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李登輝的隱忍之路（戚嘉林）

坊間曾出版描述李登輝總統二進二出共產黨的書（圖：中時檔案照）

李登輝在其2005年3月出版的日本學者吉田勝次對談錄《自由的苦澀》一書中，承認他在1948年「二二八事件」後，曾經加入反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紅色組織；在臺灣，因臺灣是一個海島，四周環海，人民無法外逃，故國民黨在島內有絕對的控制力量。此外，由於這次內戰是國民黨失敗與共產黨獲勝，國民黨乃在最後據點的臺灣，進行政治上剷除中共人員的大整肅。

●李登輝可能出賣同志

大整肅時期，爲了保衛最後的疆土臺灣，爲了鼓舞士氣並防止中共的滲透顛覆，國民黨政權在臺灣鎮壓中國共產黨不遺餘力。凡是與「中國共產黨」沾上邊者，幾乎莫不遭到逮捕、酷刑、坐牢或處決。

那個時代，所有留在臺灣的李登輝「中國共產黨」同志，均遭逮捕、坐牢或處決。例如曾於1947年10月由李登輝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葉城鬆，及曾在李登輝住處參加讀書會聚會的共產黨員楊廷椅，均遭逮捕並處死，尤其是葉城鬆案，在安全局的秘密檔案中，清楚地記載李登輝不但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是葉城鬆的介紹人。也就是說，情治單位已經知道李登輝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然而，李登輝卻能安然無恙。在那個政治大整肅的時代，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如果未曾出賣同志而能安然無事者，實在是不可思議。因此，臺灣著名歷史學者李敖就懷疑李登輝曾出賣他的中國共產黨同志。

●李登輝自新

1950年10月，政府宣佈「自首辦法」。當年，李登輝向保安司令部辦理「自新」，脫離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並由其老師徐慶鍾（臺灣台北市人）作保，續由當時擔任臺灣省 「農林廳」廳長徐慶鐘的保薦入臺灣省「農林廳」任職。接着，在徐慶鐘的協助下，李登輝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1952年3月，李登輝赴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lowa State University）深造，1953年4月獲碩士學位返臺。因徐慶鐘的再次提攜，李登輝升任「農林廳經濟分析股」股長，另併兼任臺灣大學農經系講師。

李登輝留學美國期間1952年7月的某一天，他一位好友的弟弟密訪他的太太曾文惠，通知其兄長明天將被政府處決的消息（其兄長是曾與李登輝一起讀《資本論》的讀書會成員），並告稱警備總司令部已經全部調查過當時讀書會成員的名字，所以你們也要小心一點，曾文惠聽後很是驚恐，當時的國際電話不容易打通，如果寫信，則恐信件遭郵電部門情治人員的安檢，故不敢寫信告訴李登輝。後來，曾文惠終於察覺，李登輝之所以會去海外留學，除了熱衷學問外，或許還有其他的考慮。

2009年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參加「簡吉與日據臺灣農民運動」特展開幕，由於簡吉當年爲臺灣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員，因此展場內也有曾加入共產黨的前總統李登輝照片，讓馬英九饒富興味地停下腳步觀看。（圖：中時檔案照）

●調查局拘禁

1953年4月，李登輝學成返臺，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派專車至機場接機。然而不論是在機場或是在車上，曾文惠均末向李登輝提及友人被政府處決的事。直至回到重慶路的住處，曾文惠才告訴他友人被處決的事。李登輝聽了只是點點頭，沉默不語。

在農林廳任職一年多後，李登輝於1955年辭去工作，轉任合作金庫研究員，仍兼臺大教職。1957年，李登輝應謝森中先生（廣東梅縣人）之邀，入「農復會」 任職，並於1958年出版其與謝森中先生合著的《An Analytical Review of Agrie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put-Output and Productivity Approach》一書。

臺灣人蔡孝幹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瓦解後，陳福星（臺灣台南人）召集幹部重建省工委組織，委員包括曾永賢、蕭道應、劉興炎等人。1960年，蕭道應（臺灣屏東人，臺北帝大醫學院畢業，1940年潛赴大陸參加抗日）向調查局第三處處長牛樹坤自首，除供出位於高雄旗山的武裝基地，也提及李登輝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事。

當時在「農復會」當技正的李登輝立即被逮捕收押。據曾與牛樹坤一起應訊李登輝的谷正文回憶，「在應訊中李登輝以很誠恩的態度坦承了參加中共在臺地下活動的經過，他說『那是一個青年學生的錯誤，請你們給我機會悔改』。」隨後，李登輝被關押在調查局（臺北新店）的禁間所約4個月。那時，李登輝在農復會當技正。農復會委員沈宗瀚乃委託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梅彥士向調查局交涉。

調查局局長張慶恩認爲本案已事隔10年，不致危害國家安全，同意由沈宗瀚保釋，李登輝方獲自由。

●謷總約談

1960年代中期，在農復會的李登輝，因無博士學位，未能升任該會「農業經濟組」組長。據其恩師徐慶鐘的回憶，李登輝爲此情緒頗爲不穩，甚至懷疑外省人欺負本省人，故意不讓他升官。因此，李登輝打算出國深造。

1965年秋天，李登輝獲得美國洛克菲勒（Rockefeller）財團與康乃爾大學合設的獎學金，前往康乃爾大學深造。1968年，李登輝獲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隨即返臺，擔任農復會技正兼臺灣大學教授。李登輝的博上論文題目爲「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1969年8月，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將該論文選爲「年度最佳論文」。

1969年6月某日清晨，天剛蒙亮。李登輝突被警備總司令部（簡稱警總）派人自家中帶走，直至晚上11時左右方回家。李登輝的妻子曾文惠回憶稱「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的最長的一天」。那時，在一個星期之內，每天都被警總官員請去約談，內容重點大多是有關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的事。

約談結束臨走時，那位警總人員告訴李登輝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李登輝聽了很是高興。很顯然地，李登輝知道自己通過了蔣經國的安全考覈，展望未來，將是光明的前程。當然，這也是李登輝最後一次被情洽單位約談。

1970年，李登輝出任農復會經濟組組長。在白色恐怖時代，政治犯如果遭到情治單位的逮捕，可說是幾乎都會遭到情治人員對當事人的刑求屈辱。李登輝案情的嚴重情形，是嚴重到雖在臺灣大學任教，卻仍於1960 年關押4個多月。且在調查局應訊時，李登輝身上的腰帶、手錶也被卸下，更何況還有1950年代向情治單位的自新應訊。合理的推斷，李登輝一生不但曾遭外省情治人員的偵訊屈辱，也必曾遭外省情治人員的刑求屈辱。

回首前塵，李登輝遭受外省情治單位的政治監控長達20年之久，期間並曾遭情治單位的逮捕、偵訊、刑求、關押、約談等的各種屈辱，以人性的常理推斷，他對外省人豈止蔑視，當是痛恨不已。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大環境下，李登輝只有將此恨意深藏心處。

【戚嘉林專欄每週六刊出】

來稿請寄：[email protected]，史話專欄歡迎書摘合作與歷史相關文章、照片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