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李登輝有待商榷

特偵組針對前總統李登輝不當挪用奉天專案基金一案，於偵查終結後，以《貪污治罪條例》的侵佔公有財物罪起訴。此案從爆發到現今，已經超過十年，總算有個結果，似乎也展現了政府肅貪的決心，但若以整個訴追過程與起訴內容來看，卻不免有值得檢討之處。

這起國安密帳案，源於一九九四年，一筆約二億八千萬臺幣的金援南非款項，由國安局從奉天專案中先行墊款，再由每年的預算盈餘中逐年歸墊，而因此筆資金不會顯示於奉天專案上，此筆資金無形中就會消失在帳目裡，讓人有可乘之機。而這筆款項在經過幾次轉手稀釋後，再以捐款方式給了臺綜院，完成了將黑錢洗淨的過程，如此的行徑，不僅無視於預算使用的法定性，更涉及嚴重的貪瀆不法。惟由於所涉人等，皆位居政府要職，只要人在其位，勢必會以其影響力來掩飾，尤其是以總統之尊，於任內又受到憲法不受訴追的特權保護，更難以對之訴追。

因此，此類涉及高層官員的貪瀆犯罪，只有在這些人不在其位，而逐漸失去其影響力時，纔可能究責，也因此，在二○○○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因國安局上校劉冠軍捲款潛逃後，才使國安密帳案曝光。惟讓人不解的是，若從此案曝光到現今，算一算也超過十年，雖然刑事訴訟法並無限定檢方必須於何時起訴，惟若偵查時間拖得太久，不僅相關證物可能因此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必然逐漸喪失，更可能使涉案的相關人等，有機會勾串或湮滅證據，即便起訴，恐也無法定罪，此次特偵組起訴李前總統一案，必得面臨如此的風險。

由於政府組織的一體性，再加以公務體系的上命下從，針對結構性的貪瀆案件，位居下位的執行者，往往會以依法行政、聽命行事者等辯護，且在分工與分層負責的官僚體系下，也會造成責任分散，而無人可負責的情況，更何況這些執行者，有很大的機率，是在不知或受迫的情況下被利用，對之究責，顯然也不公平，所以對於始作俑者的訴追，纔是重點。

惟欲追究位居高位者的刑責，尤其是總統，卻有着更大的障礙，因位居高位者不可能親自執行，也不會笨到以書面的方式要求下級爲不法情事，因此，欲證明其有下令之事實，恐是難上加難。即便已經出事，也可以以「不知情」或「忘了」等，將責任推給下屬。

以此次遭起訴的案件來看，其中的關鍵，即在於李前總統有無指示不法資金的挪用，因此，檢方雖已經查明不法資金的流向，對於經手此筆款項的相關人等，也都調查清楚，但針對李前總統是否有下令一事，卻以「奉天專案基金非總統同意與指示，無人能予以動用」、「事先未得總統同意、他人焉敢動用」等語，來爲下令與共謀之事的證明。

惟在將來審判時，若無更多的證據支持，如總統或以權力高位或以利誘等方式，來迫使下級公務員就範之事實，而單以共犯之一所提供備忘錄，如此片段且未經證實爲論證，必然會遭到被告律師的強烈質疑，基於刑法定罪的嚴格性，法官更可能以罪疑惟輕爲由，對被告爲無罪判決。

特偵組起訴李前總統，可以展現檢方肅貪的決心，更可打破「刑不上高官」的窠臼，而達成執法的公平性。惟案件拖得如此之久，起訴的證據卻如此薄弱，若被告並無貪瀆情事，檢方仍爲起訴，不啻是一種濫權訴追，而凸顯出檢方的恣意與專斷。更糟的是，若被告真有貪瀆情事，卻因檢方未能力行其訴追任務，而讓被告因此獲判無罪，不僅是一種職務怠惰，更折損了檢察權的威信，而不利於未來的肅貪防治。（作者爲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