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隆昌案】林俊宏／當污點證人的「補強證據」充滿漏洞
●林俊宏／律師、專利代理人。現任司改會監察人暨常務執行委員、冤獄平反協會監事。
「污點證人」的議題，在王隆昌案於2019年2月15日的遞狀記者會後，又再度引起討論。
「污點證人」在意義上並不難理解，就是共同參與犯罪的人，出庭指證其他涉入共同犯罪的被告。這樣的證人與一般未參與犯罪的清白證人不同，是涉及犯罪而帶有污點的，所以稱之爲「污點證人」。除此之外，與一般證人有所區別的是，「污點證人」在作證之前，已經與檢察官達成一定的協議，以指證他人而換取一定的免責，因此，這個制度比較精確的用語，應該是「證人免責」制度。
「污點證人（證人免責）」制度的產生，是鑑於某些具備隱密性、組織性、重大性、國際性的犯罪類型（如組織犯罪、貪瀆、恐攻⋯⋯等），司法機關因爲取得證據相當的困難，因此透過免除刑事責任的方式，策動部分參與犯罪之人出面作證，以供出整體犯罪結構。因此，「污點證人（證人免責）」的制度，在客觀上確實有其需求及必要性。
然而，也因爲「污點證人（證人免責）」具備了利益交換的特性，因此，證人爲了能夠確實取得免責的利益，往往會「儘量」配合檢察官的需求，甚至做出「超越事實」的證詞。針對「污點證人」這樣的特性，我國最高法院也曾明確指出：「從而適用上開規定（按：指證人保護法的規定）之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爲避免其有爲偵查機關誘導，或爲圖邀輕典而爲不實供述之可能，以擔保其所爲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共犯）之供述（即供出該案之其他共犯事證之陳述）之真實性，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供述爲真實之補強證據，俾貫徹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及嚴格證明之基本原則。」（最高法院95年度臺上字第483號刑事判決），說明「污點證人」的供述可信性較低，而要求「污點證人」的供述必須要有其他足以令人確信其供述爲真實的補強證據來補強，才能擔保供述的真實性。
▲王隆昌（持麥克風者）與民間司改會到最高檢察署，要求提出非常上訴。（圖／記者吳銘峰攝）
然而，問題就在於我國實務對於「補強證據」的認定，究竟什麼樣的證據能夠當做補強證據？能補強到什麼程度？由於欠缺明文的規範，以致於操作上存有許多模糊的空間，許多的冤錯假案即因此而生。
最高法院雖曾以73年臺上字第5638號刑事判例指出：「被告之自白固不得作爲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茲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爲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施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之自白爲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描繪出「補強證據」的輪廓，但在這樣的標準之下，幾乎什麼證據都可以用來補強，最終就是交由法官自行綜合判斷。這樣的補強操作，在王隆昌案顯示出來的就是，幾張沒有辦法特定人事物的發票，就可以用來補強污點證人的供述，讓污點證人的供述可以用來認定被告有罪。
法院對於補強證據寛鬆操作，一方面等於是墊高了污點證人供述的證明力，另一方面則是大幅降低了檢察官的舉證負擔。如此一來，檢察官幾乎只要找到願意擔任污點證人的人，被告的抗辯生路大概就斷絕了。但是，顯而易見的，給予檢察官這樣的舉證優惠是非常危險的，因爲檢察官幾乎不需要去檢驗證人的供述是否爲真，也不需要進行其他的蒐證，反正，只要有一個污點證人，法院就會買單，就會依檢察官的起訴判決被告有罪。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利用這樣子的證明漏洞，就可以輕易的構陷一個無辜的人，讓清白的人輕易成罪。
「污點證人（證人免責）」制度基於偵查實務上的需求所建構，但如前述，污點證人的供述是具有高度風險及不可信的疑慮的，因此必須透過其他的管控機制來避免不可信的證詞進到法院，然而，我國正因爲法院對於管控機制的缺失，以致於有問題的證述仍然可以進到法院，甚至判決被告有罪，因此，實在有必要好好檢討「污點證人（證人免責）」制度，避免再讓具有高度風險的證據進入法院，造成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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