝精神病？”袁立軍緊咬着不放。
“我裝什麼了？裝給你個傻X看？”朱佳宇看着對面的鑑定員，表現得很不屑，眼神流露出驚懼和憤怒，而一個精神病人面對這類問題，往往不會有這樣的辯解。
“不要再演了。”袁立軍打斷了他，看了一眼其他鑑定員的筆錄，“你的演技很拙劣。”
話音未落，朱佳宇像被揭穿了似的，突然惱羞成怒。可是他的辯詞完全不像袁立軍以往接觸過的精神病患。在幾位鑑定員的觀察和提問下，朱佳宇像捱了一面照妖鏡，逐漸變回原形，向袁立軍吐露出自己埋藏的秘密。
鑑定結束後，袁立軍寫下司法鑑定意見：“被鑑定人朱佳宇意識清晰，思維連貫，情感協調，未發現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在本案中應評定爲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目前具有受審能力。”
06
由於朱佳宇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區院將案件移送到市檢察院審查起訴，由我所在的“重一”組組長張濤帶頭辦案。
張濤在“重一”待了十年，研讀過的卷宗已不可數，常年獨行在案卷中的“屍山血海”，與殺人惡魔交鋒，造就了張濤鮮明的辦案風格——面對喪失人性的殺人犯，張濤的“打法”凌厲兇悍，絕不會留給對手任何喘息的機會。
收案閱卷後，張濤把組員召集到會議室，討論的內容聚焦在這幾個問題上：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王梅的定罪量刑。我和另一位檢察官產生了分歧。他認爲，儘管王梅受脅迫殺人，但她實施的行爲和被害人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應當退回補充偵查並追加起訴王梅；但我堅持認爲，案件現階段的證據並不充分，不能確認其中的因果關係，因此不能認定王梅構罪——“首先，王梅平常和被害人韓桐的關係非常要好，她也多次提到，自己並沒有殺害韓桐的主觀故意。她在朱佳宇以殺害她來脅迫的情況下，用折刀在韓桐的脖子上劃了一刀，因爲她並不想傷害韓桐，所以用力較小，根據法醫鑑定，她刀割的地方遠離動脈；其次，朱佳宇到案後交代，當時韓桐並沒有死亡，是他自己用棍棒捶打韓桐，也就是屍檢報告中所說的鈍器傷；第三，屍檢報告並沒有確認韓桐的死亡是由王梅一人所造成的。”
第二個問題是朱佳宇的作案動機。他在公安階段的供述很不穩定，起先是交代自己脅迫王梅殺人，僅僅是爲了“尋求刺激”。但他到了第三份筆錄開始翻供，稱王梅主動要求殺死被害人韓桐。而且他始終沒有承認，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和被害人韓桐之間存在情感糾葛，因此並不能簡單定義爲“情殺”。
張濤組長聽完我們的討論，隨後做了總結：
“你們剛纔討論了王梅的定罪問題，我同意區院的意見，依照《刑法》的規定，王梅被迫參與殺人犯罪，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是爲了查清案件事實，應該讓偵查機關補充移送，一併追訴。目前王梅取保候審在家，你們電話告知她，叫她到檢察院接受調查，隨叫隨到，並做同步錄音錄像。
“另外就是朱佳宇的口供，他辯解說王梅主動要求殺人，這要進一步覈查。既然已經排除了精神病，我們可以初步推測，朱佳宇在看守所裝瘋，還有他所說的追求刺激，很可能在故意掩蓋某些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看守所找朱佳宇再做一次筆錄，這一次從他的犯罪動機切入，繼續深挖。”
07
在羈押朱佳宇的市看守所的第三監區裡，有很多重刑犯。這裡長年缺乏光照，室內環境陰溼，溫度相對更低。只要站在鐵門前，就會感受到裡面隱隱滲透出的寒意。監區的廊道很長，兩旁的鉛灰色鐵門彼此沉默地注視，從外面望進去，似乎望不見盡頭。
靠着窗外微弱的光線，我在鐵門外看見朱佳宇緩緩走到管教那兒，然後轉身、立正，低下頭，主動伸出雙手，等待管教給他上銬。這個監區的“風雲人物”，突然變得很順從。
鐵門打開後，朱佳宇的面容在光線下愈發明朗。他用力睜着一雙無辜的大眼睛，努力表現出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並不是我預想中那種陰鬱乖戾的氣質。朱佳宇看到我正在觀察他，依然用他的大眼睛，委屈巴巴地望着我。走進提訊室，穿過中間那道不鏽鋼鐵門，他還是不斷眨巴着眼睛，當他瞄向張濤時，才收斂了表情。
張濤簡單介紹了兩句，提訊就開始了。果然不出所料，朱佳宇還是辯解自己沒有脅迫王梅，“只是給她施加了一點精神壓力”。
“你只要回答這個問題，如果王梅沒有待在你製造的陰暗恐怖的密室環境中，不受你的脅迫，她在正常的情況下，會不會去殺掉韓桐？”張濤問。
朱佳宇愣了幾秒，供述稱：“她平常和韓桐的關係很好。正常情況下，她確實是不會去殺韓桐的。韓桐只是我的一個道具，我想通過對她的摧殘來控制王梅，她的死亡結果確實是我間接造成的。至於原因，是有很多的。我一直活得很痛苦。在我20歲出頭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只要活到30多歲就夠了，於是我產生了一種殺人然後自殺的想法。”
“王梅逃走以後，你開車跟蹤了一段時間，之後你被他們甩掉，接下來這段時間你在做什麼？”張濤問。
朱佳宇聳了聳肩，說：“我之前出去買了消毒粉、食用鹽和酒精，用來處理韓桐的屍體。王梅逃跑了以後，我知道她一定會報警。既然我想做的事情已經做了，要是能順利逃跑，也無非是再多殺幾個人，最重要的是我跑也跑不掉，所以一開始我就沒打算跑。我放棄跟蹤以後，就回到別墅去分割屍體，打算把屍塊混進沙石裡，再沉到河底。這樣一來，如果警察就算找到房子，找不到屍體也很難定罪。當時我就是想給警察們出道題，考考他們。”
朱佳宇交代稱，他在分屍時，累得停下了很多次，躺在破爛的黑皮沙發上，“我就想，何必讓警察那麼麻煩，本來也不打算逃了，就放棄了拋屍的想法，沒有對屍體繼續分解下去。”
張濤回到原來的問題：“爲什麼殺掉韓桐？”
“我看她很不順眼。”朱佳宇說的時候，眼睛飄向別處。
“只因爲這個，你就去殺掉她嗎？”張濤怒聲質問道。
“難道她不該殺嗎——”朱佳宇忽然咆哮一聲，面容瞬間變得猙獰。我停止敲擊鍵盤，觀察着朱佳宇的神情——除了憤怒以外，他的臉上帶着強烈的興奮，那是一種釋放惡意的興奮。假如他在當時作惡時也是這樣扭曲病態的表情，必然會給王梅留下嚴重的陰影。
此時，朱佳宇情緒激動，佩戴手銬的雙手猛擊着桌面，雙腿亂蹬。訊問椅前面的小桌和椅背是鎖死的，他的腰腹卡在椅子中間，亂蹦的樣子看起來恐怖又滑稽。
我又瞥了一眼張濤，他的思路並沒有被朱佳宇帶着跑，一直保持緘默，低頭喝了一口濃茶，冷冷地觀察着鐵欄對面的犯人，彷彿在觀看錶演。
朱佳宇鬧不動了，癱在鐵椅子上，消停了幾分鐘。張濤幾乎是一字一句地問道：“爲什麼說她該殺？”
朱佳宇沉默不語。
“爲什麼你說她該殺？”張濤並不急，加重語氣又重複了一遍，“在你眼中，哪些人該殺，哪些人不該殺？”
朱佳宇的身體驟然抖動了一下，望着張濤，欲言又止，嘴巴微微張開，緊接着又閉上了。
張濤沒有緊逼，繼續說：“我看了王梅的口供，說你穿着韓桐的衣服，腳上還穿着她的高跟鞋，這總可以說吧？”
朱佳宇似乎放鬆了警惕，說出一句答非所問的話：“因爲我是一個陰陽人。”
“講得具體一點。”張濤提示他。
“我有異裝癖，所以穿了韓桐的衣服。其實我並不清楚自己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爲是對還是錯。平常我認爲自己是一個男的，性取向很正常，但其他時候我又喜歡同性。這不是最主要的，我心裡還藏着一個暴君，不斷地辱罵、折磨自己，說我不該是一個同性戀……”
08
在朱佳宇的描述中，這樣的想法是在他大學期間產生的。起初，他拼命地排斥這種念頭，生怕發展成現實，要是被父親發現，“別說是毒打，說不定連命都沒了”。
那時正逢考研，他集中注意力放在備考中，念頭逐漸被淡化了。“考研的時候，我搬到外面一個人住，平常頂多是偷看一些同性戀的錄影帶，那段時間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有異裝癖。後來我跟王梅談了戀愛，喜歡同性的念頭暫時被壓了下來。王梅和我的性格很像，在我們的成長經歷中，父親這個角色永遠是缺席的，我們的感情更像是抱團取暖，或者說是對童年的補償”。
朱佳宇說，從小到大，父母幾乎都對他說過，後悔把他生下來，“你不應該來到這個世界上”。
“這導致我從小就有一種厭世感，做什麼都提不起興趣，感覺自己不值得被愛，只能努力裝出一副很陽光的樣子，因爲我只有這樣，別人纔會跟我在一起，我纔不會孤獨。我爸不在家的時候，我媽經常在我面前講他的壞話，說他在外面搞外遇，還說他是一個變態、同性戀，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在一起亂搞，她還對我說，‘你要是個女孩子該多好’。”
“後來有一次，我穿着女生的裙子在我爸面前亂跳，把他逗得很開心，他說我扮得很像。我記得那是他唯一一次誇我。同學們平常很羨慕我，覺得我家裡有錢，實際上只有我自己清楚，從小到大，我的內心一直是殘缺的，有個傷口早就潰爛了。”
“後來我遇到了王梅，她是我的第二任女友，很溫柔，是一個很好的女孩，但我跟她交往的時候，心裡總覺得缺了點什麼。直到2017年9月的時候，我逛了一個有名的GAY吧，後面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朱佳宇像是怕被打斷似的，用較快的語速一口氣說完，隨後便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分裂”的生活開始了——每天太陽升起，朱佳宇必須分飾三個“我自己”：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內在雌雄同體的“陰陽人”。這像一個鐵三角，似乎唯有如此，他才能在黑暗的內心深處苦撐住某種微妙的平衡。
這讓我不禁想起袁立軍在電話中說的，朱佳宇比常人對“掌控感”有着更執着的追求——按照袁立軍的解釋，“掌控感是必要的，它能夠稀釋生活中一部分的不確定性，可以緩解焦慮。但朱佳宇的內在是分裂的，充滿自我衝突，他渴求一種開放包容的價值觀和感情觀，同時又否定甚至鄙棄這種觀念。這時他就要隨時切換自己扮演的角色。”
這個解釋後來也在王梅的反饋中得到印證。王梅回憶說，2017年夏天，朱佳宇突然對她忽冷忽熱，她感到心煩，爲此總在韓桐面前抱怨。在韓桐的鼓動下，王梅找朱佳宇聊了此事，朱佳宇表達了歉意，說要好好補償她，當時他的解釋是：“最近狀態不好，我就想一個人待着，過幾天就好了。”
鑑定報告中還提到了一個關鍵點：朱佳宇在別墅中專門做了一個“換衣間”，那是他變換角色的地方。
“早晨六點多，我到‘換衣間’挑一件西裝，扮演自己本身的性別和角色，到單位上班，還有跟王梅在一起，有時候我會產生一種迴歸正常生活的錯覺。回家以後，我就想‘卸妝’，做一個女人，就像母親在我小時候把我打扮的那樣。半夜裡我去過一些偏僻的同性戀酒吧，跟其他的同性發生過關係，我偏好那種比較強壯的，感覺就像父親陪在身邊，而我是女兒。童年的我再努力，都得不到父親的愛，直到現在我也不是一個正常人，是畸形的人。但是，只要我扮成女孩兒，母親就會喜歡我，不會再責罵自己，父親也是。”
“我勸過自己，內心是‘陰陽人’也好，或者說雙性戀也行，這都沒什麼大不了的。可腦子裡有一種惡毒的聲音，罵我是一個變態、懦夫，說我對不起王梅，這個聲音讓我非常困擾。我去醫院檢查過，醫生問了我幾個問題，說我這個不是幻聽，給我開了抗抑鬱的藥物。後來到了2018年5月那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事。我的性格就徹底變了。”
“講清楚一點，你遇到了什麼事？”
“我過去有一個固定的同性戀人，叫白世泉。我們在2018年4月底分了手，那陣子我的心情很低落，就經常在半夜裡後逛那些酒吧，5月16號的半夜，我喝得有點多，等我醒來的時候，發現兩個男人在穿褲子，他們把我輪姦了。我沒臉去報警，想過報復，可後來也沒找到那兩個人，我也不能對任何人傾訴，就只能拼命壓抑着，覺得這都是自己的錯，接下來我的精神就真的出問題了。我懷疑那個姓袁的鑑定員沒有相關的資質，因爲我覺得自己肯定是有精神病的，他在鑑定結果告知單上卻寫着‘沒有’。”
朱佳宇的敘述很平穩，語速不疾不徐，也沒有任何情緒，彷彿在說一件與他自己無關的事情。提訊結束後，朱佳宇低着頭，拖着灰銅色的腳鐐走回監區，到了電子鐵門前，他突然擡起頭，衝着管教嬉皮笑臉。管教嫌惡地訓斥了一聲，用胸卡給他開了門。
光線照在朱佳宇身後，留下的陰影很長。
09
依照程序，王梅需要到檢察院做筆錄，並做同步錄音錄像。那天王梅提前了半小時到達檢察院，打了我的直線電話。
我趕到檢察院大廳，看到王梅茫然地站在中央。她的狀態很差，面黃肌瘦，衣服顯得寬鬆。她告訴我，案發後這段時間，辭職在家休養，食慾不振，突然暴瘦下來。
辦案區有一間休息室，我把王梅帶到那裡，讓她坐在沙發上稍事休息。剛踏進去，王梅警惕地打量四周，坐下後，她的十指用力交叉，迫不及待地詢問：“檢察官，你們能不能早點判我死刑？”
我解釋說，判刑是法院的職責，檢察院是依法審查起訴，並提出量刑建議。你是受脅迫的情況才動手，而且具有自首和坦白情節，這些都成爲法院判刑時的考量因素。
王梅愣了一下，瘋狂地抓撓着自己的頭髮：“我活得生不如死。”
事發之後，王梅就在母親的陪同下前往市精神衛生中心檢查，“醫生的診斷結果是創傷後應激障礙”。
王梅表現出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典型的症狀——那些創傷記憶以閃回的形式，在王梅的腦海中盤旋，“要是能忘掉就好了，結果我越想忘就越忘不掉，我以爲那些不斷出現的畫面，是大腦的一種自我修復”。
可是這種“自我修復”之於王梅，是不斷輪迴的恐怖地獄。她開始產生了一些奇怪的症狀——害怕看見時鐘。尤其是那種秒針在響的鐘表，只要一聽見類似的聲音，她就想起朱佳宇的房間，想起那個血色的48小時。接下來，強迫性的回憶就會持續整個晝夜。
性侵的場景不斷閃回，記憶中房間的陳設如此清晰，那張陌生又恐怖的娃娃臉，那個殘虐又滿含譏諷的眼神，時時刻刻浮現在她的眼前，“連方位也是一樣的，永遠在我的左上方，當時我躺在牀上，他俯視着我”。
每個清晨，在她意識甦醒的那一刻，記憶的水閘便打開了，創傷的畫面源源不斷地灌進來。最令王梅感到害怕的是面對記憶中的韓桐，當她回憶起韓桐被纏着膠帶，向自己求救的眼神，絕望和罪疚便會啃噬靈魂。
爲了自我懲罰，王梅不斷地詰問自己：“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長久的自我責難和“記憶反芻”，加重了王梅的抑鬱症狀，厭世、煩躁、失眠、閱讀困難。此前她已經辭職，與母親蝸居在小屋裡，親戚們目睹王梅從高峰跌到谷底，對她們母女報以嘲諷和白眼。母親的頭髮白了，她不忍心讓母親養着自己，卻無法振作起來。那些精神類的藥品很昂貴，而且收效甚微，她有些茫然無措，爲往後的日子發愁。這種焦慮反過來又惡化了病症，形成惡性循環。
“醫生說我的社會功能受到損害，很難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王梅說，不知從何時起，她開始害怕出門，以此來避免自己聯想起創傷。她偶爾出門看病的時候，“活像一隻過街老鼠”。王梅堅信自己有罪。那些迎面而來的灼人目光，無不讓她感到沉重的社會壓力。她看見路人們在等車時竊竊私語，覺得他們在小聲議論自己，好像是在說：“你看，這個女人她是一個殺人犯，竟然殺掉了自己最親的閨蜜。”
“大概是在9月中的時候，那天深夜，我夢見了小桐。”她夢見韓桐穿着平常的休閒服來到牀邊，低頭注視着王梅，一言不發。王梅像鬼壓牀那樣無法動彈，一開始有些驚恐，但很快又放鬆下來。即便韓桐做鬼來索命，她也坦然接受。她想跟韓桐說話，卻發不出聲。韓桐並沒有報復她，只是給她蓋嚴了被子，什麼也沒說，就從窗戶那兒消失了。王梅驚坐起來，哭得很傷心，內心積壓的情緒得到泄洪，卻必須緊捂住臉，不敢哭出聲響，不然母親又要擔心了。
王梅想過“一了百了”，卻捨不得母親。父母離異後，她和母親相依爲命。爲了走出抑鬱的泥潭，王梅不斷地刺激着自己的內心，就像在心靈深處植入電極。她在創傷記憶中品味着那種極端憤恨的情緒，這在最後指向了一個主題——復仇。
“我想過報復。”王梅坦言，“這是另一種一了百了，既然我已經殺過人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人，也沒有什麼不敢做的。老實說，我想過報復朱佳宇的家人，還有以前那些傷害過我的人。”
此時我聽到這句話，心裡“咯噔”了一下：王梅在“7.29密室殺人案”中，既是嫌疑人也是受害人。一般而言，從受害人畸變成犯罪人，在犯罪學中被稱爲“惡逆變”，這是一個犯罪動機形成的過程。所幸王梅說的這些僅停留在想法階段，之後便自動扼殺了。
王梅還告訴我，這幾個月她網購很多心理學書籍，幾個書櫥已經堆滿了，就只能堆在牀邊，像是在建造堡壘。大部分書沒有拆封，但她能“在這種囤積癖中找尋到安全感”。
不過，也正是由於這種囤積癖，王梅的生活遇到了轉折。
10
那天下午，王梅在家中接到承辦民警的電話。對方稱：“檢察官退回補充偵查了，我們有件事要問你，你認不認識白世泉這個人？”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王梅反問，“你們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電話那頭愣了半秒，沒等對方開口，王梅直截了當地追問：“你能不能送我去死？”
“這是什麼話？”民警很無奈，“你在刑拘的時候，就一直說這種話，現在你要配合我們把事實調查清楚，不是鬧情緒，用死來威脅。”
“那你們還來折磨我？”王梅按了免提，握着手機怒斥，“如果是你遭遇這些事，難道你不會瘋嗎？”
民警耐着性子，正準備給她說理，王梅打斷了他：“你不要再打電話了。”沒幾秒，民警又打來了，王梅按了關機鍵。以前她被要求24小時開機，但她怒火焚身，管不了那麼多，“生氣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有力量的”。
傍晚，那位民警帶人敲開了王梅的家門。王梅沒好氣地暗諷了幾句，民警也不生氣，向她推心置腹地講了一番話：“當初我們認爲你有殺人嫌疑，跟區檢察院報捕了兩次，但區院都沒有批准，說明案子是存疑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你也屬於被害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更明白你恨朱佳宇，也正因爲他可恨，所以纔不能讓他藏着餘罪。”
“餘罪？”王梅很好奇。
“對，我們懷疑朱佳宇身上還藏着其他案子。”民警跟王梅介紹說，朱佳宇是雙性戀，他有一個同性戀人叫白世泉，就在前幾天，白世泉的家人來派出所報案，說他們兒子失蹤了，找不到人，電話也關機，問了他的朋友也說沒印象。
之後，7月27號上午10時，鄰市垃圾場發現一段人體屍塊，警方接報後趕赴現場，此後又在郊縣農田的廢井內找到軀幹段屍塊，由牀單包裹。經過多方協查和DNA技術檢驗，確認死者系白世泉。
“可惜我確實不認識。”王梅失望地搖了搖頭，“我很想幫你們，這世上沒有人比我更恨他，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他是雙性戀，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在密室打扮成女人的樣子，你今天一說，我倒有點明白了。”
民警不願放棄，繼續追問：“你能不能回憶一下，被關在密室的前幾天，你跟朱佳宇有沒有聯繫過，他在做什麼？”
“被關在密室”——王梅聽到了這個語詞，“整個人像被捅了一刀”，身體抽搐了一下，她雙手捂住頭，沒有說話。
“那這樣，你先不要着急去想，但如果想起來什麼，一定要及時聯繫我們。你的每句話都可能是案子的突破口。”
民警臨走前，跟王梅講了一個他們根據屍檢推斷的關鍵日期：2018年7月26號。
過了兩天，王梅的藥找不到了，她瘋狂翻尋着藥袋子，母親趕緊陪她一起找。平常王梅把藥放在書桌邊上，現在並不好找尋——她在那裡囤積了太多東西。
案發前，王梅就有囤積癖，典型症狀是不捨得丟東西，“那些東西都是沒用的，但我就是捨不得扔，覺得扔了好像會失去什麼似的”。王梅回憶說，她的書桌附近總是堆積着雜物，“比方說時尚雜誌的過刊、包裝盒和藥品說明書”，母親說過她很多次，她並不願意改。“那時候我們把幾個袋子都找遍了，還是找不到，我就很着急，把那個灰色的像垃圾袋一樣的大袋子倒出來，就看到一張長方形的紙條”。
那是一張超市收銀條，印的文字已經黯淡，她把紙條放在臺燈下細看，上面顯示在2018年7月27號早上7：35分，花費6元，購買了一個熱狗麪包。
這個時間離民警所說的日期，隔了24小時不到，王梅回憶着這個紙條的來源：2018年7月27號那天是工作日，王梅平日上班，習慣提前半小時到單位，然後去食堂吃早餐，韓桐和她在一起，所以這個麪包不可能是她們兩個買的。
“這個超市的名字也很奇怪，我們單位附近是沒有這種超市的。”王梅這樣一想，頓時疑竇叢生，既然自己沒有在這家超市買過熱狗麪包，那麼這張收銀條又從何而來呢？
她像剛睡醒那樣，脫離了症狀的控制，集中注意力，回憶着7月27號到28號這兩天的經歷。
“我的記性一直很好，過去經歷的畫面可以從腦子裡構建出來。也是從那天開始，我終於明白自己爲什麼會有強迫回憶的症狀，那是因爲我平常就有回憶往事的習慣。”
王梅想起，7月28號那天，自己也去了朱佳宇的別墅，在等朱佳宇拿果汁的時候，她看到地板上有張收銀條，當時她以爲是從自己身上掉下來，就順手塞到她的牛仔褲裡。但這些都只是她自己的回憶，能不能作爲證據，她也不知道。存着一線希望，她還是撥通了民警留的號碼。
民警開車去了王梅家，隨行的還有刑科所的一名技術員，那名技術員戴着藍色手套，拿着收銀條看了一眼，轉頭對民警說：“這家超市就在案發地附近。”接着他把那張收銀條裝進透明的證物袋。
民警聽完王梅關於收銀條的疑問，回答說：“這個不難，我把收銀條交給咱們這位刑科所的兄弟，讓他們檢驗上面的生物痕跡，到時候我們再委託當地警方協查，調取那個時段的超市監控和收銀記錄，朱佳宇到底有沒有去那個地方，就能一目瞭然。如果真去了，他也抵賴不掉。”
11
很快，刑警隊那裡傳來捷報，經過偵查員的調查取證，掌握了有利的生物性證據。證據收集固定後，刑警們火速趕赴看守所，對朱佳宇做了突審。幾個星期後，這樁案子也移送到“重一”，我和張濤再次提審朱佳宇，一樁隱案也隨之曝光。
2018年7月26日晚8點，朱佳宇驅車前往白世泉的公寓。他這次見面的目的是爲了結束這段關係，最近兩人經常吵架，讓朱佳宇身心俱疲，“依靠變成了累贅”。幾周前，他們先後在酒吧和公園見過面，但是兩人的相聚，無非是“換個地方吵架”。
在房間裡，他們話不投機，火藥味越來越濃。白世泉責問他“王梅是誰”，朱佳宇懷疑白世泉偷看過自己的手機，否則對方怎麼會知道王梅這個人。
“我當然有自己的方法，你管不着。”白世泉避開鋒芒，“你以前發過毒誓，說永遠不會背叛，怎麼現在又多了一個情人？你在玩弄我嗎？”
朱佳宇沉默着，在對方的逼問下，他提了分手。白世泉的反應很激烈，朱佳宇回憶說：“那天他（白世泉）威脅我，說要把我的秘密全部抖出去，告訴所有人，包括我的朋友，還有王梅。”
“你瘋了嗎？”朱佳宇吼了一句，右手下意識地插進褲兜，那裡放着他平常防身用的折刀。他問白世泉：“你想要多少？”
“什麼多少？”白世泉沒有聽懂。
“你剛纔說這些，還不是爲了要錢？”
“你以爲我什麼都跟你一樣？”白世泉朝他冷哼了一聲，注視着對方，也正是這個眼神，爲他招來殺身之禍。
朱佳宇稱自己向來“對別人的眼神很敏感”，白世泉的眼神在他看來，頗具挑釁和羞辱的意味，刺激到了他敏感脆弱的內心。他感到白世泉的聲音越來越尖，耳畔嗡嗡作響，整個房間旋轉起來，“我一開始只是不想讓他這樣看着我。他的聲音很吵，我想讓他閉嘴”。
他推了白世泉的左肩，對方後退了半步 ，主動湊近的一剎那，朱住宇掏出了折刀，尖頭向着白世泉的下腹，他用了很大的力氣，直捅進去。
白世泉的五官絞成一團，捂着流血的肚子，跪在地上，對朱佳宇說：“你完了，我要報警，警察馬上就來抓你。外面監控那麼多，你跑不掉的。”
朱佳宇揚手打掉白世泉握着的手機，接着把對方撲倒，反手持刀捅進白世泉的胸、腹以及大腿根部，“我捅的時候很用力，知道他會死掉，但是我怕他真的報警，就想着快點捅死他”。
朱佳宇探了白世泉的鼻息，發現呼吸尚存。於是他的最後一刀，紮在白世泉的頸部動脈，隨後用枕頭蓋住白世泉的臉，白世泉的身軀短暫地抽搐，“過了大概幾秒，就不動了”。
朱佳宇握着刀，呆站在原地，“愣了一段時間”。牀單、牆壁和地板上全部換了顏色，取而代之的是扎眼的鮮紅，腥味瀰漫，強烈的感官刺激下，他心中的茫然壓過了殺人後的恐懼。從此以後，在他面無表情的陳述中，那個殺人的夜晚是紅色的，冷不防地插進記憶裡。當他還原作案經過，表情逐漸變得複雜，憤怒、哀傷還有驚恐。
朱佳宇脫掉沾有血污的衣服，換上了白世泉放在衣櫃的黃格子襯衫，又拿走了白世泉的手機，如果有人給白世泉發微信，他至少可以先冒充一段時間。
“我原本想把屍體弄碎衝進馬桶，但我以前聽白世泉講過，他鄰居9點半下班回家，當時已經8點40分了，我沒有充足的時間在屋子裡處理，只能出去拋屍。”朱佳宇找來兩個大號行李箱，分屍後用牀單和塑料袋包裹，裝入箱內，“然後我把所有房間的血跡都清洗了一遍，用拖把拖了兩次”。接着他拉着兩個行李箱下了樓，把箱子塞進後備箱。
白世泉的公寓在郊區，臨近兩省交界，朱佳宇開到附近的高速公路，“那時我心裡很亂，倒不完全是害怕”，多重情緒在他心裡咆哮着，他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好讓自己暫時鎮定下來。很久以後，朱佳宇坐在訊問室，回憶起當時的拋屍經過，說出了他的選項，這是他在警察那裡多次重複過的詞彙——興奮。
當然刺激和興奮是短暫的，他很快被恐懼吞沒了。“那時我覺得很可恥，不是殺人犯罪的那種羞恥心，而是我認爲自己不應該感到害怕。我父親從來都不讓我哭，也不允許我害怕，什麼情緒在他看來都要壓抑着，所有的時候都要表現得像個男人”。
那晚在行車途中，外面暴雨如注，雨刷器在面前揮舞着，他覺得“很麻煩”、“老天都跟自己作對”。他對殺人也毫無悔過之意，認爲殺掉白世泉只是在“解決掉一個麻煩”。
40分鐘後，朱佳宇到達相鄰城市的地界。雨勢漸小，朱佳宇四處找尋適宜的拋屍地點。
“我在空曠地停了一會兒，胡亂查了幾個郊縣，然後按照導航開到那裡，看到一個像垃圾場的地方，我就把其中兩個包裹扔進去，又花了一個多小時開到南邊的郊區，在大橋底下拋掉大腿部分，再不停地繞，繞到郊縣的農田。我下了車，看到有一口井，就把牀單裡的屍塊放到井裡，行李箱也扔了。那天半夜我拋屍的地方差不多有四五個，而且很分散。等我全部處理完，天已經亮了，我準備開車回到住處，結果油表快沒油了。”
朱佳宇開到最近的加油站，下車後，他看到車身滿是污泥，加油站旁邊有一家洗車店，他就把車開到那裡。夥計拿着水槍，遞給他一張黃色的優惠券，說店裡正在做活動。當時朱佳宇沒多想，隨手把優惠券塞進口袋。這是他的習慣性動作，任何東西都喜歡往兜裡塞。車清洗完，朱佳宇在便利店買了個麪包，照舊把收銀條塞進口袋，開車回家。
回到住處，朱佳宇沒有下車，他坐在車裡，端詳着左小臂的傷口。這是白世泉掙扎的時候，在他身上留下的。他撫摸着那道口子，然後用力按壓，把創口撐大，痛感更加強烈。“我重複這個動作，差不多持續了五六分鐘”。
“爲什麼這麼做？”張濤問。
“這種痛可以讓我清醒，還可以得到發泄。”朱佳宇進一步說道，原以爲殺掉白世泉之後，恐懼和茫然可以減緩他的憤怒，可是憤怒卻在無形中被加強了，他恨“自己當初沒有多捅他幾刀”，只能親身感受自己的痛苦，再來體會一遍剛纔殺人發泄的快感。
他無意中看向副駕駛座，這裡先後坐過兩人，一個是白世泉，一個是王梅。他突然看見白世泉正坐在身邊，頭靠在椅背，神情淡漠。他嚇得打了個冷顫，馬上從褲兜裡掏出折刀，給自己壯膽，眼前的人又不見了。他揉了揉眼睛，再仔細查看，身邊沒有人，車內寂靜無聲，連他自己的呼吸都聽不見。他懷疑自己聾了，手掌心在耳邊拍了幾下，聽覺卻很正常，“可能是自己精神高度緊張，然後產生了幻覺”。他深吸了一口氣，重新來感知現實，行爲卻變得異常。
朱佳宇供述稱，那時他出離憤怒，對着副駕駛座，狠捶了十幾下。就像報復一般，他確信剛纔的幻覺是對自己的嘲弄，是白世泉換了形式來傷害他。白世泉曾是他的依靠和精神寄託，直到後來，無論是出現在回憶還是幻覺中，白世泉的存在都象徵着冒犯。
12
“接下來你做了什麼？”張濤問。
“我把車洗了幾遍，還是有股味道，就把車停在別墅附近，用以前買的防塵罩蓋起來，兩天都沒有開。王梅問過我，怎麼不開車了，我說車子有點問題，到時候託朋友拿去修……”朱佳宇說。
“不要說這些廢話。”張濤打斷了他，“聽清楚問題，你接下來做了什麼？”
“我想殺掉韓桐。”朱佳宇的眼神冷冽如刀。
“爲了什麼原因想殺掉她？跟你捅殺白世泉的事有沒有關聯？你做了哪些準備工作？不要避重就輕，你得說清楚。”張濤說。
我看了朱佳宇背後的電子時鐘，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張濤並不焦躁，好像下了決心，要把朱佳宇的案子捋得明明白白。
“講了又怎麼樣呢？跟你講了，你也不會理解我。”朱佳宇有些不耐煩，語氣很衝，“再說了，我本來就背了韓桐這條人命，殺白世泉的案子也被你們查出來。我現在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我想說就說，不說又能拿我怎麼樣？”
張濤毫不生氣，喝了口濃茶，凝視着朱佳宇：“既然你喜歡繞圈子，那我就先跟你說點別的，就說我自己的心裡話吧，你一個29歲的小夥子，血氣方剛的，朝女同志身上發泄，把自己的女人也弄瘋了。”
朱佳宇很煩躁，打斷張濤的話：“你直說吧。”
“看不起你唄。”張濤白了他一眼，進一步解釋說，檢察院不會對嫌疑人進行套供、誘供，朱佳宇說和不說，這是他的權利，但根據現有的證據，足以認定朱佳宇構成故意殺人罪，而且他爲了掩蓋犯罪事實，分屍後遠距離多點拋屍，手段殘忍，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如果你現在還有什麼想說的，就趕緊說吧。”張濤嘆了口氣。
朱佳宇低下了頭，若有所思。大約半分鐘後，他終於開口了：拋屍後的當晚，他穿着白世泉穿過的黃色格子襯衫，進了“換衣間”，在鏡子前晃盪，“腦子裡浮現出兩個畫面，一個是以前和白世泉相處過的回憶，一個是他倒在血泊中的畫面”。
再想起自己和白世泉相處的日子，最後他坐在地板上，面對鏡子，忍不住痛哭起來。“那時候我才知道自己這輩子毀了，白世泉他沒有說錯，警察很快會找到我，拋屍拋得再遠，他們也會把我抓住。”朱佳宇說，“既然我已經毀了，那我應該毀掉別人，不能只讓我一個人毀滅，這對我不公平。”
這段話令人匪夷所思——有時我們並不能用邏輯去理解犯罪人的惡，因爲他們的惡通常都沒有邏輯。
在朱佳宇眼中，韓桐平常留着短髮，臉部線條硬朗，性格大大咧咧，有一種“中性美”。接觸久了，朱佳宇覺得與王梅相比，韓桐纔是“理想型”，“王梅只是性格和我比較像，但後來我對韓桐更加感興趣”。朱佳宇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麼韓桐可以是完美的“雌雄同體”，將性別中的“陰與陽”結合得恰到好處，而他自己卻只能守着這個秘密並以此爲恥？除了戀慕之外，他承認對韓桐竟然懷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嫉妒，“爲什麼我不能像她那樣？”
拍完視頻的第二天，朱佳宇還是扮着女裝，他想展示另一個自己，卻受到了韓桐的嘲弄。“也許韓桐只是開玩笑，但是那些話，還有她的眼神，就像在看我的笑話一樣，讓我很受刺激，我懷疑她早就看穿了我的秘密，用來羞辱我。我不能允許別人戳心裡這塊傷疤，任何人都不行，所以她要付出代價”。
“那爲什麼脅迫王梅去殺人？”
朱佳宇的臉越來越陰沉：“這樣我不會有太多的罪疚感，何況我跟白世泉吵架的導火索是因爲王梅。我想，既然同性的戀人已經被我殺了，現在留着王梅也沒什麼意思，不如把她跟韓桐一起毀掉。我很瞭解王梅的致命弱點，比如她害怕密室，我的別墅正好有一間毛坯的地下室。她跟韓桐關係很好，逼她動了手，她肯定會崩潰，跟死人就沒什麼區別。我在7月27號左右，也就是拋屍的那天中午，找了一名維修工，給地下室和三樓一個房間簡單改造了一下，然後開始實施我的計劃，安眠藥物是我以前配的，放在她們的飲料裡面。”
爲了抵抗內心的慌亂和罪惡感，朱佳宇選擇了一種病態的“自我欣賞”，他交代說在王梅逃走的那天，他回到另一個暫住地，對鏡中的自己說：“我是一名連環殺人犯。”
提訊結束了。朱佳宇在簽名按手印的那一刻，眼裡閃過淚光，很快被他用手背拭去了，他又換回了那張陰鬱的面容。
接着，我們把朱佳宇帶回監區門前。照我以往的經驗，重刑犯到了監區，不太會回頭。可是朱佳宇剛邁進第三監區，便迅速地回望過來，眼神中的情感很複雜。他的目光從我和張濤身上掃過，停留在我們身後的長廊，也許那是他對生的留戀。
“他並不值得同情，到了法庭上肯定還會翻供。這是可以預見的。”張濤轉頭問我，“你怎麼看待朱佳宇剛纔說的那些話？”
“我們第一次提審他的時候，他其實在說謊，今天他講的這些內容，反過來證明了這一點。他以前交代說，跟白世泉在2018年4月分的手，但他們真正分手的時間，是在今年7月，至於他說在4月被人性侵，目前也存疑，不排除杜撰的可能，也許他想把這個事情當作患精神病的刺激條件。另外，朱佳宇說的性別錯亂還有異裝癖，我個人認爲這是他在壓力狀態下的病態反應。這個嫌疑人非常敏感，警惕性很強，疑心很重，心理免疫力相對較弱，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種‘適應不良’，無法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反覆提到的內心的暴君，我個人理解成‘病理性超我’，這讓他活在理想和現實夾縫當中，他需要釋放能量，卻又對此給予道德審視，過得生不如死。雖然這樣講，但不論原生家庭還是個人經歷，這些都不能作爲他實施犯罪的理由。”我說。
張濤沉吟片刻，說：“我在‘重一’待的時間最長，辦過很多像朱佳宇這樣的殺人犯。我覺得，人類和動物的區別之一，就是人有罪惡感。到了犯人這裡，他們在作案前，最想消除的就是這種感受，這樣他們才能沒有任何負擔地作惡，我把它稱爲嫌疑人的心理建設。我最早辦案的時候，幻想過某些犯人良心未泯，存有最後一絲所謂的人性的微光，可即便這種微光出現在犯人心裡，他們也會迅速踩滅，防止灼傷自己。不過，話說回來，人總不能永遠待在黑暗裡，放棄尋找這種光。這也是我一直待在‘重一’的原因。”
尾聲
2018年12月底，朱佳宇被法院判處死刑，王梅被免於刑事處罰。朱佳宇不服判決，當庭表示上訴。
四天後，朱佳宇在看守所寫了上訴書，認爲鑑定機構沒有相關資質，申請重新做精神病鑑定。檢察院經審查後認爲，“現有的精神鑑定於法有據，法律手續齊全，程序合法、規範，鑑定報告符合相關規定。上訴人朱佳宇也多次供認其精神狀態沒有問題，故應當採信該鑑定意見，無重新鑑定之必要”。同時，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朱佳宇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上訴人朱佳宇的相關上訴理由，無事實、法律依據不能支持，建議二審合議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裁定與檢察院意見相一致：朱佳宇犯故意殺人罪，被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梅被定罪免刑。
次日清晨，張濤收到了一面錦旗，是由王梅的家屬親自送到檢察院的。他收到後，一度想將錦旗退回，“我自己只是依法辦案，錦旗受之有愧。這個案子太過沉重，幾個家庭就這樣毀了”。
同時，張濤協助受理了韓桐母親的訴請，由於女兒被害，丈夫也已病逝，生活困窘，於是檢察院的控申部門爲韓桐母親申請了國家司法救助金。市檢察院爲王梅委派了心理諮詢師。王梅坦言，接受心理諮詢的同時，她定期去市精神衛生中心複查，每日按時服藥，“目前只能與症狀共存”。
今年的“檢察開放日”，王梅專程找到我，講述了自己這幾年的近況：她攢錢開了家花店，每晚她給自己和逝去的韓桐寫信，之後改爲寫日記，如今她已經寫了三大本。她不確定病情是否好轉，“至少我對症狀不那麼敏感了，有時還會夢見小桐，醒來哭了一會兒，就又睡着了”。
我對她說，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探討。將犯人繩之以法之後，被害人該如何面對創傷後的生活？對被害人而言，比案件更驚心動魄的，是生活本身。因爲生活是“平靜下的風暴”，將會給她們帶來更多的麻木和絕望。
“這個案子給我的感觸很深，我很想把它寫下來，不知道你是否願意？隱私方面會做保護處理，但我最擔心的是可能會對你造成二次傷害。”
“不，我反而希望你能把這個案子寫下來，這些記憶困擾了我幾年，直到現在我纔有了面對它的勇氣。”此刻王梅的目光變得堅定，“我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人，或者有這樣一個羣體，在案件留下的創傷中痛苦地掙扎着。”王梅想借這個機會，告訴“她們”：也許走出陰影很難，但即便這個世界並不溫柔，前路再黑暗，也不要犧牲內心的善意。
王梅凝望着手中的摺疊傘，對我說，這幾年的清明，她總會乘坐客運大巴前往墓園，由於祭掃高峰，路途擁堵，光是車程就要耗費半天的時間。她總是撐着黑色的傘，默默地躲在墓地附近，等到韓桐的家人離開，才佇立在碑前，凝視着韓桐的照片。
那張是王梅給她拍的，是她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中韓桐笑得很甜，正如她以前陪伴王梅的時候。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爲化名）
作者：左權
編輯：沈燕妮
題圖：《六慾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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