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英雄 | 歷史不會忘記：國家疫情治理史上的北大往事

自誕生之日起，北京大學就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聯。戰爭時期如此，和平時期如此，災難面前也是如此。百廿年來，無數北大人薪火相傳，前赴後繼地投入到國家疫情治理中。今天，我們選取了歷史長河中的五個節點，在當下這個特殊的時刻，與你一起重溫中華民族疫情治理的點滴瞬間。這些縮影，記錄了北大的光榮往事和北大人永恆的家國情懷。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人民憑藉其耐心、意志、勇氣和智慧，能夠戰勝阻礙其前進的一切挑戰！

“國士無雙”伍連德

1910年10月末，清王朝進入了最後一個冬天，一場百年不遇的鼠疫從西伯利亞肆虐而至。這場鼠疫在四個月內波及中國五省六市，死亡人數高達6萬餘人，王朝末日之頹喪更加深了鼠疫之慘烈，彼時的東北已是人間煉獄。

由於當時東北已在日、俄兩國勢力範圍內。日俄兩國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爲由，要求派軍主持當地防疫事宜。關鍵時刻，華人第一位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挺身而出，歷史的使命就這樣壓到了這位剛過而立的青年人身上。作爲醫學博士的伍連德很清楚鼠疫的兇險，但他更明白若任由疫情發展，中國將變成第二個黑死病下的歐洲。出於國土主權的危機感和醫者的職業道德，他必須迎難而上。

青年伍連德率領由醫生、軍警、雜工組成的“二流隊伍”，在今人無從想象的艱難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醫學才能和領導藝術，一方面與日俄斡旋，另一方面採取了富有成效的系列措施：加強檢疫，隔離疫區，控制交通，滅殺病源，廣泛宣傳發動羣衆，建立隔離醫院收治患者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國家科學防疫行動，當年的經驗幾經改進綿延至今，依然出現在現代中國疫情治理的諸多場景中。

肆虐歐洲4個世紀的鼠疫在伍連德到達東北67天后就被控制並撲滅了。鼠疫過後，在他的積極倡導下，中國建設了第一家自己的現代化醫院——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1935年，因在鼠疫的流行病研究和預防控制上的巨大貢獻，伍連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爲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1918年1月27日醫院正式營業這天，站在蕭瑟寒風裡的伍連德也許未曾預料，這座由他一手建立起來的醫院連同他本人一起，就此成爲北京大學百年來參與國家防疫事業的開端，被歷史所銘記。

敢叫日月換新天

鼠疫，於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再度席捲而來。1949年10月末，爆發於察北的鼠疫已威脅到北京安全。在黨和政府的動員下，時任北大醫學院院長的胡傳揆帶頭在醫學界進行響應，附屬醫院60名醫生和170名護士加入防疫隊；醫學院20名醫師和75名護士成爲封鎖檢疫人員（來源：人民日報，1949-11-05）。在政權初建與資源短缺的雙重約束中，北大醫學人與首都人民奮戰四十餘天直至抗疫戰勝利結束。

這場戰鬥使23歲的黨員學生顧方舟堅定了獻身公共衛生事業的決心，兩年後他公派留學蘇聯。彼時，一位21歲的寧波姑娘考入北大醫學院，她的導師樓之岑在一個月前剛被邀請到藥學系就職，未來的海淀學院路上因此又多了一位工程院院士。

建國不久，國家開始治理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慢性傳染病。1954年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研究控制麻風病和梅毒等性病，所長人選正是那位行動果決的北醫院長鬍傳揆。在主持北醫繁重工作的同時，胡傳揆夜以繼日參與制定全國防治麻風病規劃，其團隊相繼提出“積極控制，防止傳染”防治原則，制定“查、收、治、管、研”綜合性防治措施，在全國建立起較爲完善的麻風病防治體制。到本世紀初，中國麻風病治理已取得了歷史性勝利。

1954年，當胡傳揆院長開始研究麻風病時，甘肅學生魏承毓從醫療系畢業並在幾年後受命研究霍亂防控，最終幫助國家實現對霍亂的有效治理；上海人陳育德剛考入北醫衛生專業，在此後的人生中對我國公共衛生事業做出巨大貢獻。

次年，顧方舟學成歸國，多地暴發“脊髓灰質炎”，在國內，這種病俗稱“小兒麻痹症”。顧方舟團隊受命研究該病，僅用四年就研製出了活疫苗。爲了檢驗其對人體有無副作用，這位在出國留學歡送宴上敢向周總理主動敬酒的年輕人竟然自己喝下疫苗溶液。爲了驗證疫苗對兒童的效果，他不滿一歲的兒子顧烈東成爲中國第一個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1960年疫苗開始推廣，無數兒童因此免於致殘，“糖丸”成爲幾代人的兒時回憶。2019年初自稱“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的顧方舟逝世，在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之際，他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

顧方舟歸國的同年，那位來自寧波的姑娘順利畢業，隨後在全國血吸蟲病防治運動中由樓之岑教授指導完成半邊蓮和銀柴胡的生藥學研究，屠呦呦這個名字，第一次公開出現在中國醫學界。1969年她接到代號“523”的緊急任務進行抗瘧藥物研製，三年後其團隊在青蒿中提取到了被命名爲"青蒿素"的結晶體，後來又合成雙氫青蒿素，這項發明被認爲挽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畢業六十年後，這位曾罹患肺結核又頑強存活下來的姑娘因"青蒿素"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爲中華兒女與中國女性的驕傲。

建國以來，鼠疫、霍亂、麻風病、瘧疾等在中國歷史上流行已久的傳染病相繼得到控制，甚至被根除。代代北大醫學人延續着歷史使命，憑藉家國情懷和專業學識，與他們的中國同袍們一道讓中國傳染病防治狀況在短短几十年內“日月換新天”！

英雄壯志義填膺

1955年，當顧方舟和屠呦呦走上工作崗位時。一名來自醫學世家的南方小夥考入北京醫學院（注：1952年北京大學醫學院獨立爲北京醫學院，後屢經變遷，現爲北京大學醫學部）開啓了傳奇的醫學生涯，比起師兄師姐來說，他的高光時刻姍姍來遲。

2002年末，一種詭異的怪病打破了新千年的歲月靜好，這就是後來令人談之色變的“非典（SARS）”。疫情首先在廣東爆發，彼時，當年那個破了全國男子400米欄記錄的南方小夥已是年近古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他叫鍾南山，在廣州直面“非典”。通過研究，他代表團隊宣佈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可能是“非典”的真正原因。公開資料顯示，這份聲明的背後受到了當時個別持不同觀點的政府部門和學界專家的巨大壓力。在父親墳前沉思良久的鐘南山最終選擇了“堅持說真話”，爲疫情防控爭取到寶貴時間。經此一役，無數中國人記住了這個名字，並將這份信任延續至今。

隨着疫情的擴散，北京淪爲了重災區。1918年伍連德博士所建立的北京中央醫院已變遷爲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綜合性三甲醫院。但由於當時沒有傳染病房，傳染源難以阻斷，醫護人員受到嚴重生命威脅。即使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這座“模範的平民醫院”（創始人伍連德多年前的期望）也沒有拒診任何患者，全院員工義無反顧地戰鬥至院內污染嚴重而被迫整體隔離。短短二十天內，全院93名員工被感染，丁秀蘭醫生、王晶護士不幸犧牲，永遠安睡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烈士靈堂。

“非典”結束後，據統計，包括人民醫院在內的北京大學附屬的六家醫院約2000名員工，在非典期間抗起了首都近1/3救治任務。其中，僅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這三家綜合醫院就診治確診“非典”病人549例（中國內地累計病例5327例）。

醫院之外的第二戰場上還有大批北大人在與“非典”進行着生死較量。北大公共衛生學院的曹衛華、詹思延等青年教師火速趕赴北京各區縣擔任指揮工作；陳育德、魏承毓等老專家則再度出山組成了二線專家組，針對一線遇到的問題提供指導，有效控制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基礎醫學院成爲科研攻關主戰場，藥學院積極開展藥物研究，第六醫院牽頭啓動我國的第一個大型災後心理保健服務項目，基因試劑盒等成果紛紛涌現。職責所在，萬死不辭，在這場交織着光榮與痛苦的“非典”戰役中，北大人從未退卻。

重洋萬里赴戎機

2003年，當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悼念因“非典”殉職的急診科丁秀蘭醫生、王晶護士時，人羣中的呼吸科醫生曹寶平第一次對英雄主義有了切身之感。幾年後他轉入英雄同事的科室繼續工作，並在11年後的2014年遠赴重洋，代表北京大學參與國家援助西非地區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是一種致死率遠超“非典”的烈性傳染病，其在2014年的爆發對全球衛生體系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積極開展了援非抗擊埃博拉行動，在國家統一部署下，北大人以派出醫療援助、進行專項科研等形式積極投身到這項國際救援事業中。

作爲第三批中國赴幾內亞抗擊埃博拉專家組成員，曹寶平深入臨牀一線參與會診救治病人。此外，他還與中國駐幾內亞醫療隊一同編寫了《幾內亞瘧疾防控知識問答手冊（中文版）》，協助醫療隊充實更新原《幾內亞華人埃博拉防控手冊》。

曹寶平的北大同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危重醫學科主任麼改琦早於他一個月出發。她參加當地醫療隊門急診值班，對駐地醫療隊開展埃博拉感染控制培訓以及常見傳染病培訓，針對當地華商、中資企業開展埃博拉防控的健康教育培訓等，在WHO例會上很好地體現了中國醫生的風采。

除此以外，北大人對抗擊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貢獻也體現在幕後科研工作者的醫學研究上。北京大學藥學院天然藥物及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周德敏、張禮和團隊發現了三萜天然產物廣譜抑制流感、埃博拉和HIV等病毒感染的共性作用靶點和機制。病毒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入選了2017年“中國科學十大進展”，並發表在Science Advances期刊上。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北京大學在抗擊埃博拉疫情事業中所作的貢獻，正是中國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縮影，反映了新時代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擔當。

迎戰新冠啓新程

2020年春節前夕，武漢正式宣佈“封城”以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此規模的防疫行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第一次。防疫戰中的關鍵人物，仍是那個“只會說真話”的校友鍾南山。今年，他已84歲高齡。

1月20日，鍾南山“肯定（新冠肺炎）人傳人”這段採訪瞬間傳遍大江南北，人們對疫情的態度陡然警惕起來。與此同時，他的母校北京大學已在默默集結醫護力量。1月26日隨着國家一聲令下，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等三家綜合性附屬醫院共60名醫護人員第一批馳援武漢。隨着疫情的不斷髮展，2月1日，北大再度派出由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劉新民、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黨委書記趙越、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帶隊，由12名醫管人員組成的第二批醫療隊支援武漢。此後又在2月6日、2月7日各派出一支援鄂醫療隊。至2月25日，北京大學共派出四批453名醫護管理人員“逆行湖北”，人數佔北京援助湖北醫療隊的一半以上。

公共衛生戰場，王洪源、龐元捷2位教師以及11名研究生志願者支援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疫情數據統計和分析工作，晝夜不歇地持續奮戰在分析全國疫情工作一線。17年前抗擊非典時還是青年教師的詹思延、曹衛華等人現在已是北大公衛的中堅力量，與他們的同事一起做了大量疫情分析研判工作、城市防疫指導、科普知識宣傳工作。

此外，還有很多科研團隊正在積極開展針對疫情的科研活動。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袁曉如研究員領導的可視化與可視分析實驗室通過網絡在全國各地分工協作完成了多個疫情數據的可視化的工作。基礎醫學院系統生物醫學研究所林志強/呂丹/遊富平課題組致力於合成一種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廣譜抗病毒納米藥物，目前正在開展相關工作。

與抗擊非典時相比，北大人在本次疫情中動員覆蓋更加廣泛，響應程度更加熱烈，參與縱深更加延展。丁倩、柳凌華等北大學生聯合其他高校學生髮起“高原鵝——高校學生援鄂行動”通過網絡平臺籌集資金與物資，支援湖北，276所高校的876名學生參與其中。佘金燚、黃雨佳、熊夢瑤等一批青年學生在家鄉主動報名，志願奮戰在抗疫基層戰線。

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北大人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役中再次踏上參與國家防疫新的征程。

參考資料：

1、吳勇：《伍連德與中國鼠疫防治》，中國日報網專欄2019-11-15

2、艾智科：《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防疫網絡與社會動員——以1949年北京市應對察北鼠疫爲例》，《黨史研  究與教學》2011-3期

3、《胡傳揆：爲國人健康效力》，北京大學新聞網2019-11-4

4、《“糖丸之父”顧方舟：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新華網2019-01-07

5、《祝賀北京大學校友屠呦呦獲2015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北京大學新聞網2015-10-05

6、《醫者鍾南山》，《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37期

7、《非典十年記憶》，《北京大學校報》2013年第1322期

8、《我院曹寶平副主任醫師深入幾內亞臨牀一線工作》，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官網2014-11-15

9、《我院危重醫學科麼改琦歸來完成援非開展埃博拉病毒病救治任務》，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官網2014-10-12

10、《北大3項成果入選2017中國科學十大進展》，北京大學新聞網2018-02-28

11、《427人超強陣容！北大醫學先後派出四批援鄂醫療隊阻擊疫情》，北京大學新聞網2020-02-07

12、《北大公共衛生學院戰“疫”紀事》，澎湃新聞2020-02-14

13、《科研攻關助力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澎湃新聞2020-02-09

來源：北大新青年微信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