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後的武漢，天津該着急嗎？
2020年，一場疫情，讓城市GDP排名也變得不同起來。北方重鎮天津，第三季度GDP罕見跌出前十，排名第十一位。對於天津而言，這樣的成績，是近四十年第一次。
據統計，2020年第三季度，天津GDP總量10095.43億，不及第十名武漢的10326.75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方面，天津同樣恢復緩慢，同比下降16.8%。
對天津而言，不論與自己歷史成績相比，還是跟其他三大直轄市相比，都幾乎處於歷史最低點，甚至還不及今年被疫情“重創”的武漢。
被武漢擠出前十
GDP被擠出前十，這樣的成績讓人意外。但結合近年來發展的趨勢，卻發現天津的失速，有跡可循。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室主任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疫情之下的GDP排名，不具有常規參考性，但天津近年經濟排位下滑背後折射出的深層次問題，值得關注。
2020年一季度起，天津GDP就開始被南京超越，只是在武漢因疫情“掉隊”的情況下，才勉強保住第十名的位置。但2020年上半年，在武漢增速低至-19.5%的情況下，天津GDP僅比武漢高出14億，第十名已岌岌可危。
此次取代天津擠進前十的武漢，復甦勢頭強勁。衆所周知，2020第一季度，武漢受疫情衝擊嚴重，直到前三季度經濟增速仍沒有轉正。不過，武漢GDP總量已接近上年同期九成，同比下降10.4%，回升幅度比全國高出6.8個百分點。
更爲重要的是，2020年前三季度的排位，極有可能延續到年底。
天津今年前三季度GDP爲10095.43億元，同比增長0%。相比前三季度GDP10601億元，同比增長3.3%的南京，總量已少506億元。去年南京GDP全國第十一名，2020年全年大概率會取代天津，進入前十。
具體來看，今年第三季度，天津第一產業增加值爲128.90億元，同比下降3.1%；第二產業增加值爲3353.82億元，同比增長0%；第三產業增加值爲6612.71億元，同比增長0.1%。與第二第三產業強勁回暖的武漢相比，天津第二第三產業的復甦，算得上緩慢。
更雪上加霜的是，疊加嚴厲的地產調控政策，今年不少天津居民明顯感受到，房價降了。
2016年，李明（化名）以130萬元的總價款買下天津市東麗區一套二手房，買完之後房價不斷躥升，最高時達到210萬元。但最近的掛牌價在140萬元左右，基本跌回到4年前購買時的價格。李明感慨，如果算上物價上漲、房貸利息，可能還要賠錢。
事實上，2000年左右，天津有過一段輝煌。那時候的天津，在沿海城市還是一枝獨秀。
1999年到2014年，天津的經濟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2010年到2013年，增速分別爲17.4％、16.4％、13.8％、12.5％，連續多年排名全國第一。2014年至2016年，儘管天津經濟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爲10％、9.3％、9.1％，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肖金成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天津過去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拉動，投資需求下降以後，新的增長動能卻沒有跟上。
圖/圖蟲創意
六年GDP降六位
經濟失速、房價下跌、社會消費總額恢復緩慢……2020年的天津，到底怎麼了？
事實上，6年前的天津，GDP全國排名第5，僅次於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從第五到第十一，天津只用了6年。事情的轉折在於，天津曾經發展的重要動能——濱海新區，出問題了。
2019年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將天津2018年GDP大幅下調近5400多億元。這一降幅甚至與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GDP不相上下。天津GDP排名直接從第六位掉到第十位。
2020年初，天津統計局發佈說明，將2018年GDP大幅修訂原因歸結爲兩點：一是淘汰一批落後產業；二是嚴肅查處統計造假，擠出積累的“水分”。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曾分析，濱海新區近年來享受了一系列的政策。有一些政策刺激了外地的企業註冊在新區，但實際上由於各種原因，註冊後卻在外地經營。這些企業對濱海經濟的帶動不明顯，不是內生動力，屬於統計上的虛高現象。
2017年環保督察對天津的經濟也帶來了影響。對於中央環保督察組的意見，天津市高度重視，對全市企業進行了拉網式排查，查出了近1.9萬家“散亂污”企業，並對其中9000多家污染嚴重、整治無望的企業實行了關停。
主動“刮骨療毒”之外，產業結構的深層調整，也讓不少天津經濟曾經的亮點，逐漸黯然失色。
“一隻機”——摩托羅拉、“一碗麪”——康師傅，曾是天津企業的代表。
早在2012年，伴隨智能手機的普及，位於天津的摩托羅拉工廠被賣給代工品牌偉創力。到2016年，偉創力位於天津的工廠徹底關停。快消品牌康師傅如今的地位和支柱地位，也早不如往日。
夏利汽車曾是中國家庭轎車的開創者和啓蒙者。1983年，國內第一個微型車批量生產基地落戶天津，在政策扶持下，生產基地得以引進日本大發汽車技術。“上海灘頭紅夏利，長安街前黃大發”的車市諺語，正是夏利曾經輝煌的寫照。2018年中國車市步入“寒冬”，汽車行業洗牌加速。夏利也成爲這輪寒冬的受害者。
有報道稱，2020年10月，天津一汽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工廠已停止了作業，而設在一汽夏利公司場地內的天津博郡汽車有限公司也已人去樓空。
一年前，爲獲取生產資質，連年虧損的夏利與博郡汽車成立合資公司天津博郡。夏利方面以相關土地、廠房、設備等資產及負債出資；博郡汽車則以現金出資20.34億元，成爲多數股東。天津博郡同時接收了800多名來自原夏利的員工。而博郡的人去樓空，意味着夏利最後一次自救基本失敗，品牌隕落。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目前天津經濟中，仍有裝備製造業等亮點。除此之外，濱海新區乃至整個天津，在產業結構升級上緩慢，大量依靠鋼鐵、能源、重化工。整個產業，處於產業鏈上端原材料部分佔比過大，下游延伸的高附加值產值佔比較少。
“天津作爲沿海城市，港口一直是整個城市發展的重要依託。近些年天津港的發展，也對整個城市的經濟造成了影響。”陳耀分析。
很長時間裡，天津港一直是北方最大的綜合性港口和對外貿易口岸，進出口規模位居全國前列。2019年，天津進出口總額爲7346.03億元，下降幅度達9.1%，僅排在全國第九位。
2020年8月，海關總署主辦的《中國海關》發佈的2019年“中國外貿百強城市”名單中，此前穩居前十的天津，已被重慶取代，滑落至十名之外。
陳耀說，天津港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周邊港口的挑戰，特別是與河北的秦皇島、唐山、曹妃甸等港口，幾乎處在同質化競爭狀態。他認爲，天津應該通過合作整合港口資源，對港口功能進行再定位。比如，集中力量做集裝箱，一般煤礦等大宗貨物可以由周邊港口去承擔，形成分工，不要什麼都做，纔能有效規避同質化競爭。
肖金成則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天津市產業基礎好，但產業鏈不長。天津的相關產業也基本都在本地範圍，產業鏈沒有延伸到河北的其他地方。沒有像長三角地區那樣，城市之間形成互補關係，使得整個區域實現良性互動。
“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以來，北京與河北間的互動頗多，比如冬運會，又比如河北滄州承擔了北京醫藥行業整體的轉移。但天津在與河北的協同發展上，亟待更多作爲。”陳耀直言。
被詬病缺乏活力
天津跌出前十後，在這份名單中，北方城市中只剩下了首都北京。
2019年GDP顯示，以秦嶺淮河爲界，南方地區經濟總量佔了全國64.55%，北方地區只佔了35.44%。肖金成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近年來，北方經濟增長緩慢，佔比下降，重要原因在於宏觀層面需求下降。他說，北方產業結構偏重，更倚重能源和原材料產業，受到的影響更大。
天津對於整個北方經濟的作用，不言而喻。
無法靠投資持續拉動，港口“大進大出”的老路走不通，硬核工業城市天津，該何去何從？
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後工業時代，創新已成爲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智慧社會、數字經濟、智能經濟都依賴於科教資源和高素質人才。
天津當然知道人才的重要。從2018年5月16日“海河英才”行動計劃發佈後，僅隔了一個晚上，“天津引才新政發佈不到1天，30萬人申請落戶”的新聞就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
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年來，到今年8月中旬，天津市人社局在公開回復網友提問時稱，兩年多來，該市共引進人才近30萬人。橫向對比，近兩年，西安吸引人才百萬餘人，長沙也吸納人才七十餘萬。天津的成績，算不上突出。
天津自身對人才吸引力不足？有分析認爲，天津落戶條件中，不能在外地有社保繳納記錄的規定，導致很多想去落戶的年輕人產生觀望情緒。
“當下的天津，其實對吸引人才有重要優勢，天津的教育政策，對於中西部人口大省，特別是北方省份的人才，具有極強吸引力。”劉治彥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通過對2017年國內各省高考人數與985高校錄取人數的統計，在一項關於全國985高校錄取率的排行中，天津以5.81%的985高校錄取率領跑全國，甚至超過了北京。
2018年全國平均211高校錄取率爲6.25%，天津以12.68%位居全國第三，緊追北京（13.99%）和上海（13.58%）。
2019年，全國平均一本錄取率是18%左右，天津則達到35.9%，僅次於北京的36.3%。相比之下，河南、山西、山東等省份的一本錄取機會，還不到天津的三分之一。
然而如此明顯的教育優勢，爲什麼吸引不到人才？肖金成分析，除了薪酬、福利，更重要的是創造對人才的需求，讓人才發揮作用，這纔是根本。
不爭的事實是，天津的經濟活力在全國萬億GDP城市中，並不出色。
在中國社科院和經濟日報社今年共同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天津僅排名46位。這份榜單從經濟活力、營商環境等九個維度，評價城市的綜合競爭力。
相比衆多實力雄厚的大型國企，天津民營經濟一直是短板。2019年，在天津GDP中，民營經濟僅佔三成左右，而在杭州等南方城市，民營經濟佔比高達60%以上，差距相對明顯。
天津應該也意識這一點。今年以來，加大了國企混改的力度。繼“天津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項目推介會”後，天津最近又推出了近30個國企混改項目。
劉治彥直言，相比長三角和珠三角，天津整體文化氛圍偏保守，這對天津未來發展不利。
他說，目前天津亟需發展的緊迫感。“天津要解放思想，要向深圳、上海等城市學習，還要重視吸引人才的宜居環境和風清氣正的營商環境，更加關注民生，更加關注實體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