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證》：全景式地展現戰疫進程
2月12日，醫務人員在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前豎起拇指爲自己和同伴加油鼓勁。新華社記者 肖藝九攝
在衆多反映新冠肺炎疫情的文學作品中，由劉詩偉、蔡家園共同創作的《生命之證》（《中國作家》雜誌紀實版2020年第10期），不僅客觀記錄了2020年寒春之際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過程，也表現了作者對於人和自然、人和社會種種關係的深入思考。
真實性是這部報告文學最爲突出的特徵。《生命之證》的素材來源於兩位作者親臨一線採寫而來。作品從科學的角度觀察和分析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喚醒了真實性和科學之間的關係，客觀地呈現疫情來臨時的社會心理。這種基於科學觀察與分析的視角，構成《生命之證》對於疫情分析的基石。對於疫情期間出現的種種社會心理狀態，兩位作者深刻地認識到，是由於“缺乏醫學、流行病學、人類學、經濟學、相關歷史知識與社會管理學等方面的思想資源，無法與疫情現實對話”。隨着對疫情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兩位作者對整個抗疫行動進行了清晰的描述。
秉承科學觀察與科學分析的理念，《生命之證》表現了全社會對疫情的認識逐步加深的歷史過程，同時也表現了抗擊疫情的措施、方式日漸步入合理和科學的歷史過程。對病毒的認知和對疫情的防控，受到認知能力、檢測能力、上報路徑、研判方式等因素的影響。它其實體現了人類社會面對自然時的一個正常反應。從這一點來看，抗疫文學不再是簡單的災難文學，其實是生態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它體現了人和自然之間關係的思考。有些描寫疫情的作品，一味地強調一些不願意看到的社會現象，卻忽視了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是由於科學認知限制。在認識出現偏差情況下，一些抗疫文學就會把目光聚焦在“災難”的宣泄和敘述上。這樣來處理疫情敘事，顯然是有失偏頗的。《生命之證》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迴歸科學理性，對疫情作出科學評判和敘述。
全景式也是《生命之證》的一個重要關鍵詞。作品對疫情至今的整個過程展開了詳細描述，讓人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過程有了全方位的認識。在人與病毒搏鬥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人類社會與病毒做鬥爭的波瀾壯闊的歷史情境。家庭、社區、醫院、政府機構等社會組織單元，都充分調動起來了。爲了濃墨重彩地描述抗擊疫情的社會畫卷，《生命之證》將筆觸對準抗擊疫情的各類人物羣像：有在一線奮戰的武漢醫務人員，有逆向而行的醫療隊員，有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和患者等。作品對各類抗擊疫情的人物採訪，細緻呈現了抗疫的複雜性與艱鉅性，描繪了武漢戰疫的全景圖像。
全景式反映社會生活本是中國當代文學重要傳統，尤其在反映社會生活真實面貌和社會本質上，有着特別的價值。但是，自從當代文學“向內轉”和追求“純文學”之後，全景式反映社會生活的傳統被放逐。而敘事形式、個體精神、內心世界、慾望、身體等成爲文學敘事關注的重點。全景式敘事被放逐之後，當代文學也喪失了反映社會真相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功能。所幸新世紀以來，一些小說家在表現中國農村社會變革尤其是精準扶貧上，開始恢復了全景式敘事的基本功能。《生命之證》採取全景式反映社會生活的方式，爲展現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畫卷，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生命共同體的建構是《生命之證》最終旨歸。這是一部反映生態危機的報告文學。正是人和自然之間關係的失衡，原本生存於自然界的冠狀病毒得以以人爲宿主，並具備強大的傳播能力。《生命之證》描寫了新冠病毒的傳播能力，對新冠病毒造成的生命危機，包括因此而造成的醫療擠兌狀況，有着比較充分的敘述與描寫。當然，《生命之證》描寫種種危機的目的蘊含着深刻的反思：要給自然以必要的道德關懷，否則，人類就要爲此付出慘重代價。
生命共同體理論也是人民中心論的重要體現。書寫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措施，也是《生命之證》的重要內容。作品從多個角度描寫了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指導下，全國一盤棋星夜奔赴武漢的情景：軍隊火速支援武漢，全國各地迅速組織醫療隊，馳援武漢，一線醫生護士捨生忘死，社區工作者和志願者廢寢忘食。
《生命之證》還書寫了全球性共同抗疫情況。疫情出現以來，海外華人和國際友人第一時間爲武漢人民捐贈防護物資。而在武漢疫情控制住後，武漢也指導國外疫情依然嚴重的國家和地區正確抗擊疫情。對於疫情的理解和防護措施的理解上，有文化的差異性。但是，生命至上的理念，已經超越了國家、種族、制度和文化的區隔，把世界各國人民聯繫在一起。《生命之證》對於國際友人的訪談，充分表明了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各國人民在抗擊疫情的鬥爭之中，建立起了生命共同體。
疫情發生後，基於疫情的敘述，作家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對於生命都有一個全新的認識。《生命之證》對於抗疫敘述給我們帶來了諸多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如何再次迴歸到有力地闡釋中國當下社會發展的道路上來，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