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明朝那些事兒》是當年明月寫出來的,不是歷史教授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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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乎有這樣一個熱點話題 ,爲什麼《明朝那些事兒》是當年明月寫出來的,而不是歷史教授寫出來的?
史書的最高境界就是流水賬當年看過一篇描述明末戰事的文章,有兩句話總結很好,“難爲的奸臣,無用的忠臣”。明月寫的是通俗讀物,顧誠那是嚴謹治學,場景、受衆不同。其實,只要不歪曲史實,無論採用什麼載體,都沒問題,載體越豐富,傳播越廣泛,關注度越大,就能讓治史本身更有意義。明朝那些事兒屬於歷史啓蒙書籍,對於一般人來說,不去看其他網絡小說去看它,已經是值得肯定了,相應的,這本書只要不存在原則性問題或者大面積錯誤,就不會被否定,話說回來,他也一直沒承認過是研究歷史的,人家gwy當的蠻好的,是一部分讀了這本書的人,自以爲有優越感,硬拿這本書碰瓷歷史圈。我把《明朝那些事兒》當評書相聲聽,至少聽了5遍了,原來對明史基本一無所知,現在至少明朝的大事件基本明瞭,確實是一部很好的科普性歷史書,普通老百姓讀歷史很枯燥,讀不下去,也記不住,當年明月把歷史當故事講,對歷史人物夾雜了大量個人的評價和喜好,看的人自己要有鑑別力,不能帶偏。
雖然過去好久了,但既然看到了我還是簡單說說吧。熱評第一有人談歷史與歷史學家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我還是有點感觸的。歷史是客觀發生的、真實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無論歷史學家怎麼解讀怎麼分析,真實歷史都是那樣的,並不是說有歷史學家纔有了歷史,我們可以說有了歷史學家纔有了歷史學,但歷史是確實存在的,這一點誰都無法否認。大學專業課老師第一堂課第一句話就是問我們,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沒人能給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答案,但我想,歷史學的存在是人類探索求知慾望的表現之一。那麼歷史學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想我的答案就是流傳很廣的那句話,“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無數的歷史學者根據自己找到的蛛絲馬跡(古籍、古蹟、文物等等)試圖還原出他們認爲的歷史真相,追求準確客觀。但歷史已經發生了,後人再怎樣試圖還原都不可能完全呈現出當時的真相,做不到完全客觀準確。所以對歷史學來說其實後面那句話更重要,也就是“成一家之言”,只要沒有基本的邏輯錯誤或是史料錯誤就可以作爲對歷史真相的一種解釋,這也正是大部分歷史學家所追求的東西。歷史就是這麼的撲朔迷離,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明朝那些事兒是我看的最爽的一本書,當時看完了竟然有種惆悵,因爲感覺是一個好朋友離我而去了,而且我可能再也讀不到這麼好看的歷史書了。
萬曆十五年的中一句話我覺得說的很好,只有鄭貴妃把萬曆皇帝當個人對待,而不是皇帝對待。當年明月是滿足了人羣歷史中的人是鮮活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冷冰冰的,他們有性格,有脾氣,真實而不虛假,不做作。我覺得足夠說明了當年明月文筆很好,用通俗語言寫明史,讀者愛看。但是他只是歷史愛好者,對明史遠談不上精通,假如不是這本書,很多人一輩子也不會讀一本歷史書。 普及一些通史就完成了這本書的使命, 是那些高處不勝寒的專業類書所不能比擬的。 所以目前的知識付費就也很大程度上承擔了遮掩的引導興趣的作用。 若不是聽某經濟學課程,我大抵也不會去買一本經濟學入門的書。好答案,好講評,佩服評者。專業與通俗本是認知程度不同的階段,讀者也需要理性全面的讀物,相信隨着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寬容度的發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會越來越客觀,越來越減少自我好惡。
有一說一,目前爲止蘇德戰爭最好的通俗讀物依然是《東進》,這本書就是專業人士寫的專業性極強的通俗小說,每個細節都有出處,以至於至今的真學術著作也經常大量引用其段落。在通俗史學更發達的歐美,出產的這種通俗專業讀物會很多。
可能是因爲《明朝那些事兒》俗語通俗讀物,就好像看小說一樣,你能讀的下去。我之前看了一個寫宋朝歷史的書籍,裡邊分析了宋朝的各種制度,軍事,文化,科舉,法律,人文等等,裡邊的內容相對比較專業晦澀,我實在是看不下去
明朝那些事不是史書啊,偏小說,看看就好,哪有這麼嚴瑾,也不用這麼嚴瑾,有點像三國演義吧。這部書我前前後後看了大概七遍,每一次看的心態都不同,看到的東西也不同,作者的很多觀點,給你剖析出來的一些歷史事件背後的東西其實對於很多人認識歷史認識人性非常重要一部優秀的史學作品,最最重要的不是文筆,不是所謂的“客觀”,甚至不是所載的史實是否一定符合“真實”(參見希羅多德《歷史》的序言說明)——而是作者深入其間所感受到的宏大情懷即“史詩感”,並將之二次濃縮、匯聚成普世可接受真理後的“真相再現”。我朝二十四史,價值最高的公認就在前四史,後面的雖非不堪卒讀,但因爲摻雜了較多“爲帝王將相樹碑頌德”的內容,而可讀、可借鑑性大減。一部《史記》,其最閃光的所在,難道不是每篇末後的“太史公曰”嗎?因爲創作者能夠做到最基本的忠實記載,且不屈從於強權壓力,所以後世讀者才能做到對前世事件最客觀的“借鑑”,“以史爲鏡而知興替”才真正具備操作的可能。所以“苟其身而不正”,何能以史正人?作者的胸襟氣度、視野見識,決定了他的史學作品的真正價值。反言之,一部堪稱偉大的《歷史》,其背後必然有一位同樣偉大、特立獨行、中行而不倚的創作者。以下舉例:子思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孟軻言:“五百年而有王者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吾何爲不豫哉?”太史公:“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希羅多德總結:“我們的作品,不是爲滿足統治者一時的興趣嗜好,或迎合其‘美名’,而是要垂諸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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