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做好港澳兩制 開放看待臺灣方案
旺報社評
美國國際關係大師艾利森日前提出「兩岸新方案」概念，引起兩岸學界見仁見智的討論。外界多聚焦在「新方案」三個字，卻忽略艾利森立論的背景是認爲「一國兩制」已無法解決兩岸問題，纔會提出「新方案」。臺北和北京都不會接受艾利森的論述，但2年來中美關係、香港、臺灣內部情勢都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都需要務實地從艾利森的邏輯中做更多思考。
一國兩制需與時俱進
2019年初《習五條》橫空出世，其中「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是北京提出的遠景，卻在臺灣掀起超級風暴，這應該是陸方決策層始料未及的。一方面因爲《習五條》發佈的時間點剛好踩在2020選戰開端，順勢成爲民進黨操弄民粹的「抗中神器」，導致藍軍大敗。另一方面就不得不提到當年6月爆發的香港「修例風波（反送中）」，逼迫北京不惜以改變香港政治遊戲的規則爲代價，大刀闊斧整頓治港體系、重塑在港權威，因而受到西方及臺北官方強烈的質疑與批判，「一國兩制」成爲全球輿論的衆矢之的。
兩者效應疊加，造成「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尷尬處境，北京多談無益，臺灣藍營避之唯恐不及，讓民進黨獨享話語權優勢。問題的核心在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原本是用來向臺灣示範，兩制應足以解決制度差異問題，彰顯統一的優越性，如今卻在香港出了大問題。
一國兩制需要與時俱進，如果把「臺灣方案」視爲一種進化，那麼「一國」與「兩制」的基點何在？如何解決兩岸制度與價值觀差異的問題？如何過渡？這一切都是空白。應從這個邏輯理解艾利森提出的「兩岸新方案」，北京若不放棄和平統一的目標，就需要深度思考這些問題。
陸方常指責臺灣對香港政治的評論是「說三道四」，宣稱「一國兩制」在香港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實事求是，正是因爲「兩制香港模式」運行20多年來出現了不少問題，纔會促使北京在「修例風波」後透過訂立《國安法》、新設立機構、大幅人事調整等形式強勢介入，以落實北京口中「填補制度漏洞」的目標。因此，客觀地指出「兩制香港模式」存在的問題，並結合臺灣現行體制、主流民意提出務實建言，點出「兩制臺灣方案」難以迴避的深層次矛盾，應該不屬於「指手畫腳」。
普選關鍵性難以迴避
如果從善意角度來理解，「一國兩制」是尋找最佳平衡點的統一形式，那麼，背後的理念應是「求同存異」，「同」即一箇中國，或者一個政治共同體，「異」即港澳乃至臺灣，都可以在一個國家之下保留自己的特色、實行當地民衆願意接受的制度，這也是習近平「心靈契合」的關鍵。如果北京認爲，目前香港「兩制」還有很多不足，需要繼續完善，需要重新贏回港人信任，那麼對「臺灣方案」就要更加審慎，更需要納入臺灣的民意基礎，而不是由北京單方強勢主導。
香港兩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對普選的討論。普選是中英香港問題談判與《基本法》中最有分量的內容之一，香港民意對普選的執念，構成當地民主派持續獲得支持的動力，香港政治情勢短短几年內急轉直下，自然和2014年普選進程中斷有關。在臺灣，無論民進黨，還是藍營、臺灣普遍民意，都把北京是否願意讓香港實現普選，作爲觀察「一國兩制」是否有效、有吸引力的指標。
在現階段情勢下，北京不會考慮普選，更擔心特首選舉成爲外部勢力介入、顛覆政權的工具，加強國安、解決好經濟問題，纔是當前北京治港要務。當然，北京大可以辯解，當年人大常委會早就提出北京認可的普選方案，只不過是泛民無理阻撓才讓普選案夭折，但事實上正是因爲普選方案在港爭議巨大，連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都「跑票」，纔會形成僵局。
北京強調「一國高於兩制」、「國家安全優先」、「愛國者治港」，但難以迴避普選是落實「港人治港」、體現「一國兩制」優越性的關鍵。畢竟普選是主流香港民意期待的目標，也是臺灣自1980年代以來已經選擇、鞏固的制度，這是臺灣社會對大陸「統一方案」能否產生信任和認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