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廠實習是怎樣的經歷？
2018年畢業生雙向選擇洽談會舉辦，衆多應屆畢業生被吸引而來（資料圖片）。視覺中國供圖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 海
又一次，程佳被關在宿舍門外。
不到半年，她已經十幾次“晚歸”，每次都不得不叫醒不耐煩的宿管阿姨。臨近畢業，她不是出去聚餐，或者唱K到忘記時間，而是從一家互聯網公司實習下班後，能趕上的只剩末班地鐵——這條北京運營到最晚的地鐵線路之一，到達學校附近車站的時間接近零點。
從大二暑假開始，程佳就幾乎沒有中斷過實習，她投出過上百份簡歷。眼下這家“互聯網大廠”是她的第六家實習單位，爲了這次機會，她經歷了3輪面試。現在，再堅持一個月實習就要結束。如果順利，這將是她簡歷上最具分量的一筆。
這段經歷甚至會影響她的求職。智聯招聘發佈的《2020年秋季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企業更偏愛有實習經驗的應聘者，75.4%的受訪企業表示將候選人實習經歷視爲加分項。
對正在準備求職的大學生來說，如果把學歷看作一個“不可變量”，那麼實習就可能是彈性最大、最重要的“變量”，甚至可以成爲在就業市場上逆襲的“硬通貨”。
實習越重要，高“含金量”實習崗位的進入門檻越高。如今，“985”“211”高校已經不再意味着萬能門票，“一週到崗4天”“抗壓能力強”“有相關實習經歷”逐漸成爲標配。
一家投行機構在實習生招聘啓事上明確要求，候選人必須是“頭部985高校”或者“QS前200大學”的在校生，能夠“接受17小時工作制”，“儘量一週七天到”，實習時間需要“連續半年以上”。
程佳慶幸自己覺醒得足夠早：就業激烈競爭的起點不是畢業招聘，而是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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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前，程佳期待大學的課餘生活“有聽不完的講座、參加不完的社團活動，沒課的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但這些最終很少發生，相反，“這屆畢業生比較難”之類的文章總是出現在她手機上，儘管她清楚，這大多是製造出來的焦慮。
決定開始實習，是因爲她“覺得必須做些什麼，讓自己心安”。
她的第一份實習是在一家老牌國營出版社，算是專業對口。她負責維護更新出版社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一篇稿子就是全部的工作內容。
辦公室裡的老師大多是父母輩。“與其說他們是我的‘老師’，不如說他們更像我的‘叔叔阿姨’。”程佳笑着說。
比起工作，老師們似乎更關心她的生活問題，“談戀愛了嗎？”“以後打不打算留在北京？”雖然也有問題會讓程佳覺得尷尬，但她從未懷疑過對方的真誠與善意。
她說在這段實習裡，自己幾乎沒有感受過壓力，老師們每天下午5點準時下班，中午有午休時間。她經常看到，下午2點到4點，有些老師會到樓下打太極拳。
在很多方面，程佳的第一段實習都稱得上順利、舒心。但是兩個半月後，她選擇了離開。她確信，這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雖然輕鬆，但是太沒勁，一點也不熱血”。
從這一點看，中南大學的屈然顯然更“幸運”。因爲朋友推薦，她第一份“正經實習”就進入了當下最“熱血”的行業之一——互聯網，2019年，大三的她成爲大廠的一名人力資源實習生。
和程佳一樣，屈然也很早就決定了大學畢業後，把就業作爲首選。她經常在社交App上刷到各種“大廠實習日誌”，現代感十足的辦公環境、溫馨的休息區、豐富的文創產品，還有“一個月都嘗不過來”的餐食，都是常見的內容。這些圖片被精心拼在一起，加上濾鏡，再曬上最重要道具——工牌，或者拍上一段vlog，看起來這樣的“大廠實習生活”既高端又時尚，很難不讓人嚮往。
“就是看到別人去大廠實習，很眼紅。”當時在她看來，“大廠實習生”就像一種光環，它不僅意味着身份、能力，或者一段只屬於少數人的體驗，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它是一塊金字招牌，足以讓人在求職時領先一步。
梅曉天常年專注實習資訊，在微博擁有130多萬粉絲，“每天都有上百個在校生來諮詢實習，或者求職的問題。”
近些年，他感受到了一個明顯變化，“可能之前沒那麼多人去實習，所以只要是一所好大學的在校生，找實習會是件很容易的事。現在，即便是清北的學生，有時也會遇到困難。”
從他的經驗來看，畢業後想進“好一點的公司”，最好要有3份以上的相關實習經歷。如果實習單位是小公司，或者完全不對口，“相當於沒有”。
“現在幾乎所有的實習都要求至少要3個月以上，每週工作日到崗時間也要求得越來越長，在校生想要刷3段實習經歷，不翹課很難做到。”梅曉天說，“尤其是二三線城市的學生，如果再是競爭激烈的文科專業，的確需要作出取捨。”
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大四學生，在國內排名第一的專業就讀。她的簡歷一共兩頁，其中“實習經歷”一欄佔了一頁多。現在她已經有5段實習經歷，但她決定再刷兩段，“爭取搞到7段”。
她說不出在招聘時，這兩段經歷究竟會有多大用，但她無法不這麼做，“總覺得別人可能會實習更多”。
梅曉天也經常接到一些海歸的求助，因爲國外課程緊，他們沒有太多實習經歷，回國後陸續在春招和秋招中失利。再想補實習時，又發現自己已經畢業，而實習必須有“在校生”身份。
解決方案可謂曲折。疫情期間，一部分國外高校降低了申請門檻。他們只好先拿到這些學校的offer，成爲一名“在校生”，但不去報到入學，然後再在國內申請實習。
兩年前的屈然不必經歷這些糾結。在開往北京的綠皮火車上，17個小時的硬座、嘈雜的車廂，以及夾雜着泡麪味兒的渾濁空氣，都絲毫沒有影響她的心情。一路上她憧憬着在互聯網大廠的生活，應該“很好玩、很有用”，而壓力和煩惱，都會因爲這場即將到來的實習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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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來自中部城市，自嘲是“非著名985高校”的大學生來說，到某大廠的北京總部實習，就像一場朝聖之旅，從進門的那一刻，屈然就開始打量公司的每一處細節。
她發現，自己刷到的那些“大廠實習日誌”並沒有誇張。超大體量的建築下，人羣像螞蟻一樣從自動門裡進進出出。再走近一些，可以看到每個人都掛着工牌，樓下的吸菸區圍着一羣身穿商務套裝的男男女女，正在聊天或者刷手機。
報到時，大樓入口太多，她在外面繞了幾圈，差點迷路，結果趕上了上班高峰。通勤班車陸續開進園區，剎車泵的放氣聲此起彼伏。建築內部，除了一部“高管電梯”，其餘12部電梯前，很多人戴着耳機，端着咖啡，排起長隊。在轎廂裡，她聞到了濃烈的香水和髮膠氣味。
雖然來之前她想象過很多場景，但感官衝擊帶來的震撼久未平息，所有的一切都彷彿在對她說：“歡迎來到精英社會。”
幾個小時後，這種感覺迅速崩塌。
她領到的具體工作是轉發郵件。上崗第一天，一連數個小時，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挪動光標點擊轉發鍵。
“這種無聊的，毫無技術含量的工作，你不僅要做，而且還永遠做不到頭。”屈然苦笑，這與她想象中“熱血”“好玩”的互聯網，相去甚遠。
可即便是這樣的工作，一起實習的小夥伴們也“爭搶着”去做。她所在的工作組一共有60多人，其中有20多個實習生。因爲工位緊張，有人把電腦放椅子上，自己坐在馬紮上辦公，“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多人“工作”太忙，只能擠出午休時間偷偷做學校的事。大家比着加班，上午擠高峰地鐵也要儘量早到，晚上一定要熬到領導走。
一開始，她不太理解，小夥伴們爲什麼那麼努力。後來她逐漸明白，“他們在意的是leader（領導）如何評價他們，而不是在這裡學到了多少東西。”
“他們有些是爲了轉正，有些是迫於leader的壓力。”屈然感嘆。她後來瞭解到，這個工作組最終沒有一個人轉正。
實習生間也有競爭，她不止一次聽到有人對“努力”的不屑，轉而看好一項高級技能：如何悄悄推卸自己責任，並在leader面前搶功。
相比之下，她的工作要“快樂”許多。除了轉發郵件，她還承擔了給組裡兩個leader收發快遞，送文件，貼發票的任務。甚至兩個leader的外賣，也“盡在掌握中”。
和屈然的想法類似，程佳結束出版社的實習後，互聯網也成了她急切想要體驗的行業。
“當時就覺得可以用一個創意撬動整個世界，可以改變很多事情。”程佳回憶她對互聯網公司最初的印象，“裡面都是年輕人，很自由、有朝氣，每天都在一起頭腦風暴，薪水也很高。”
臨近畢業，得益於之前“刷出”的幾段實習經歷，她成功拿到一家互聯網公司的運營實習生崗位。那時她以爲，這將是她學生時代的一場壓軸大戲。
總體看來，戲是演砸了。她在的小組一共5個人，6個月內，她的直屬leader換了3任，產品換了4個，技術跑了兩個，“最後幹活的只剩下我和一個外包大哥”。
即便如此坎坷，程佳也完全認同自己工作的價值。她參與搭建一個電商主播論壇，經過幾個月的運營，日活從2萬上升到8萬。主播們在論壇上交流心得，分享經驗，活躍度的上升速度肉眼可見。
“我覺得我們做的產品有價值，但是領導看不到，就砍掉了。”程佳攤了攤手，“公司是雙月OKR（目標與關鍵成果法，一種考覈機制），兩個月之內沒達到領導滿意的成效，這個產品就被否了。”
這一度讓程佳感到困惑，隨着產品下線，沉沒在互聯網的海底，那些她確信的自己創造出的價值，到底有沒有存在過？
屈然沒有這樣的煩惱，在她實習的互聯網公司，她承擔的更多是體力活兒。比如，給leader刷魚缸。
魚缸實際是leader的leader的，或者它誰都不屬於，只是長期擺在leader的leader的辦公桌上。可能是心血來潮，leader覺得魚缸髒了，讓她幫忙刷乾淨。
魚缸很大很沉，屈然“刷了一下午”，直到“晶瑩剔透”。
Leader買來魚放進去，遺憾的是，先後三次，全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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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體力好”，屈然得到了代表公司參加校園宣講會的機會，負責“扛易拉寶、抱宣傳單”。除此之外，她總算接觸到了人力資源的核心業務——挑選候選人，這是她第一次以“面試官”的視角，去觀察應聘者。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宣講會上，她坐在臺前，等待應聘者主動上門。一個小姑娘帶着“甜蜜的笑容”走過來，禮貌地遞上簡歷，然後流利地介紹起自己。
“從大一開始，我先後在字節跳動、滴滴和美團實習。”屈然記得這個“宇宙超級討人喜歡”的女生，對方語速適中，邏輯清晰，自帶親和力的微笑從未消失。
簡歷顯示，面前的女生與自己同級，但比自己小了兩歲。這讓她感到“恐懼”，對方面試老到，最關鍵的是，她的實習經歷幾乎無可挑剔。
屈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與別人的差距”。在長沙，她在同學裡算是“覺醒”最早的“少數派”，入學不久就確定了畢業後要就業的打算，軍訓結束後就開始在小公司實習。
她一直以爲自己是“領先”的那一個。現在，看着擺在眼前的簡歷，她停頓片刻，然後默默在空白處標註上“A+”——一個她清楚自己得不到的評級。
屈然的第二段實習在另一家互聯網大廠，崗位同樣是HR。這次她主要負責篩選簡歷，約候選人面試。
她觀察到，不同的業務leader會有不同的人才偏好，有人喜歡高學歷，有人更看重論文發表情況，也有很多人執着於“大廠實習經歷”。
一個業務leader明確告訴她，自己只考慮“有大廠實習經歷”的候選人。她找到幾個清北學生的簡歷，雖然沒在大廠實習過，但感覺很有潛力，“牌面很好”。
“這幾個都是清華北大的。”屈然把這個推給leader，特意說明。
“咱們不缺。”對方輕描淡寫地迴應。
再往後，她逐漸理解了這個leader的底氣。公司的人才庫裡，投遞過來的簡歷被快速分析，“QS前200”“985”“211”，或者普通一本成爲篩選標籤，各個“大廠”的名稱也會被設置爲關鍵詞，高亮顯示。
“那些高亮的簡歷實在太多了，太多優秀的人。”屈然說她再次被刺激到，“以前真不知道人與人的差距可以這麼大。”
在自己公衆號的一篇文章裡，她總結幾段實習經歷，告誡學弟學妹：“如果你只是學歷高，要知道有的是人比你學歷高，而且人家還有實習經驗；如果你是個平凡的‘985’，又沒有小廠實習經歷，那你甚至都PK不過那些有廠子實習經歷的‘211’。”
“認清自身的優劣勢！”她在文章結尾寫道，然後奉勸學弟學妹們儘早實習。
就像“打怪升級”，實習也需要一步步向上爬。如今，越來越多的大廠在實習生招聘，尤其是涉及主要業務線時，也會註明“有相關實習經驗者優先”。
實習越重要，門檻越高，就越有人想走捷徑。閒魚（一個二手商品交易平臺）上，可以輕易搜到各種“付費內推實習”“××暑期實習名額”的內容。一件聲稱可以幫學生把簡歷直推到投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top券商”，定價100元的商品，在4月，一共售出1150份。
而一個互聯網大廠正式實習生的內推名額，則被賣到2.5萬元。
據媒體調查，這些付費服務裡，同學們買到的大多都是“假導師”，或者一段無據可查的“假實習”。
最焦慮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的劉楠也搜索過這些商品。她清楚這些“都不靠譜”，但還是忍不住想要了解。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她待在家裡整日不能出門。那時她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些抑鬱”。她想起自己曾經參加過的一場大廠羣面，“七八個人裡，只有我一個本科生，其他全部都是北清復交的碩士，或者英美海歸。”
後來，她不得不嘗試了自己從未認真考慮過的考研。從2月到5月，她買了10本考研的書，“一星期看一本”，但“都沒進腦子”。
“我覺得自己很廢物，幹什麼都不行。”劉楠嘆氣。
拼不過學歷，只能拼實習。那年武漢解封不久，劉楠就趕回了北京。學校不能進，她在外面租房，一邊上網課，一邊找實習。
幾乎在同一時間，程佳實習的項目突然“倒閉”。小組解散，實習生的處境變得尷尬起來。“那幾天我只需要每天早上在工作羣發一個‘到’，當天的工作就算結束了。”
實習突然中斷，迴歸大學生活後，反而讓她感到各種不適應。她開始投暑期實習的簡歷，也都收到了大廠的面試邀請，“但莫名其妙地都是一面之後就再沒消息”。
“是不是我的學歷太低了？”程佳發現身邊人都在準備考研，這個堅定的“就業主義”選手，也在自我懷疑中開始搖擺。
她加入了考研大軍，每天早起跑去圖書館或者自習室搶座，啃書。
半個月後，她選擇了放棄。
“已經太晚了，我真的不是那塊料。”她說，“還是得拼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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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桃的學業計劃也被疫情打亂。她在一所美國常青藤高校，念計算機相關專業。疫情期間，她不得不回到國內，在國內找實習。
有時，她會感到明顯差異。到國內互聯網大廠面試時，面試官喜歡問“有沒有做過項目，有沒有實習經歷”。她參加過硅谷科技公司的實習生面試，面試官更關心的是“你的創新精神，你如何跟團隊合作，以及你的實習規劃等”。
“他們不會在意你快速上手的能力有多強，反而會把你當做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小白來看待。”陶桃總結，“國內的互聯網公司，恨不得要求你一來就要什麼都會。”
她的一個同學，成功應聘了國內一家互聯網大廠的實習生，“上午入職，下午就開始接需求”。Leader曾多次提示，公司每天付薪水，不是讓實習生來學習的。
劉圓圓承認自己也喜歡能“快速上手”的實習生，她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一個業務負責人，另一個長期身份是“實習生導師”。
“我覺得‘快速上手’能力可能有兩層含義，一是他來了直接就能幹活，二是他來了能很快適應。”她解釋，“團隊確實需要能直接接手一些事情的（實習生），但他再能幹，能比得上一個兩三年的熟手嗎？”
這些年，她見過很多“前慢後快”的實習生，他們前期上手慢，但是在慢慢調試、學習後，忽然在某個節點，開始爆發能量。
“如果不給他們窗口期證明自己，可能就廢掉了。”劉圓圓說，“我更看重這種‘快速上手能力’，是能儘快找到狀態，而不是儘快做出成果。”
陶桃瞭解到，國外的公司一般都有更加成熟的實習生制度。導師是一對一的，實習時間也是根據假期設置，比如暑期實習，通常是12周，剛好是個完整的暑假。如果表現好，可能會被直接轉正，如果在大二，公司也會發出明年繼續實習的邀請。
“你會覺得自己雖然是實習生，但是是被尊重的。”陶桃說。
在一家“大廠”實習時，劉楠也曾感受過這種“尊重”。入職不久，leader就告訴她，部門只有一個轉正名額，“我看好你，那個名額就是你的”。
後來她得知，一起實習的小夥伴，幾乎每個人都得到過類似的暗示或者許諾，“我們像牛一樣幹活兒”。
“不僅要自己幹得好，還要說別人幹得不好，可能還要防備着別人比你幹得好。”她翻出一個白眼，“哼”了一聲。
實習臨近結束，leader忽然宣佈，轉正名額經過調整，沒了。
“你們都可以轉正成外包。”leader向實習生們建議。
失去轉正機會的原因有很多種。屈然曾聽她某一任leader講過一個故事：這個leader帶過一個實習生，然後告訴他“每天只要把活兒幹完，（晚上）7點就能走”。實習生照做，最終的結果是沒有被留用。
“他各方面都挺優秀，就是不會主動要活兒。”leader感嘆。
程佳的自尊也被互聯網“洗禮”過。在實習到中段時，組裡來了一個清華大學的實習生。因爲工位緊張，leader提出瞭解決方案：要求她和另外兩個實習生共用一個工位，新來的清華學生單獨用一個。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3個人每天擠在一個工位上，尷尬地彼此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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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互聯網大廠實習回校後，屈然堅定了以後創業的想法。不過，她雖然說不出自己在大廠裡到底創造出了什麼價值，但她明確感受到了自己的變化。
“就像在衡水中學待了一段似的，感覺自己很多地方都被教育到了。”她感嘆。
首先改變的是“看人看事”的態度，以前她認爲的身邊的那些“牛人”，總是鋒芒畢露，實習回來後，她不再覺得他們厲害了。
她忽然發現過去的自己，“做事非常幼稚”。現在做事更有邏輯，考慮問題也更全面，人際關係處理的也更妥當。“更理解等級制度了，也懂得按規矩辦事有多重要。”
最大的變化是，她比以前更加看重效率和執行率。
“回來以後語速都快了很多。”她笑着說。
劉圓圓帶過的實習生裡，有些高中畢業後就到過大廠實習。還有很多小朋友，會不斷刷新她對“優秀”的定義。
“我們那時都是上班後，纔開始瞭解工作內容。”她說，“現在這些孩子的擇業觀、職場能力、職場思維方式，甚至他們的心態和抗壓能力，都比我們那時超前了太多。”
儘早實習，在職場快人一步，但太過成熟，有時也會讓人變得世故、功利。
劉圓圓見過一個實習生，從大一開始寫公司的產品體驗，“寫成了一本書”。甚至公司的一些大事，公司架構都如數家珍。還有些學生，來實習不是爲了體驗，或者提升能力，他們做的所有事有且只有一個目的：成爲正式員工。
“我覺得周圍的實習生比我還要務實，都不談理想。”劉圓圓有時會問他們，有沒有點高遠的東西？在校園裡聽聽講座、談場戀愛，或者到圖書館看點閒書。
她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沒空”。
事實上，她不會用一個靜態指標去評判一個人。
“我們不會以一個數字目標去評判一個實習生做得好不好，可能他爲了這個數字好看些，不正直了。”劉圓圓告訴記者，“我們更看重一個人的品質，我認爲越正直，越開放，其實你的路會越廣。”
在實習的角鬥場上，程佳、屈然和劉楠都曾經想成爲勝利者。終於要畢業了，她們都已經筋疲力盡，選擇“躺平”。
屈然還記得自己在互聯網公司實習的最後一天，當時因爲和leader鬧翻，她早上6點多起牀，趕在所有人之前來到公司，打包走人。
在回長沙的火車上，同樣是17個小時的硬座，她發燒了，來北京大廠實習的興奮和憧憬早已煙消雲散，換做忽冷忽熱的身體，以及滿心疲憊。
程佳總結了自己在互聯網大廠的實習收穫：她在畢業論文裡，用了很多“互聯網黑話”，被導師誇獎“用詞專業”。
實習收穫還有一段感想：“再也不羨慕互聯網大廠，越來越不喜歡上班，越來越想逃避，太累了，身心俱疲。”她曾經嫌棄不夠“熱血”的國營出版社，又重新成爲她的羨慕對象。
畢業招聘時，程佳想回老家，一座南方沿海城市。她投了家鄉的房地產公司，和教育培訓機構，但都因爲沒有相關實習經歷被拒絕。
最後，她入職了北京的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她猜測，是實習經歷幫了她。